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你的生活局限于一場同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同上帝的討論。將人們趕出你的思想，不要讓任何外在事物損壞你的孤獨，讓那些弄臣去尋找同類吧。他人只會削弱你，因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種角色；將姿態從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僅僅屬于本質。

當一位作家無話可說時，榮耀為他戴上桂冠。榮耀贊美尸體。

一個作家越是獨特，就越有過時和令人生厭的危險： 一旦我們習慣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真正的獨特并不意識到自己的手段。一個作家必須為自己的天賦所推動，而不是去指揮和挖掘天賦。

一個精明的靈魂逃離自己的天賦，也就是說，創造自己的天賦。這難道不是有關文學創造者的定義嗎？

反諷，那些受傷的心靈的特權。任何反諷穿越的言語都在宣稱一種隱藏的攻擊。

反諷本身也是一種宣稱，或者是自我憐憫佩戴的面具。

1960年2月24日。今天，我在一張表格上填寫自己的名字時，仿佛覺得第一次寫它，仿佛覺得不再認識它。日期，出生年月，一切在我看來都很新鮮，不可理解，同我毫無關聯。這就是精神病科醫生所稱的自我疏離癥。有時，就連我自己的形象，我也必須努力調整目光才能同它融為一體，這實在令人難以忍受，讓人蒙受屈辱。

面對自我的顯示，我厭惡不已，頭暈腦脹，茫然不知所措。

自由如同健康： 唯有當你失去它時，它才有價值，你也才會意識到它。對于那些擁有它的人，它既不能成為一種理想，也不會構成一種魅力。所謂的“自由世界”對于它本身而言，只是一個空蕩蕩的世界。

驀然，無限的幸福，狂喜的視野。而這一切是在遇到一位稅務官之后，是在為了身份證而到警察局排隊之后，是在為了打針之類的事遇見一位女護士之后。我們體內化學的奧妙，能使魔鬼暈頭轉向，會叫天使粉身碎骨地變形。

我樂意生活于其中的兩個時代： 18世紀的法國和沙皇俄國……

優雅的膩煩以及陰暗的、抽搐的、無窮無盡的膩煩……

B還是個窮孩子時，常常向我講述生活的虛無；發家之后，他只會講述庸俗的故事了。不付出代價，你難以脫離貧困。任何形式的擁有都會導致精神死亡。

一些人追求榮耀；另一些人則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屬于后者。一種難以完成的使命遠比一項可以達到的目標更為誘人。向往人們的掌聲——這多么可憐！

1960年3月12日。我在一種異常強烈的思念狀態中度過了下午。思念一切，思念故土，思念童年，思念我浪費的一切，思念這么多無用的年華，思念所有那些沒有哭泣的日子……“生活”與我格格不入。我適合于一種原始的生存，適合于絕對的孤獨，在時間之外，在隱隱約約的伊甸園中。我將憂傷稟賦一直推到邪惡的境地。

春的迫近令我精神崩潰。這是我最最害怕的季節。樂曲凍結的感覺——啞默、消沉的靈魂中，千萬聲呼喚消逝。

波德萊爾……我已經有許多年沒讀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

我所感興趣的只是陰郁程度所具的特性。

我應該寫一部《論眼淚》。我常常感到一種極為強烈的哭泣的需要(我因此而感到同契訶夫的人物如此相近)。我對一切都感到懊悔，我會一連幾個小時凝視著天空……瞧，當人人期待著我的作品并鼓勵我工作的時候，我是如何度過時光的。

