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與死者》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63～1964 黑白片 150分鐘

蘇聯莫斯科電影制片廠攝制

編導：亞·斯托爾貝爾(根據康·西蒙諾夫同名長篇小說改編) 攝影：尼·奧洛諾夫斯基 主要演員：基·拉符洛夫(飾辛佐夫)阿·巴巴諾夫 (飾謝爾皮林)

【劇情簡介】

1941年夏天，希特勒背信棄義，向蘇聯發動進攻。由于斯大林判斷的失誤，造成蘇聯大片領土失守。影片《生者與死者》從這一非常時刻開始。

戰爭的突然爆發，對于每一個人都像晴天霹靂。1941年6月22日，紅軍隨軍記者辛佐夫正與妻子在外地度假。這是戰爭開始的第一天。辛佐夫一家同千百萬個家庭一樣，感到茫然失措……生活突然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部分：一分鐘前的戰前生活和現在的生活。辛佐夫想匆忙趕回駐在西部國界的軍報編輯部，但列車已經不能通行。他決定加入駐白俄羅斯莫吉寥夫城附近的第176師某團。該團由旅長謝爾皮林指揮，經過奮戰突圍東去。途中，辛佐夫看到蘇軍節節敗退，國土淪喪，人民遭殃的悲慘景象。紅軍幾乎“全線潰敗”，被俘人員的行列“往往長得令人痛心難受，仿佛整個俄羅斯都被俘了”。

謝爾皮林是一個雖受挫折但決不卑躬屈膝的人。戰前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任教，因提出須注意希特勒軍隊戰術觀點的優越性問題，受到同事巴蘭諾夫的誣告，于1937年被捕，判刑10年，當時已被監禁了4年。戰爭開始時，謝爾皮林回到前線。現在，在突圍過程中，他與身為集團軍司令部副處長的巴蘭諾夫不期而遇。巴蘭諾夫為了逃命，燒掉了自己的汽車、軍官制服和證件，化裝成一名司機。謝爾皮林了解到這一切后，決定把他降為列兵。巴蘭諾夫感到無地自容，便開槍自殺了。

10月1日，突圍人員在葉爾尼亞南部森林找到了自己的部隊。此時謝爾皮林已身負重傷，即將被送往莫斯科住院。根據上級的命令，突圍者必須上繳俘獲的武器，再被遣送至后方接受審查和整編。遣送途中，一座小橋被炸，車隊分成了前后兩半，突圍者們被分成了生者與死者。因為，后半隊遇到德軍坦克襲擊，而車上的人員均已被收繳了武器，他們無法進行抵抗，只能白白送死。

辛佐夫幸而脫險，他與士兵佐洛塔列夫一起，將受傷的女軍醫塔尼亞背到密林中一個老鄉家中。隨后兩人繼續在森林中探路，艱難跋涉了6晝夜。清晨，辛佐夫被炮彈震昏。此刻，佐洛塔列夫已是精疲力竭，無法再幫助辛佐夫，決定只身盡快追趕部隊求援。佐洛塔列夫擔心辛佐夫受害，便脫掉了他的軍裝并帶走了證件。辛佐夫醒來后被搜林的德寇俘獲，但幾小時后，又乘機逃脫了。

10月16日，失去了證件的辛佐夫歷盡千難萬險回到了莫斯科。在家中，他見到了妻子瑪莎，但瑪莎第二天就將被空投到敵后去做情報工作。辛佐夫在送別她時辛酸地哀求道：“我什么也不希望，只希望你活著。”

辛佐夫來到他人黨時的區委會，幾經周折才被編入志愿上前線的共產主義者大隊，該大隊被補充到第31步兵師。在參加莫斯科近郊的戰斗中，辛佐夫在一個磚廠附近堅守陣地，擊毀了多輛坦克，被提升為自動炮排的班長。從11月15日起，經過15晝夜的激戰，德軍直達莫斯科西北25公里處。在戰斗間隙中，辛佐夫想：他是“多么愿意活著，哪怕趴在地上，哭著乞求再有一天、兩天、一周的這種安全與平靜吧，為的是讓人知道，當安全與平靜延長時，你就不會死去……”由于辛佐夫立下戰功，團部準備給他頒發獎狀，但是團黨委卻沒有通過辛佐夫要求恢復黨籍的申請書。黨委書記認為，辛佐夫關于丟失證件的解釋很難令人信服。辛佐夫知道后，憤怒地問： “什么更珍貴些，是人還是紙片? ……”

