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繼續》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92 彩色片 91分鐘

伊朗/德國潘多拉影片公司聯合攝制

編導：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攝影：胡馬云·帕瓦爾 主要演員： 法爾哈德·海拉德曼 (飾阿巴斯影片《哪里是我朋友家》的導演) 布亞·帕瓦爾 (飾導演的兒子)

本片獲1992年戛納國際電影節羅西里尼人道精神獎、金攝影機獎，日內瓦國際電影節特呂弗大獎

【劇情簡介】

90年代初，通往伊朗西北部地區的高速公路收費亭，工作人員正在向過往車輛收取過路費。收費亭里的收音機不斷傳來這樣的聲音：“福利中心呼叫領養兒童的中介機構，因地震而成為孤兒的孩子很多，僅靠福利中心無法解決問題，正在尋找打算收養孩子的家庭，請馬上與福利中心聯絡……供給地震罹難者的救援物資仍然不足，請繼續運送救援物資到福利中心……”公路的一部分行車道專供運送傷員和救援物資的車輛使用，畫外不時傳來警笛聲。

一位戴眼鏡的中年男子駕駛小汽車來到收費處，邊交費邊向收費員詢問去魯德巴爾的道路情況(他昨天就已嘗試去這個地區，但是道路不通)，收費員的回答不很確定，男子依然駕車上路。剛走一會兒，男子又向對面來的汽車司機打聽道路情況，司機說去魯德巴爾的路也許可以走，不過得繞道。男子聽后稍微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決定試一試，繼續朝這個地區駛去。男子名叫法爾哈德·海拉德曼，坐在后座的是他的兒子布亞。1987年，海拉德曼曾在魯德巴爾地區拍攝了影片《哪里是我朋友家》，許多演員都是由該地區柯蓋爾村一所小學的師生和村民擔任。現在，這個地區發生了大地震，海拉德曼和兒子迫切地想知道那所學校的孩子和當地村民是否幸免于難，于是在地震發生后立即趕往那里看望。

路上，海拉德曼一邊駕車，一邊不時解答兒子提出的一些問題，比如什么叫“救援物資”，為什么水泥廠的建筑在地震中沒有遭到破壞等等。作為足球愛好者，他們也在談論世界杯預選賽的情況。過了一會兒，布亞說要小便，海拉德曼將車停下，布亞跑到路邊的田野里撒尿，之后還捉了一只蚱蜢。回到車里，他跟爸爸談起蚱蜢的話題，比如為什么蚱蜢要遷移?海拉德曼讓兒子把蚱蜢放回草原，那里才是它生活的地方。布亞起初不肯，甚至還將蚱蜢放在爸爸眼前，以至影響了開車，后來在爸爸的訓斥下，他才不情愿地將蚱蜢放出車外。

旅途是漫長的，布亞逐漸地在后座上睡著了。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汽車鉆出長長的隧道，沿著一個村鎮旁的公路緩緩行駛。地震將村鎮的所有建筑毀壞殆盡，人們在磚石瓦礫中挖掘著整理著，忙于震后的重建工作。海拉德曼向一村民問道后繼續驅車趕路，公路上不時傳來警笛聲，天空不時傳來直升機聲。經過一片樹林時，海拉德曼將車停在公路邊，來到樹林里撒尿，樹林里傳來鳥鳴聲，再仔細些聽，還有嬰兒的啼哭聲。海拉德曼循著哭聲走去，看到不遠處兩棵樹之間的吊床里躺著一個嬰兒，吊床的旁邊零亂地擺放著鍋碗瓢盆。海拉德曼來到吊床前逗孩子玩，直到孩子破涕為笑。他抬頭朝樹林里看去，看到孩子的母親抱著一捆樹枝朝孩子走來，聽到布亞的喊聲后，他急忙朝路邊跑去。

