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登黛螺頂》原文與賞析

弘 歷

巒回谷抱自重重，螺頂左鄰據別峰。

云棧屈盤歷霄漢，花宮獨涌現芙蓉。

窗間東海初升日，階下千年不老松。

供養五臺曼殊像，闍黎終未識真宗。

公元1786年，清代的乾隆皇帝登臨山西省五臺山佛教中心區的黛螺頂，寫下了這首七律，題目為賞析者所加。

自古以來，我國的名山有“三山五岳”之稱。其中的“三山”，即佛教三大圣地：五臺山、峨嵋山、普陀山。近代以來，人們又把安徽的九華山和“佛教三大圣地”一起，并稱為“佛教四大名山”。其中，五臺山千百年來一直被奉為魁首。五臺山“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氣候潔凈涼爽，是消夏避暑的好去處，古稱“清涼山”。清圣祖康熙皇帝說：“朕惟清涼山，古稱文殊大士演教之區也。茲山聳峙于雁門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橫臨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風勁而高寒，而嘉木芳草，蒙茸山谷，稱靈異焉。五峰竦立，上矗霄漢，日月之所回環，煙霞之所虧蔽，蒼然深秀，其為神阜奧區，蓋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漢迄今，歷代皆有崇建，古剎精藍，遍滿巖岫。宇內稱靈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嵋、普陀，而五臺為尤盛焉。”據佛教經典記載，五臺山是釋迦牟尼佛左脅侍文殊菩薩的道場。文殊菩薩的形象為：頂結五髻，手持寶劍，塑像多騎獅子，以表示智慧、銳利、威猛。在佛教中稱為“三大士”的文殊、普賢、觀音三者中間，文殊菩薩地位最尊，因而五臺山在佛教名山中的地位也最高。五臺山又是我國唯一兼有漢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場，五臺山的國際聲望也最隆。

五臺山佛寺鱗次櫛比，寶塔林立。山域地跨山西省五臺縣、代縣、繁峙縣和河北省的阜平縣，其大部分在五臺縣境內。山為東北至西南走向，有東臺、西臺、南臺、北臺、中臺五大高峰。五峰雖峻極干天，但峰頂卻平坦如砥，“有如壘土之臺”。據 《清涼山志》載： “按古傳，五峰內外，佛剎凡三百余所，多系先古帝王興建，今皆消沉。大孚靈鷲，肇于漢明，立寺之始也。其中諸寺，或五峰抱出，或雙嶺中開，或疊起巖中，或聳居云外。樓臺現乎杳靄，鐘磬出于煙蘿。……歷代以來，諸剎廢興，沿革數目，難以悉記。”現在五臺縣共有寺廟40多所，臺懷鎮及其附近就集中了30所。如： 顯通寺、塔院寺、萬佛閣、羅侯寺、圓照寺、廣宗寺、菩薩頂、慈福寺、殊像寺等等。其中黛螺頂寺建于臺懷鎮東面一座經常隱沒在云霧中的小山峰黛螺頂上。黛螺頂背靠東臺望海峰，下臨潺潺清水河，古樹參天，景致絕佳。黛螺頂寺原名佛頂庵，清代改稱。寺內供有 “五方文殊”像。《清涼山小志》載： “以五頂山高路窅，有不能盡到者，至此猶至五頂也。”意思是朝臺的佛教徒，如果體力不支，不能遍臨五個臺頂，登上黛螺頂便稱作“小朝臺”。因而黛螺頂成為五臺山五大臺頂的象征，是朝山佛教徒一定要登臨朝拜的地方。

清代乾隆皇帝這首詩，就描寫了黛螺頂的地勢風光與它在佛教諸寺中的地位。

首聯，寫黛螺頂處于重重山谷回抱的五臺山區，但卻在五大臺頂之外獨立成峰。頷聯，寫歷經屈曲盤旋的云中小路到達高入云霄的山頂佛寺，便可拜謁廟宇中常坐于蓮花之中的佛菩薩。“芙蓉”，是蓮的別稱，而蓮花，在佛教中被認為是清凈的代表，是 “佛菩薩常坐者”，“極樂世界之眾，總以蓮花為所居”。頸聯，寫入于寺內而觀外界：臨窗遙望，可瞻東海上冉冉而升的一輪朝日; 啟門拾階，便見寺院內蒼蒼如蓋的千年古松。尾聯，寫寺內供奉有五大臺頂的 “五方文殊像”，并由此而生發議論，認為有些傳授弟子、糾正弟子行為、為其規范的高僧，最終也沒能領悟凈土真宗。“曼殊”，即文殊師利菩薩，佛教徒們認為，五臺山每一座臺頂，象征文殊菩薩一種智慧，即法界體性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真宗”，即凈土真宗。凈土宗主張靠他力攝取、為往生凈土為目的的法門，認為人本質上都是充滿罪惡的惡人，一切皆虛假不實，不論如何苦修苦煉，都不能靠自力成佛。只有專心稱誦彌陀如來的人才可以得到往生。因此，“一心專念彌陀名號”，比修寺、造佛、建塔更重要; 在俗、出家都一樣可以成佛。乾隆帝在全詩的結尾處正是要表達自己主張僧俗一樣，重人倫道德而不重佛教戒律的觀點。

全詩四聯，由遠即近，由外到內，由景到物，由外物到內心，由描寫到議論，不斷地變換觀察與表現的角度。一聯聯遠遠近近、內內外外、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左右逢源，高下皆宜。既有由清淺轉向豐深的溫潤厚重，又有由直白轉向蘊藉的另辟蹊徑。運筆自如，君臨一切。文人之風，帝王之氣，成就了一篇登佛國圣地黛螺頂的詩篇。

乾隆皇帝寫這首詩并不是偶然的巡幸之作。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代皇帝曾先后十多次到五臺山朝圣拜佛。這是其他三大佛教名山歷史上所沒有的。清光緒年間所編修的 《五臺新志 ·巡幸記》說：“國家龍興遼沈，滿洲之號，適符曼殊，景運既集，靈跡彌昭。”意思是說，清王朝的國號恰與文殊菩薩的讀音相同，因此，清王朝統治者認為這象征著清王朝的國祚可以像文殊菩薩一樣與世長存。這便是清帝們朝臺的奧秘。乾隆皇帝秉承其祖，在康熙帝曾五次朝臺的記錄上，更添一筆，他曾六次進五臺山朝拜。公元1746年、1750年、1761年、1781年、1786年、1792年，共合“六度朝臺”。每次朝臺，他都要給臺山各寺廟以大量的賞賜。同時，憑他對詩詞書法的較高造詣，也為五臺山留下許多親撰的碑刻與墨跡。這些碑刻與墨跡筆法端麗灑脫、內容通俗易懂又蘊含佛教哲理，成為五臺山這座佛教名山所附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