11月7日，紅場舉行了閱兵式。謝爾皮林參加了觀禮。前天，他剛領到黨證、勛章和新的將軍級身份證。他在和副總長伊凡·阿歷克謝也維奇的談話中，提出了斯大林為何沒能預見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問題。回到家中，他又和妻子議論這個問題。妻子的看法是，1937年的肅反和眼前發生的一切壞事，并不是斯大林的過錯。斯大林只是因為不了解情況或者聽信了不正確的匯報，才未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12月初，在莫斯科附近蘇軍發動了全面反攻。蘇聯軍民迅速從戰爭中猛醒，在莫斯科城下狠狠打擊德國法西斯。

謝爾皮林被委任為第31步兵師師長。出發前，他接見了巴蘭諾夫的寡妻，但并沒有告訴她真相，只委婉地說她丈夫在突圍中犧牲。在莫斯科近郊，經過短暫的戰斗，謝爾皮林的部隊奪回了葉爾尼亞。他感慨地說，這是5個月來，他從德國人手中奪回的第一座城市。部隊繼續前進，要去攻克一個車站，辛佐夫所在的營也參加了這次戰斗，蒙受了重大的傷亡。營政委馬里寧痛心地思索著： 戰爭實在是“萬惡的生活，在戰爭中，每天死人無數”。辛佐夫想，雖然已經受了許多不幸，但巨大的戰爭考驗還在前面。

【鑒賞】

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已經有許多優秀作品問世。但是，西蒙諾夫的長篇小說《生者與死者》仍是幾代人最為喜愛的小說之一。著名作家西蒙諾夫以其切身的戰爭經歷和長期的寫作經驗，在《生者與死者》里，把蘇軍最高統帥部的決策和前線具體的戰斗活動，戰爭給蘇聯人民帶來的苦難和蘇軍指戰員的堅韌不拔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從一個側面較為完整地反映了衛國戰爭的全過程。

導演亞歷山大·斯托爾貝爾著手改編西蒙諾夫的長篇小說《生者與死者》決非偶爾為之，而是基于20多年接觸西蒙諾夫作品的經驗積累。當這部小說尚處創作階段時，導演就詳讀了其中的幾個章節，并開始思考如何將它搬上銀幕。在改編工作的最初階段，導演便確立了未來影片的創作宗旨：最大限度地真實展現1941年的事件，再現小說主人公們所走過的悲壯道路。

斯托爾貝爾對待自己的任何一部影片，都沒有像對待《生者與死者》那樣精雕細刻。他用兩年的時間撰寫劇本，事先畫好了每一個鏡頭，設計了每一個細節。而在這項工程浩大的準備工作中，首要的是對具體的生活素材的詳盡研究。對于導演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理解并掌握小說的美學結構，而且要盡最大可能貼近那戰爭中的日日夜夜，從當代人的角度理解這段歷史并為觀眾作出解釋。

在與西蒙諾夫商討時，斯托爾貝爾曾經擔心把這部影片拍得過時，因為當時新的電影語言已經相當活躍;而西蒙諾夫則用他特有的格言式的語言安慰他：“如果你是誠實的——永遠也不會是過時的。”西蒙諾夫非常積極地參與了改編工作：讀劇本，提建議，看演員試鏡頭。他為青年演員的加盟興奮不已：“青年總是帶給我們新的、出乎意料的東西。”

影片的片頭字幕上首先出現的是“康斯坦丁·西蒙諾夫”這個名字，然后才是影片的片名。西蒙諾夫的確是影片當之無愧的作者。西蒙諾夫的思想滲透了整部影片，每個場景，每個鏡頭，西蒙諾夫那沉穩客觀的語言風格決定了影片的敘事節奏。這樣說并不是貶低導演的作用，恰恰相反，導演以其對確切的銀幕形式的探求，完整地傳達了作者的思維進程，并以其電影語言的簡約而抒情的藝術特質賦予影片自身的價值并體現出它獨立于文學原著之外的特征，使它成為用銀幕語言闡釋文學作品的典范。