海拉德曼繼續駕車前行，來到一座城鎮邊，像剛才看到的那個村鎮一樣，所有的人都在震后的廢墟上忙碌著。布亞想喝橘子汁，問了好幾個店鋪都沒有，后來在路邊的一個小攤上看到了，卻不見攤主在哪里。海拉德曼拿了一瓶，將錢放在貨架上。來到一個路口時遇到塞車，所有的司機和乘客都在烤箱似的車里耐心而無望地等待著，似火的驕陽烤得他們汗流浹背。布亞抱怨橘子汁真難喝，因為不是冰鎮的。由于塞車，他們的車停在路上無法動彈。布亞的橘子汁只喝了一半，他嫌難喝想倒掉，一位抱著孩子的婦女從他們車旁經過，看到布亞要將橘子汁倒掉，就說與其倒掉還不如給她的孩子喝呢，布亞將橘汁倒進了她的杯子里，還留了一些自己喝掉了。

長長的車隊遲遲沒有松動的跡象，海拉德曼決定離開干道走小路。由于不熟悉路，他時不時地問道于路人。經過一個村子時，他向一位老婦人問路，老婦人或是不知道，或是無心回答，只向他哭訴自己家里有16人在地震中喪生。海拉德曼又去問一個手纏繃帶的男子，男子說有一條路通往柯蓋爾，可是由于地震造成的裂縫汽車可能無法通過，不過海拉德曼還是想嘗試一下。來到村外的山坡，果然有很大的裂縫擋住了汽車去路，海拉德曼只好掉頭尋找新的路線。他向一個肩扛口袋的年輕男子打聽去柯蓋爾的路，男子說由于地震道路被破壞了。得知這名男子是柯蓋爾村人，海拉德曼急忙向他打聽村子的情況，男子說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沒有一間是完整的。接著，海拉德曼拿出影片《哪里是我朋友家》的劇照，問他認不認識扮演男主角的艾哈邁德，男子說認識，海拉德曼問他這個孩子有沒有事，男子想了一會兒說不太清楚。海拉德曼問他想不想搭車，男子說還是走起來比較快，還告訴了海拉德曼去柯蓋爾的一條行車路線。

海拉德曼沿著崎嶇的山路緩緩行駛。穿越一個村子，在經過村邊的墓地時，他看到墓地添了許多新墳，吊喪的人群凄慘的哭嚎和長老的誦經聲交織在一起。淡雅委婉的音樂漸漸響起，畫面轉向水塘邊平靜地洗衣服的婦女，海拉德曼繼續驅車趕路。來到另外一個村子，海拉德曼停在一個變成廢墟的住房前，一個小男孩頭上裹著紗布，坐在廢墟上安靜地望著遠方沉思默想。男孩的年齡跟布亞相仿，海拉德曼看了他一會兒之后，才去問他到柯蓋爾的路怎么走，男孩告訴了他。

來到村外，海拉德曼遇到了一位老人，只見他頭上頂著一個建房用的陶瓷馬桶。海拉德曼認出了老人，他就是在《哪里是我朋友家》中扮演把艾哈邁德帶到朋友家門口的魯比先生。看到老人在地震中安然無恙，海拉德曼非常高興，將車停下讓他上車。老人告訴他，地震毀壞了這里的一切，不過還好，人還活著。海拉德曼問他艾哈邁德的情況，老人說不太清楚，因為他們不住在同一個村子里。老人說，地震中死了許多無辜的人，許多房屋也遭到毀壞，惟獨他家安然無事，他曾自問是否上帝對他特別眷顧，后來覺得這種想法不對，認為地震不是上帝所為，而是像一匹饑餓的狼，將住在自己附近的人一個個地吃掉。布亞問魯比先生為什么在《哪里是我朋友家》里顯得比較老，魯比說那是因為導演要讓顯得老一些，就給他化了妝，他也只好從命，可他不明白為什么要讓老年人顯得更老，讓年輕人顯得更加年輕漂亮，真是搞不懂電影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藝術。海拉德曼說他現在看起來很年輕。魯比接著他的話說：“人要到老了才知道年輕是怎么回事，要到死了以后才知道活著的好處。要是埋墳里的人能活回來，他們一定更想好好地活著。”

