《詩詞曲賦文·贈羽士》原文與賞析

 

胤 禛

身在蓬瀛東復東，道參天地隱壺中。

還丹訣秘陰陽要，濟世心存物己同。

朱篆綠符靈寶箓，黃芽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云外，鶴馭優游遍泰嵩。



羽帔翩翩冷御風，醮章長達上清宮。

化龍有技蒼云繞，跨鶴無心顥氣通。

玉屑駐顏千歲赤，丹砂養鼎一爐紅。

真機妙諦因師解，何心羅浮訪葛翁。

《贈羽士二首》為雍正皇帝尚為皇子和碩雍親王居于藩邸時所作。雍正(1678—1735)，在康熙三十五個兒子中居于第四，賜名胤禛，在諸皇子謀奪儲位時，就十分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算命。他抱著“爐中若無真種子，總遇神仙也枉然”這種對自己有無機緣的考驗和期望，囑奴才戴鐸詳細向道人卜問，得到的回答是：“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將主子問他，以卜主子。他說乃是一個‘萬’字。奴才聞知，不勝欣悅，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見主子時，再為細啟知也。”在當時，康熙諸子緊張角逐皇儲地位之際，道士的卜辭無疑如冥冥上蒼給他以安慰，他對道教自然信之彌深。他與道士結交，了解老氏之學。在他的《藩邸集》中收錄了這首《贈羽士》(二首)及《群仙冊》(十八首)，記錄了他對道家的認識和要求。“羽士”，即道士。

《贈羽士》(二首)的大意是：

神仙道士住在東海北岸的蓬萊仙山，參透了天地之道而隱身于壺中。在這里，雍正用了一個壺公的典故。相傳壺公是道教神仙，不知其姓名。《神仙傳》載，東漢時他曾賣藥市中，常懸一空壺屋上，日入之后，輒跳入壺中，人莫得見。這些道教神仙，懂得煉丹秘訣和陰陽之要，心存濟世之旨把物己等同為一。他們用一種筆畫屈曲，似字非字的圖形，道教稱之為符箓，來驅鬼鎮魔壓邪。又用黃芽、白雪這些煉丹的基本材料煉出丹藥來滋養人體。“黃芽”，指鉛汞同置土制的鼎中，乃生芽狀之物，其色變黃，呈生機方萌之象。或指內丹借用為靜中有動的象征。而他們自己卻只持一瓢、戴一笠云游天外，騎著仙鶴優游于座座名山。

他們披著鳥羽制成的衣服，駕著清風翩翩而來; 或許到那歷代天師的道場和祀神之所上清宮去赴法會。他們有著化龍的神技，周身蒼云繚繞;他們漫不經心地騎鶴一縷白氣上升。他們玉屑駐顏千年不老; 他們的鼎爐中煉丹之火正通紅。道教的玄機真諦要靠他們這些道士來傳授，心向羅浮山去拜訪葛洪仙翁。“葛翁”，即東晉的道士、道教理論家、醫學家、煉丹術家葛洪，字稚川，號抱樸子，曾攜子侄至廣州，止于羅浮山上煉丹，在山積年而卒。

這兩首詩清楚地表明了雍正與道教的關系，他如此地恭維 “道參天地”、“玉屑駐顏”的羽士仙客;如此真心實意地向他們尋求篆符寶箓; 如此興味深濃地觀看道士們的鼎爐煉丹。他描繪出一幅清妙神奇的仙人畫圖，羽帔翩翩、化龍跨鶴、蒼云顥氣、優游浮云的形象歷歷在目，真可呼之欲出了。

當皇子胤禛真的成為雍正皇帝之后，他是不可能忘記與道教的玄機奇緣的，也更明白道教對自己統治國家是有所裨益的。即位期間，他令總督查詢終南山的鹿皮仙;命巡撫訪尋四川的龔仙人; 雍正八年召來河南道士賈士芳為其治病; 后又召道士婁近垣為其療疾。病愈之后，雍正對婁大加封賞： “有法官婁近垣者，為朕設壇禮斗……又以符水解退，余邪渙然冰釋，朕躬悅豫，舉體安和。婁近垣一片忠悃，深屬可嘉，因賜以四品龍虎山提點，司欽安殿住持。”但是，雍正對道家始終是利用，并不單純看重道家的思想。

雍正不僅崇道，而且崇儒、崇佛，而他的“崇”完全是建立在“用”的基礎之上。他尊孔崇儒，初登帝位便獨出心裁地封孔子為五世祖為肇圣王、高祖為裕圣王、曾祖為詒圣王，祖父為昌圣王，父親為啟圣王。還敕封關羽為 “忠義神武關圣大帝”。孔子為文圣、關帝為武圣，實際上是被利用來維持封建秩序，推行尊卑綱常。在他看來儒所倡導的禮法倫常、忠孝節義確是終保清王朝萬世罔替的精神武器。雍正還崇佛敬釋，他有這樣兩首參佛的詩：

元夕過僧寺

步入東林月滿壇，逶迤曲徑繞平欄。

禪心清凈塵心遠，燈影幽微幡影寒。

香煮玉泉分茗碗，靜依寶筏坐蒲團。

廟堂不系偷閑客，得向宗門舉話端。

妙高堂

碧峰項上結茅廬，可擬巢由物外居。

云變白衣眼底事，風翻貝葉案頭書。

性天融合無今古，心月圓明徹太虛。

睡起北窗時一嘯，千山答響自如如。

第一首詩寫他在正月十五夜晚，靜坐蒲團之上，遠離塵世，問教佛門。盡管朝堂事繁，也系不住他的禪心偏向觀音寶筏。向佛之心彌篤，溢于言表。第二首詩寫某處妙高堂上，眼前白云變幻為慈悲的觀音，桌上佛經被風披拂，他認為自己已經到了 “性天融合”，就是佛教禪宗中說的 “明心見性”。悟佛之心明徹，可謂 “心月圓明”。在公元1712—1713年間，正是康熙諸皇子爭奪皇儲位置空前白熱化的時期，胤禛卻在此時證果，悟得佛性。他采取的是外和內爭的迂回策略。他自號破塵居士，又稱圓明居士; 自比 “釋主”，自視 “野僧”; 親自說法、收門徒談佛;用文覺禪師參議國事;召開法會，“親履道場”。但他乘承乃父康熙所倡“一切僧道原不可過于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后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對于崇佛很會節制。鑒于儒、道、釋三教有許多共同的東西，雍正認識到“三教之覺民于海內也，理同出一原，道并行而不悖。”面對著重重的宮廷矛盾、復雜的社會現實，他清楚單憑一種教義的力量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統治維系得天衣無縫的，所以，雍正公開下旨宣揚闡述三教合一的道理。他說：“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如異旨，無非欲人同歸于善。……三教雖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專長，其各所長，各有不及處，亦顯而易見。”所以，雍正提倡三教合一的動機是十分明確、自覺的，目的在于強化封建末世的上層建筑，也為了使自己的靈魂在宮廷陰謀中進退有據。

這樣看來，《贈羽士》(二首)，無非是雍正三教合流思想中的些微端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