影片《生者與死者》的成功創作是當時蘇聯電影藝術和精神生活的一個特殊現象。在它之前曾經有過一些影片描述幾次偉大的戰役，也曾有過幾部電影作品敘述戰爭中的人的命運，而《生者與死者》的創作者們則使國家的命運和人的命運水乳交融，使不同年齡段、生活經驗也迥然各異的觀眾窺見祖國與人民相互關系的真諦，讓他們體驗戰爭對蘇聯人民神圣天職的考驗過程，體驗他們的智慧和克服困難的力量。“我們想要講述關于戰爭的最初幾個月的真實情況。這樣做雖然是痛苦的，但卻是誠實的”，斯托爾貝爾這樣寫道，“我們想在銀幕上表現一個偉大的英雄人物的畫廊，他們活躍在西蒙諾夫的小說中。我們竭力再現蘇維埃人的性格，他們的樂觀主義精神、對勝利的信念、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對敵人的仇恨”。

在影片《生者與死者》里，無論表現塵土飛揚的俄羅斯村莊里的撤退，或是游擊戰爭抑或莫斯科保衛戰，每一個場景的開始都重復這樣的畫外音：“他們還不知道……”

是的，影片中的每一位主人公都不曾想到，這一切已經在今天發生，而不是他們的想像。但每一個人都知道，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對每一寸土地、每一座村莊、每一所房子負責。這就是捍衛著戰火紛飛的國界的蘇聯軍隊的力量所在，這就是在大后方鍛造勝利的蘇聯人民的力量所在。導演斯托爾貝爾毫不掩飾地強調，他是從今天的角度出發去講述過去的。整個創作集體的最大愿望是，從哲學的高度思考戰爭，深入到影片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影片中洋溢著的驚心動魄的英雄主義精神和創作者們對和平幸福時代的感知賦予作品以令人驚嘆的可信性。

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觀眾似乎真切地感受到經歷過最初的幾個戰役的人們的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驚恐。影片帶給觀眾的最為強烈的感受也許并不是群眾性場面——軍隊撤退、和平居民的逃亡——而是在空曠的銀幕上一輛為躲避轟炸而東躲西藏的卡車，還有被昏迷中的攝影記者米什卡撕碎的一封封信的碎片紛紛揚揚的飄落，米什卡的身軀倒在盛開著甘菊花的田野上的幾個鏡頭。觀眾被導演那幾乎是士兵式的嚴謹的敘事風格所折服。斯托爾貝爾自覺地拒絕對事件作詩化處理。導演遵循的原則是：任何臆造都比真實發生過的事情顯得蒼白。因為，經歷過戰爭的人大多是個性強烈、激情袒露，因為他們說出的每一個詞都可能是最后的話，每一聲槍響都會有人倒下。

導演在銀幕上藝術地闡述了1941年的夏天和秋天。衛國戰爭中幸存的老戰士們在影片的主人公戰地記者辛佐夫、謝爾皮林將軍、保存部隊戰旗的中士、坦克手伊凡諾夫等人物的身上認出了自己，而青年們則看見了父輩和兄長昔日的風采。銀幕上發生的故事逼真得如同參加過戰爭的人親身經歷的一樣，同時，這些人物又折射出今天的人們對戰爭的認知。在這部影片里，“畫外音”可以被視為該片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它傳達了激越濃厚的思想情緒以及高度真實的歷史感。西蒙諾夫在小說中觸及的、并被斯托爾貝爾在影片中拓展的是公民的勇敢精神這一主題。《生者與死者》并沒有列數人類經受的痛苦，它是一首勇敢的人民不朽精神的頌歌。雖然戰爭把主人公們分為生者與死者，但在觀眾的記憶里，他們都是同一行列中的永生者。

影片《生者與死者》的人物眾多，規模龐大，氣勢恢宏。導演以影片的宏大氣勢追求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目的：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串連成影片的情節，而人民的功勛永遠難以計數，因為這是千百萬人共同的英勇努力才得以建立的功勛，然而，這又是每一個戰爭的參加者個人的功勛;是他的忍耐、他的勇敢、他的傷痛才使人民一步步接近共同的勝利，正因為如此，影片的創作者們才不遺余力詳盡客觀地審視活著的、戰斗過的、犧牲了的人們的一個個性格，探究他們的心理活動和思想感情。影片中出現了上百張臉龐。與主人公們同時出現的背景人物有的可能重復出現二三次，有的甚至面目不清。但是觀眾記住了他們，因為觀眾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意識到他們行動的意義，體會到他們所經歷的深切的痛苦。要解釋這一切既簡單又復雜，簡單的是，創作者們并沒有把劇中的人物作主次之分，因為，在戰爭中一切都是重要的。復雜在于，《生者與死者》對演員的角色定位的某種突破，在于藝術家探求新的表演風格的嘗試。