海拉德曼將老人送到家門口，幫助他把馬桶扛到家里，繼續跟他聊天。布亞在倒塌后的房屋廢墟上到處跑著玩，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人們重建家園的景象。布亞來到一處水管旁邊喝水，海拉德曼也跟著走過來。布亞又到別處去玩了，海拉德曼來到一處廢墟，幫助一位老婆婆收拾東西。

布亞來到一個正在洗衣服的中年婦女身邊聊天，問她的孩子們在地震中的情況，婦女回答說，她的孩子們倒是沒有什么大問題，只有大女兒死在了伯伯家，她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布亞反駁說，這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地震殺了她女兒，他說伯母的女兒很幸福，因為不用做作業了。他還對中年婦女說：“要是死人能活回來的話，肯定會更加重視人生。伯母的活著的孩子們會更加重視自己的生命。”中年婦女問他是從哪里學到的這些東西，布亞說一半是從歷史書上，一半是從魯比先生那里，其余的都是自己體會出來的。

海拉德曼來到一座兩層小樓的樓梯口，樓體雖然沒有倒塌卻已破損不堪。他一邊看著遠處山坡上吃草的羊群，一邊聽著樓上的夫妻的談話。男人問女人把自己的襪子放在什么地方了，女人讓他在鞋里找找，說話間男人已來到樓梯口，在自己的鞋里翻找襪子，果真找到了。男子打扮得里外三新，看上去十分高興，海拉德曼說：“看你高興的樣子，就像剛結婚一樣。”男子說自己確實剛結婚，就在地震的第二天，離現在只有五天。海拉德曼以為他家在地震中沒人傷亡才在地震次日結婚的，新郎說家里的親戚死了60到65人，他們的婚禮很簡單，結婚后先是住在一座簡易的帳篷里，前兩天才搬到這座破損的小樓里。雖然婚禮十分簡樸，可是他覺得自己很快樂，還說應該讓生活快樂些，說不定下次地震時死的就是他們。新郎說完后離開家出去辦事了，海拉德曼看著年輕人遠去的身影若有所思。

海拉德曼與兒子一起來到剛才停放汽車的地方，上車后繼續趕路。布亞告訴爸爸，他剛才看到了《哪里是我朋友家》里的一個小演員，就是演背疼的那個小男孩，叫帕瓦涅。海拉德曼問他是否確定就是那個男孩，布亞說沒錯。來到村口，他們剛好遇到帕瓦涅，只見他背著一個麻袋朝自己的村子走去。海拉德曼將車停在他身邊，示意他上車。海拉德曼問帕瓦涅麻袋里背的什么東西，他說是一個十字鎬，借回家去準備修建房屋用的。海拉德曼向他打聽艾哈邁德的消息，他說不知道，因為地震阻斷了道路，他們之間還沒有來往。海拉德曼說很高興看到他安然無恙，問他地震當晚的情況，帕瓦涅跟他大談那天晚上巴西對蘇格蘭隊的足球賽，海拉德曼說他想知道地震的事，帕瓦涅才對他談起自己在地震那天晚上逃生的遭遇。

來到波士提村邊的一處泉水旁，海拉德曼停下車，準備給汽車的水箱加水，這里就是帕瓦涅住的村子。海拉德曼向在泉水邊洗餐具的兩名少女借來水壺，其中的一名少女是帕瓦涅的姐姐。布亞跟著帕瓦涅朝村子跑去，海拉德曼跟兩個女孩聊了起來，問她們發生地震時的情況。她們做了回答，在講述自己和親人的遭遇時就像講述別人的遭遇。當被問及她們現在住在什么地方時，她們指著遠處的一棵松樹，說就住在那邊樹下的帳篷里。