我毫無哲學天分： 我僅僅對姿態，對思想的感人性發生興趣。

一個滿懷激情說出的謬誤比一個用平淡無味的語言表達的真理更討人喜歡。

世襲者的顯赫，正統者的灰暗。

唯有我們隱藏的情感才是深沉的。那些卑賤的情感的力量恰恰源于此。

我的所有“作品”都缺乏瀟灑。這是那些寫得很少，那些無法像“呼吸”一樣寫作的人的悲劇。我是一個偶然的作者，因為，我寫作，僅僅是為了擺脫一時的焦慮。

憂郁，一旦達到極點，會消除思想，變成一種空洞的囈語。

不要寫任何在極度孤獨的時刻會讓你感到羞恥的東西。與其作弊或說謊，還不如死亡。

我從未迷戀過那些注定成功的事業，我總是偏愛那些我隱隱覺得已經失敗的事業。我總是本能地站在敗者一邊，即便他們的事業應受譴責。偏愛公道的悲劇吧！

1960年7月20日。整整十年，我一直夢想著擁有一套公寓。如今夢已成真，但并沒有讓我獲得什么。我已經懊悔失去那些住旅館的日子了。擁有比貧困更令我痛苦。

啊，我多想住在1937年的旅館里。

我有一個家了——上帝啊，原諒我墮落到這等地步吧。

我是我的狀態、我的幽默的連續；我徒勞地尋找著“自我”，或者更確切地說，唯有在我的所有表象消散時，唯有我為自己的消亡而狂喜時，惟有人們所稱的那個“自我”中止并取消時，我才能找到它。我們必須首先摧毀自己，才能最終找到自己；本質意味著犧牲。

唯有無邊無際的不眠的時刻，當時間同黑夜融為一體，當時間便是黑夜的流淌，便是液體黑夜時，你才能感到時間在怎樣地流逝。

一本書的內在價值并不在于主題的物質和重要性。否則，神學家就會成為最優秀的作家了。

本質并非文學的關鍵點。可以認為，對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現偶然和細微的方式。藝術中，要緊的首先是細節，其次才是整體。精湛必須以限定為前提。

令過去變得有趣的是，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歷史的永不枯竭的新穎便源于此。

我從未有過思想： 總是思想把我占有。我想象自己表達了一個思想，實際上只是思想將我占有并令我屈服。

歷史上偉大的時代是那些“開明專制的”時代(18世紀)。

過度的自由以及過度的恐怖都無法讓精神繁榮。精神需要一個可以忍耐的枷鎖。

一個優秀的時代是一個反諷不會將你投入監獄的時代。

當你有幸成為一名“作家”時，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樣難。

一片被遮蓋的天空在我看來是一種祝福。蔚藍會鼓動你出走；它冒冒失失，摻和到你的生活中并在你身上喚醒宗教向往病態的那一面，喚醒秘密野心惡魔的那部分。

面對電話，面對汽車，面對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會感到一陣厭惡和恐懼。技術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會激起我一種近乎神圣的驚駭。面對所有現代世界的象征時所產生的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歌德同時代人的證詞。我愉快地讀著，開始對這位我以前從未喜愛過的人的言語發生了興趣。不到50歲，你是不會對歌德發生興趣的。

真正的詩在詩之外；哲學以及所有一切皆如此。

奇妙的羅馬尼亞語啊！每每重新回到它面前時(或者更確切地說，夢見自己回到它面前，因為，天哪，我已停止使用它了)，我感到，脫離它，實在是一種罪惡的背叛。它那賦予任何詞一種親密感，將任何詞轉化為指小詞的能力；就連“死亡”一詞也享有這一溫順。曾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這種現象是一種減弱，是一種謙卑，是一種貶低的傾向。可現在，恰恰相反，我覺得這是一種豐富的標志，是一種為任何事物“增加一點靈魂”的需要。

年齡越大，我就越清楚地感到我同原籍的聯結有多深。故土令我魂牽夢縈： 我無法同她分離，也無法將她忘卻。相反，我的同胞卻令我失望，讓我惱怒，我受不了他們。我們不喜歡在別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陷。我越是和他們交往，就越會在他們身上發現自己的毛病；在每一個人身上我都看到一種責備，一幅放大了的我自己的漫畫。

沒有任何東西比巴黎的榮耀更像虛無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也曾向往過“這”！但我已永遠地厭倦了。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摸索、失敗和期盼之后，這是唯一讓我感到驕傲的真正的進步。我盡量隱姓埋名，盡量不拋頭露面，盡量默默無聞地生活——這是我唯一的目標。重返隱居生活！讓我為自己創造一種孤獨，讓我用尚存的抱負和高傲在心靈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高興　譯)

【賞析】

埃·米·齊奧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這個特別不僅僅因為他的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處世方式。

我們很少知道關于他的生平事跡的一些情況，只知道他生于羅馬尼亞鄉村一個東正教神甫家庭，曾在大學攻讀哲學，1937年獲獎學金到法國留學，從此留在了法國，將近60年，一直在巴黎隱居，先住旅館，后又住在閣樓里，極少參加社交活動，從不接受采訪。