當時在電影界嶄露頭角的基里爾·拉符洛夫成功地塑造了性格復雜多面的辛佐夫一角。拉符洛夫不僅以其主人公的人性魅力感染了觀眾，而且再現了一個積極思考的個性。攝影機的鏡頭經常停留在辛佐夫的臉上。觀眾在主人公的臉部特寫上讀到了他的思想，并不由自主地與他一起繼續思考： 撤退和失敗，膽怯和勇敢，剛才還并肩前進的戰友的死亡，旅長謝爾皮林的人道主義的行為表現，一名尉官的毫不掩飾的懷疑情緒，長時間的突圍，法西斯坦克群密集的炮火中手無寸鐵的戰士們慘不忍睹的無謂的犧牲——這一切拉符洛夫——辛佐夫都必須經受并為此找到答案，這答案有時是痛苦的、有時是鄙視的，但始終是思考著的。

如果說斯托爾貝爾把辛佐夫作為影片的“聯絡員”拉就了情節的導線，帶領觀眾進入《生者與死者》這部電影長篇小說，那么，導演和作家則把思考的導線引向謝爾皮林，并賦予他以人道主義的激情。謝爾皮林非凡的個性和悲劇的命運，活躍的思想和自覺的公民意識，豐富的軍事知識和對戰爭特性的理解，作為千百萬蘇聯共產黨員的代表，成為法西斯無法跨越的屏障的象征。

由阿納多利·巴巴諾夫塑造的謝爾皮林將軍這一形象，成了影片《生者與死者》創作過程中的一項發現。巴巴諾夫是一位創作個性鮮明并且頗具喜劇演員類型特色的演員。恰恰是他的富于特色的表演個性使得他的主人公形象在銀幕上顯得很尖銳、生硬，開始給人的感覺很不愉快。但逐漸地，觀眾被謝爾皮林的毫不妥協的性格折服，被他那自信的性格、存殘酷的考驗面前保持誠實、自律和不可摧毀的意志深深感動。可以說巴巴諾犬的表演克服了某種有關類型的偏見，與《生者與死者》的敘事風格融為一體。

在《生者與死者》的拍攝過程中，作家西蒙諾夫和演員巴巴諾夫的相互關系不斷豐富。西蒙諾夫經常到拍攝現場，他的故事和談活多方面補充了巴巴諾夫的創作，而在西蒙諾夫此后創作的長篇小說《士兵不是天生的》中，謝爾皮林的故事的發展也受到巴巴諾夫表演天才的啟發。西蒙諾夫曾多次強調了這種互補作用。

巴巴諾夫飾演的謝爾皮林性格內向，思想集中。他經受了許多磨難，這些磨難像永不愈合的傷口隱隱作痛。在贏得了司令部的尊敬和戰士們的愛戴后，謝爾皮林說：“我不害怕在眾目睽睽之下死去，但我沒有權利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種悲劇性的、與眾不同的見解被影片所傳達的嚴峻的1941年的氛圍所印證。觀眾很難忘記在《生者與死者》中看見的日日夜夜。影片的背景仿佛擬人化了，祖國就是一個具體的真實的形象，大地母親身上被挖出一條條戰壕，她為戰士擋住敵人的子彈。秋風中沙沙作響的小樹林似乎是祖國母親為被包圍的戰士們發出的同情的嘆息;俄羅斯的白雪皚皚的嚴冬又仿佛是祖國母親用胸膛阻止敵人的進攻。銀幕上的人們始終與這種積極的生活氛圍交融著，而當劇情發展需要時，又突顯在特寫鏡頭里。

斯托爾貝爾的導演藝術有一種衡量真實的新尺度。這種新尺度是從西蒙諾夫的散文中派生出來的。它要求戰爭在銀幕上用真實飽滿的聲音說話，因此《生者與死者》被拍成黑白片，甚至沒有特地為影片寫音樂，在那種黑白的造型氛圍中，戰爭的真正的聲音是隆隆的炮聲，呼嘯的子彈聲，步槍的射擊聲，進攻時戰士們神經質的喘息，傷員的呻吟，戰爭間隙中難以置信的寂靜。

作為戰爭的親歷者，西蒙諾夫和斯托爾貝爾首先關注的是人，是處于最悲劇性情境中的人，以及他們的樂觀主義精神和對勝利的信心，他們被偉大的俄羅斯性格團結在一起。世界電影界曾經拍攝過不少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片，但斯托爾貝爾對于西蒙諾夫的小說《生者與死者》的改編，畢竟使觀眾窺見了在此之前的電影作品尚未觸及的層面，給了他們重新審視戰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