過了一會兒，布亞氣喘吁吁地跑過來，說打算在這個村子留下來，因為村里的人正在架設天線，可以收看到世界杯預選賽的實況轉播。起初，海拉德曼不同意兒子獨自留在這里，看到帕瓦涅和他姐姐愿意照顧他的兒子，他就同意了。布亞得到批準后跟帕瓦涅一起朝村里跑去，海拉德曼打算繼續驅車趕往柯蓋爾村，臨出發前將自己的一件上衣交給帕瓦涅的姐姐，請她轉給布亞，高原上的氣候有些涼意。

海拉德曼將車開到村邊的山坡上，遇到了那個正在調試電視天線的年輕男子。海拉德曼問他：“家里人遇到災難還有心事看電視嗎?”年輕人說天災是沒辦法的事情，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不可輕易錯過。海拉德曼拿出《哪里是我朋友家》的劇照，問他是否認識這個叫艾哈邁德的男孩，年輕人說認識，還說20分鐘前這孩子和弟弟抬著一只爐子剛剛從這里路過，海拉德曼沒準兒會追上他們。海拉德曼聞言趕忙前去追趕。路上，他遇到了兩個招手搭車的男孩，把他們讓上車后便跟他們聊起來。海拉德曼問他們知不知道柯蓋爾村地震后的情況，其中的一個男孩說自己在地震后就去了一個親戚家，所以對柯蓋爾的情況不太了解。海拉德曼遞給他那張劇照，問他認不認識艾哈邁德，男孩說認識，而且說自己也在《哪里是我朋友家》里出現過，當時是坐在教室第三排的位置上，他也向海拉德曼講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地震中死里逃生的。兩個孩子在一個村子附近下了車，海拉德曼繼續趕往柯蓋爾村。道路越來越難走，但這沒有阻擋他去柯蓋爾的決心。

【鑒賞】

阿巴斯創作《生命在繼續》的想法直接源自他在1987年拍攝的《哪里是我朋友家》(有關此片的情況和導演的簡介，可參見本書的相關條目)，影片的拍攝地點也是在伊朗西北部的柯蓋爾村及附近的幾個村落。

1990年6月21日午夜12點半，伊朗西北地區的吉蘭省和贊姆省發生了強度為里氏7.3至7.7級的大地震，12小時后又發生了強度6.5級的第二次大地震，加上不計其數的余震和滑坡，此次災難造成的傷亡和損失僅次于1976年的中國唐山大地震。截止至6月25日，已有5萬多人死亡，20余萬人受傷，350萬人無家可歸。大量村舍、建筑物坍塌，拉什特、拉希贊和阿斯塔內等城市被嚴重摧毀。震后，與伊朗長期關系不和的美國第一個表示愿意給予援助，與伊朗中斷外交關系多年的英國及伊拉克等90余個國家提供了藥品、衣物、食品、帳篷等緊急救災物資和救援人員。伊朗政府表示歡迎除南非和以色列以外的所有國家的援助。

由于《哪里是我朋友家》曾在伊朗國內和許多國家都產生了很大反響，影片的拍攝地點柯蓋爾村及附近的幾個村落就處在這次大地震的災區。地震發生后，幾乎所有看過此片的觀眾腦海里都浮現出影片中那兩個小演員的模樣，許多記者都去尋找這兩個孩子，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成為伊朗的這個地區的象征。作為導演，阿巴斯比別人更為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影片中的所有演員(當然包括那兩個孩子)是否幸免于難，于是在地震發生后立即趕往這個地區尋找影片中演員的情況，正是這次旅途使他萌生了拍攝《生活在繼續》的念頭。

地震發生一個星期后，阿巴斯攜帶《哪里是我朋友家》的拷貝前往德國參加慕尼黑電影展。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起影片中的孩子和村民的情況，當阿巴斯說村莊遭受很大破壞，有些孩子和大人已經遇難時，現場立即變得鴉雀無聲，然后他講述了自己在地震后前往災區尋找的過程，一位德國電影制片人當即建議將這個過程拍成電影，就以尋找《哪里是我朋友家》中的兩個小主人公為線索。順便提及，此片雖為一家德國公司出品，但它是地地道道的伊朗電影，80年代以來的國際合作制片一般是以出品公司標明影片國籍的。

