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籍、寓言故事·自業力活》原文與賞析

昔波斯匿王，于臥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作是言：“我依王活。”一人答言： “我無所依，自業力活。”王聞此已，情可于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從言：“我今當使一人往者，重與錢財、衣服、瓔珞。”于是尋遣“依王活”者，持己所飲馀殘之酒以與夫人。爾時，此人持酒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會復值彼“自業活”者，即倩持酒往與夫人。夫人見已，憶王之言，賜其錢財、衣服、瓔珞。還于王前。王見此人，深生怪惑，即便喚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 “我使汝去，云何不去?”答言： “我出戶外，卒得衄鼻，竟不堪任;即便倩彼，持王殘酒以與夫人。”—— 王時嘆言： “我今乃知佛語為實，‘自作其業，自受其報’，不可奪也。”

《自業力活》選自 《雜寶藏經》。《雜寶藏經》 舊題 “元魏 · (西域) 吉迦夜共曇曜譯”。

《自業力活》這則寓言故事，意在勸人不要與業力抗爭，宣揚佛教 “自作其業，自受其報” 的因果報應。釋迦牟尼主張一切事物都由因緣和合而成，都生于因果關系，同樣，人的生命和人的命運，也都是自己造因，自己受果、釋迦牟尼在他的業報輪回說中宣揚業力是眾生所受果報的前因，是眾生生死流轉的動力。眾生的行為和支配行為的意志，從本質上說就是業力。“業”，是行動或作為的意思。做一件事先有心理活動，為意業;后發之于口，為口業;表現于身體上的行動，為身業。釋加牟尼認為，眾生的身、口、意三業往往是由無明即無知決定的。業，體現著力量和作用、功德和過失。釋迦牟尼認為業力的影響是不會消除的，眾生所作的善業和惡業都引起相應的果報。

寓言故事的主人公是波斯匿國王。這位國王聽見兩個“內官”(即近侍)爭論對人生的看法： 一個說： “我依王活。”一個說： “我無所依，自業力活。”說： “依王活”者，對人生的看法不符合佛理，是世俗的看法，這是由于 “無明” 即愚昧無知而造成的。說“自業力活”者，對人生的認識是符合佛理的，是佛教信徒的看法，這是由于 “明”而決定的。兩個人的看法，從佛教教義來看，是相對立的。從國王的“我今乃知佛語為實”來看，他是知道佛 “自作其業，自受其報” 的教誨的，他本應贊同 “自業力活”者對人生的看法。但是由于他“無明”，沒有脫離世俗的貪欲，因此贊同那個說 “依王活”者對人生的看法。由于 “情同于彼”，還要賞賜他。賞賜那 “依王活”者，不僅僅是因為他對自己的依賴，合乎自己 “唯我獨尊” 的主宰天下的觀點，這里主要是表明自己不相信 “業力”，也就是不相信 “自作其業，自受其報”的佛的因果報應。他想憑藉自己的權勢與富有，通過對 “依王活”者的賞賜，使 “依王活”者致富，來證明 “依王活”者對人生看法的正確，來否定 “自業力活”者對人生的看法。否定 “自業力活”者，就是否定佛語“自作其業，自受其報”。

國王沒有直接把財物賞賜給 “依王活”者，而是讓王后做賞賜的事，他想這樣做，更能有力否定 “自業活”者對人生的看法，否定佛語“自作其業，自受其果”，肯定 “依王活”者對人生的看法。

國王先“遣直(直：近侍)人”告訴王后說：“我今當使一人往者，重與錢財、衣服、瓔珞。”跟著就派“依王活”者拿著自己喝剩下的酒給王后送去。故事至此，“依王活”者得到王后厚賞，如果不出意外的波折，已肯定無疑;但偏偏發生了意外：“爾時，此人持酒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會復值彼‘自業活’者，即倩(倩：同“請”)持酒往與夫人。”中途換人，國王不知，王后也不知。王后只知道見到國王派來的人就重賞，不辨來者到底是誰，故“夫人見已，憶王之言，賜其錢財、衣服、瓔珞”。國王正在坐等自己的“勝利”，不料回報的不是說“依王活”者，而是說“自業力活”者。國王很奇怪，迷惑不解。立刻叫來“依王活”者，一問才知究竟。故事至此，否定了“依王活”者對人生的看法，也否定了國王對人生的看法;肯定了“自業力活”者對人生的看法。國王在事實面前慨嘆地說：“我今乃知佛語為實，“自作其業，自受其報，不可奪(奪：否定、改變)也。”“自作其業，自受其報”的佛理，是說凡是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事情，如果合乎佛理，就會受到善報;否則就會受到惡報。報的輕重程度由惡業善業的多少決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佛的因果報應。國王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都是對佛的“業力”的抗爭，是不信佛法的行為，因而遭到失敗的報應。

宣揚“自作其業，自受其報”的說教故事，在《大莊嚴論經》卷十五里也有一篇與《自業力活》的故事相似。

由于這則寓言宣揚的宿命論與中國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思想有相通之處，這個寓言的故事內容也被移植過來，喬妝打扮，成為中國的“名人軼事”。唐人張鷟《朝野僉載》里有：“魏征為仆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征方寐，二人窗下平章(平章：品評、議論)。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征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去。明日引注，‘由此老翁’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征怪之，問焉。遽以實對。乃嘆曰： ‘職料由天，固自不靈。’后代也不乏承襲者，如宋代吳曾《能改齋漫錄》中，主角改成宋仁宗了。此外，曾敏行的《獨醒雜志》也載有同類事例，寫作上的因襲之跡歷歷可辨。

這則寓言敘事簡括，言簡意賅，于情節的曲折變化中弘揚佛理，警策世人。但寓言所宣揚的宿命論觀點應予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