齊奧朗仿佛一直生活在他為自己特意設置的孤獨之中。在《筆記選》中，他這樣告誡自己： 將你的生活局限于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局限于一場同上帝的討論。將人們趕出你的思想，不要讓任何外在事物損壞你的孤獨，讓那些弄臣去尋找同類吧。他人只會削弱你，因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種角色。將姿態從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僅僅屬于本質。

也許在齊奧朗的心目中，作為一個作家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創作，所以他說：“當一位作家無話可說時，榮耀為他戴上桂冠。榮耀贊美尸體。”

他在自己的文字中以獨特的筆調、深邃的思想，言說憂郁、人性、上帝、虛榮心、文學等話題，言說他欣賞而且熟悉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覺得，“憂郁，一旦達到極點，會消除思想，變成一種空洞的囈語”。所以，本質上憂郁的他寫作時十分注重心態，注重語調，注重語言色彩。他認為，“本質并非文學的關鍵點。可以認為，對于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現偶然和細微的方式。藝術中，要緊的首先是細節，其次才是整體”。他印象中的貝克特是個單獨者，一個“絲毫不想表現自己，絲毫沒有成功和失敗的概念”的單獨者。他為菲茨杰拉德感到遺憾：“他的生命不及他在生命中的發現。生命的巔峰在他看來只是一場災難，盡管他從中獲得了啟示，但終是無法自慰。”而就他的了解，米肖是一個真正的神秘主義者，他“著手任何事都是為了不去下結論，并將反諷保持在他的研究所達到的最極限”。齊奧朗隨筆的文字與其說在敘述、在評論，不如說在剖析、在挖掘，準確、無情，直抵本質。

正如他對自己的勸誡中所說的，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孤獨之中，這種孤獨是帶著一種高貴和孤傲的姿態的，那種對世俗功利的蔑視和對市儈弄臣的不屑絕非刻意的做作，這是齊奧朗真實的心理，正是基于這種心理，齊奧朗是不相信人類的，他認為“每個人在沉睡時，心中都有一個先知，而當他蘇醒時，這世界就多了一點惡了……”

基于此，他選擇了孤獨的生活，孤獨的創作。在這一點上，齊奧朗有一點像梭羅，當然梭羅的心態與齊奧朗的是截然不同的，梭羅在對大自然的親近中體驗了另一種形式上的孤獨，然而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人類是不大相信的，齊奧朗選擇了孤獨的創作，梭羅卻是選擇了投入大自然。

齊奧朗是怎樣看待寫作的呢？“作家是一個精神失常的生物，通過語言治療自己”。他用寫作的形式來治療精神的不安和痛苦。他感到只有語言才是真實的：“在句子的中央，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他甚至感嘆：“假如沒有寫作本領，我不知道我會成為什么。”

在對待寫作的態度上，齊奧朗和卡夫卡是如此的接近！卡夫卡一直以來也是堅持在孤獨中創作的，卡夫卡甚至認為只有在一間漆黑的小屋里——四面沒有窗戶和縫隙、只有微弱的燈光的地方——才能真正的進行創作，他渴望著一種“死亡式”的創造環境，在這一點上他內心的孤獨與齊奧朗無疑是相通的。

非但如此，兩個人還共同地對于現代文明持有近乎瘋狂的反感并一直抵抗著。卡夫卡是個不善于交際的人，是一個在現代文明中無法適應的人，是現代文明中的弱者，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見不到現代文明的任何標志。齊奧朗也是如此，他瘋狂地厭惡現代化：“面對電話，面對汽車，面對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感到一陣厭惡和恐懼，技術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會激起我一種近乎神圣的驚駭。”這段話完全彰顯了一個悲觀主義者與虛無主義者的內心的戰栗。

齊奧朗生前曾為自己定下一個規定：“盡量隱姓埋名，盡量不拋頭露面，盡量默默無聞地生活。”他是一個悲觀的厭世者，極端鄙視聲譽，一直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始終將自己置于“句子的中央”。在孤獨中，思想不停地運轉。他的大量箴言和警句就這樣產生了。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