其實，阿巴斯關心的是這次災難中的所有受難者的命運，而不只是影片中的兩個小主人公(況且扮演他們的兩個德黑蘭男孩安然無恙，后來還在《橄欖樹下》中出現)。他在當初構思《生命在繼續》時雖然確實是想以有人尋找這兩個孩子為線索，但這個人既不是孩子的親戚，也不是《哪里是我朋友家》的導演，也許只是錄音師或攝影助理之類的幕后人員(許多影評都將這個人物說成是該片的導演，或許是出于敘述的方便)，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個人不會在影片結尾找到這兩個孩子。如果采用“幸福的結局”，影片留給觀眾的印象也許符合了他們心目中的美好“理想”，卻可能忽視這場災難導致許多家破人亡的悲慘事實。據報道，在這場地震中喪生的5萬余人中，有2萬多名是兒童。

盡管阿巴斯試圖在地震后立即拍攝這部影片，實際上卻是在地震發生后的第二年才開拍，這種時間上的間隔使影片產生了不同于一般紀錄片的美學意義。很多人都認為在銀幕上重現這場災難應該是在地震后三天以內的事情，在影片拍攝現場就不斷地有人問阿巴斯：“現在拍的片子講的是地震后三天內發生的事情嗎?”對于這個問題，阿巴斯解釋說：“他們并不了解我為什么決定在一年以后才重構那場災難。在地震后第一次去那里的時候，我感到非常沮喪非常難過，如果我真的在地震后三天就拍攝，那我拍出的影片就會跟其他的紀錄片一樣，只是單純地紀錄死亡和毀滅。事實上，當我與這個悲慘事件保持距離之后，我看到的就不僅僅是‘死亡’，更驚訝的是發現了‘生命’。死亡在這里已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價值，看到那些沒有被埋在磚石瓦礫中的幸存者時，我們對生命的渴望更加強烈，這是在對事件保持距離之后才產生的觀點。”

阿巴斯之所以在一年后才拍攝，還因為他認為觀眾和電影工作者都應該避免產生太多的情緒沖動。影片中那對父子在尋找《哪里是我朋友家》的兩個孩子的過程中，沿路接觸到的是一個個劫后余生的村民，但他們沒有人們想像中的悲哀神態，而是更加珍視生命，積極投身震后重建工作。扛著煤氣罐緩緩行進的謙和的路人，頭上纏著繃帶坐在廢墟上寧靜地遙望遠方的男孩，平靜地敘述自己與家人在地震中經歷的泉邊少女，讓人看到了災區的人們是如何以平常心對待災難的。經過一路尋訪，父子倆最終沒能找到兩名小演員，但影片結尾有人說看到那兩個孩子剛剛朝柯蓋爾村走去，最重要的是這對父子親眼目睹了幸存下來的人們，他們正在以堅韌的毅力和樂觀的態度繼續活下去。阿巴斯把所有感情過于強烈的場面都刪除了，墓地里哭悼死者的場面是用運動的遠景鏡頭表現的，而且畫外傳來的音樂如同安魂曲一樣撫慰著人們的心靈。

在具體的拍攝技巧方面，阿巴斯運用了許多精心設計的遠景片斷，他認為：“遠景鏡頭可以使我遠離我的演員和劇組成員，這樣他們就有機會完全融入環境，這就是我使用攝遠鏡頭和搖鏡頭拍攝全景的原因。我盡量避免使用跟拍，因為跟拍時整個劇組人員距離演員太近，會導致演員的表演不自然。我的經驗是，當攝影機跟演員保持一定距離時，演員會感覺更好，更貼近自己的本色，更能放松地融入角色。經過一、二分鐘的遠景片斷后，表演就變得輕松自如了。”當然，阿巴斯也不排斥使用特寫鏡頭，但是對他來說特寫并不一定意味著貼近拍攝對象，有時大遠景也是一種強調。阿巴斯在《生命在繼續》中使用遠景或許更有意義：“由于這部影片表現的是一個正在重建自身的社會，可以說是一部遠景電影，這也是影片結尾帶給我們的啟示，我們需要從廣闊的角度看待問題。”另外，他對聲音尤其是畫外音的運用擴展了畫面空間，比如影片中直升飛機的聲音不斷，但是始終沒有出現在畫面中。

在《生命在繼續》中，那位導演在經歷過難忘的旅行之后，不僅對地震的理解比從前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對兒子的態度也經歷了微妙的變化。起初，他對兒子顯得有些不耐煩，兒子問的所有問題和做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惹他生氣，但他逐漸克服了這種反應，直到后來以非常耐心的態度對待兒子。談到這個問題時阿巴斯說：“在我們的東方哲學中有這樣一個信條，那就是當你沒有向導時，永遠不要涉足一個未知地域。對我來說，那段旅程中真正的向導是孩子而不是父親，盡管父親一直把著方向盤。”

影片中那個孩子的行為比父親更為理智，他接受了地震的不穩定性和無邏輯性，以自然的態度生活著，想問爸爸什么問題就問，渴了就喝水，要撒尿時就撒尿，想玩蚱蜢時就捉它一只。最有意思的是他跟那位洗衣服的中年婦女聊天的場面，他輕松自如地大肆闡發自己對地震的“哲學”思考。那婦女告訴他，地震中自己的大女兒死在了伯伯家，而且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布亞反駁說，這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地震殺了她女兒，還說她女兒很幸福，因為不用做家庭作業了，接著還對婦女說：“要是死人能活回來的話，他肯定會更加重視人生，伯母的活著的孩子們會更加重視生命。”當婦女問他從哪里學來的這些東西時，布亞說一半是從歷史書上，一半是從魯比先生那里，其余的是自己體會出來的。布亞誠實可愛，毫不隱瞞自己的知識來源，其中一部分是自己剛剛從魯比老人那里聽來的，而且把從老人所說的“地震像餓狼”，轉眼之間變成了 “地震像瘋狗”。

不僅布亞，影片中許多孩子都是這樣隨著自己的天性自然而快樂地生活著。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情節是，當布亞的爸爸問一個男孩“地震那天晚上發生了什么事情”時，孩子卻向他大談當晚在電視上看足球賽的事情，他沒有談災難，而是談自己在生活中感興趣的事情。泉水邊兩個清純可愛的少女如同她們身邊的泉水一樣透明清澈，當她們向導演講述地震中的悲慘經歷時，猶如在講述別人的故事，而樹林里那個啼哭的嬰兒以及頭上裹著繃帶獨自坐在村口遙望遠方的少年，帶給人的則是無盡的聯想。

尤其是那對地震第二天就舉行婚禮的年輕夫妻，更讓影片中的導演和影片外的觀眾感受到了歷經大難而不死的村民們的強大生命力。這個長達四分鐘的場面是阿巴斯最喜歡的場面之一，以致在下一部影片《橄欖樹下》中重現，而且引發他拍攝這部影片的靈感就直接來自這個著名的場面。這個場面或許有著更加深刻的寓意： 無論天災人禍，生命長流不息。

阿巴斯在《生命在繼續》中熔鑄的這種感受，部分地源自波斯詩人、哲學家、天文學家歐瑪爾·海亞姆(1048～1122)。海亞姆曾經出任宮廷太醫和主管天文方面的職務，也寫過一些四行詩(類似中國的絕句)，但是生前并不以詩人而聞名，直到19世紀被翻譯成英文才得以大量傳播以致風靡世界。阿巴斯訪問日本時有一天在談論歐瑪爾·海亞姆，一位出版家找到了九個日文版的海亞姆詩集，有人甚至對他說海亞姆的詩集發行量僅次于《圣經》。中國在1928年出版了郭沫若從英文轉譯的海亞姆詩集，題名《魯拜集》。海亞姆的哲學思想可大致概括為：否定宗教的來世說，肯定現實生活，譴責僧侶的偽善，字里行間充滿哲學意味，但也有人認為他的詩歌具有悲觀厭世的色彩。

談到海亞姆對自己電影創作的影響，阿巴斯說：“在我的影片中，對海亞姆的參照開始于《生命在繼續》，那是在我去地震現場觀看地震帶來的災難的時候。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如此近距離地看到過生與死的矛盾。就是在那個時刻，我覺得自己很好地抓住了海亞姆的哲學思想和詩歌的靈魂。它是基于這樣的原則：要想懂得生活，必須接近死亡，親眼目睹死亡。在發生地震現場，我對這一點體會得非常深刻：我不是去那里觀看死亡的，而是為了發現生命。那段日子對我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我自己身上也發生了一場地震，那天剛好是我50歲生日。”在這個意義上說，海亞姆的哲學并非悲觀厭世，而是深諳生命的真諦。深受孔子學說影響的中國人向來認為“未知生，焉知死”，將這句話倒過來或許就能很好地概括海亞姆的生死哲學：“未知死，焉知生。”

《生命在繼續》拍了整整一個夏天，而且直到秋季仍未完工。攝制組有些工作人員開始抱怨真實事件是發生在夏天而不是在秋天，阿巴斯則不以為然，因為他并非想單純地重構事實。他很清楚，攝制組無論如何也無法再現那場大地震，他想表現的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事件，關于地震和死亡的事件。他說：“我們必須制造自己的地震，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地震，并且可以檢查每一件事情。用戈達爾的話說，‘生活就像一部拍攝失敗的電影，當我們拍攝自己的影片時，就能將它做些糾正。’至于何時制造這場地震，我選擇秋天也許更好。拍攝電影只是一種形式，電影工作者的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僅僅依靠拍攝現實存在的真實場景。因此，我們將盡可能地讓觀眾知道這是重建的事實!”為了解決季節帶來的問題，阿巴斯啟用了《哪里是我朋友家》的老人，讓他在影片中辨識哪個是他原來的住房，哪個是他在電影里的房子，場記也幫助確認景點有沒有發生改變。通過這種手法，阿巴斯對通常作為形式結構的電影現實與影片之外的客觀現實作了區別：“我只是想讓觀眾意識到，在電影的放映過程中，他們看到的只是電影而非現實。因為在地震真正發生的時刻，我們沒有在那里拍電影。”出于同樣的原因，阿巴斯沒有作為《哪里是我朋友家》的導演親自出現在銀幕上，而是讓一位演員來扮演他(如同阿巴斯一貫堅持的那樣，扮演這個角色的是一位非職業演員，是伊朗外交部的高級官員)。

觀看《生活在繼續》時，人們會感受到它那濃郁的紀錄電影風格，雖然此片是在地震以后很長時間才拍攝完成的，可是給人的感覺卻是在地震發生后幾天之內，猶如對地震災區所做的實況報道。但是，它帶給人的感受又遠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紀錄片所能比擬的，既有紀錄片的真實場景，又有故事片的劇作特征，情節看似松散零亂，實則緊湊有致，敘事節奏看似舒緩，實則蘊藏著極大張力，松弛的敘事背后隱藏著一種特定的緊迫感。這種紀錄片與故事片制作之間逐漸趨于模糊的傾向，已成為當今伊朗電影的一種標志。盡管這并不起源于也不屬于阿巴斯，但毫無疑問的是阿巴斯將這種美學的探索拓展到了其同胞沒有達及的地步，在某種程度上說，阿巴斯是通過將這種美學風格個人化而實現的，這種風格逐漸為伊朗以外的其他國家的觀眾所熟悉。

美國電影評論人戈達弗雷·切西爾在一篇題為《提出問題的電影》的論文中，從分析阿巴斯的《家庭作業》(1989)入手，指出他的電影是“充滿問題的電影”。《家庭作業》是阿巴斯繼《哪里是我朋友家》之后在德黑蘭的一所小學拍攝的紀錄片，以采訪的形式調查了人們對新實施的有關家庭作業的措施的看法，受訪者既有學生也有家長。在他們共同描繪的教育體制里，家庭作業已經不是教學手段，而更像是枷鎖，老師、家長和學生都處在一個痛苦的、被迫的與憎恨的惡性循環中。一位多年來就從事教育體制研究的家長警告說：“伊朗的這種懲罰學生而不是開發孩子們創造力的傾向會產生憤怒、陰暗的一代人，他們會對任何精神問題都非常敏感。”

切西爾接著指出，在阿巴斯的紀錄片中，“問題與回答”的格式獲得了近乎禮拜儀式般的崇高地位，而在他的故事片中，有關地點的問題就像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紅色篇》中有關時間的問題那樣典型而且無處不在。在《哪里是我朋友家》中，一個小男孩向遇到的每個人反復詢問他朋友的家在哪里，有時他得到了有用的回答，有時得不到。而在《生命在繼續》中，那位電影導演穿越遭到地震毀滅的地方，尋找從前導演的影片中的小演員們，由于地震后道路遭到嚴重破壞，他不得不繞道而行，時常停下來詢問此刻自己身處何地，要去何方：“我在哪里?這是哪里?我要去哪里?”阿巴斯把這些問題的意義延伸到了劇情之外，將個人的問題與社會、道德、哲學問題統一起來，強調了這些問題的普遍性。阿巴斯提出這些問題的目的不是像一般電影那樣給出答案，而是讓它們在空氣中回蕩，宛如永不停息的回聲。

阿巴斯影片中的問題往往沒有確切答案，即使有答案也沒有得到終極肯定。阿巴斯的問題是影片中的人物提給自己的，是人物之間相互提出的，是提給觀眾的，也是提給電影理論家的。戈達爾在談到自己對阿巴斯電影的印象時說：“世界上令人驚奇的電影很多，但是令人省思的電影很少，而阿巴斯的成就則讓人對電影進行重新思考!”阿巴斯深知，電影雖然是一種逼真的藝術媒介，但它是以再結構的方式在永遠的“現在進行時中”捕捉現實的，它所表現的既是現實又是幻象，構建影片的過程就是將幻覺的現實與心存懷疑的懸念相互交融的過程。《生活在繼續》的逼真形態衍生自紀錄電影捕捉的生活原貌的真實影像，源于對一個人人皆知的事件(1990年的伊朗大地震) 進行虛擬性的重構以后產生的幻象。

在《生活在繼續》之前，阿巴斯還于1990年根據一樁真實事件拍攝了《特寫》，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名叫阿里·薩伯齊安的窮困潦倒的年輕男子，由于冒充出身德黑蘭富裕之家的伊朗著名導演穆赫辛·馬克馬爾巴夫行騙而被捕入獄。德國著名導演維爾納·赫爾措格稱這部影片是他看過的“最偉大的關于拍電影的紀錄片”。阿巴斯的這部影片打破了以往故事片和紀錄片的界限，以“劇情紀錄片”手法重新結構了這個事件，人們在觀看這部影片時，仿佛感到被帶進一個嵌滿鏡子的廳堂，折射的光線與影像令人目眩。

阿巴斯堅持對事件進行重構的權利，他的影片中鏡頭背后的人物始終是在經過鏡頭的再造才出現在觀眾的眼前。阿巴斯先將事件一層一層地剝去，又將它一層一層地再現，但是這種再現又不是簡單的“物質現實的復原”，阿巴斯關心的不僅僅是事件的真實，更注重事件的真相。如同兩年前的《特寫》，《生活在繼續》再度引發了人們對電影觀念的重新思考，也許這個思考暫時還沒有什么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阿巴斯的攝影機有沒有開著，鏡頭背后的高原風光依舊迷人，滿山遍野還是那么綠意蔥翠，村邊的泉水照樣晝夜流淌，橄欖樹下的生命依然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