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倫跟一個法國人說：“你們法國人，干什么事都是趕時髦。你們自以為喜歡我的詩，可是25年后，你們就會覺得這樣的詩令人難以容忍。”后來這樣的事果然發生了。盧梭描述法國人說：“這個善于模仿的民族中大概有許多稀奇古怪的事，這些事簡直讓人莫名其妙，因為誰也不敢去做。應當隨大溜： 這是當地表示謹慎穩重時的至理名言。這個能做。那個不能做： 這是最高的決定。……所有的人都在同樣情況下，同時在那里做同樣的事情。一切都有節奏地進行，就像軍隊在戰斗中的動作一樣。你可以說這是釘在同一塊木板上，或是被同一條線牽動的木偶人。”(《新愛洛依絲》)夏多布里昂也說：“在法國，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如果有人聽見別人對他的鄰居高喊當心傳染病，他就會大叫可要我的命啦！”(《墓外回憶錄》)

凡此種種，人們還以為自己是思考過的，并且是以新的方式思考的。更有甚者，人們還以為自己已付諸行動。奇怪的是，我們法國人對于前一天自己還鼓吹的東西，第二天便都轉過頭去不再理會。說起某種生活方式，不論是美婦倩女還是文人學者，動輒斬釘截鐵地宣稱它已經“過時”，不屑一顧；其實他們自己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方式中培養成長的，他們的一切都是靠這樣的生活方式得來的。至于青年人，在他們一生的這個關鍵時期，都有一種特殊的病態： 凡是在他們之前已經發明創造過的東西，他們每一代人都要得意洋洋、氣勢洶洶地重新發明創造一番。

精神和道德的風尚不是自然發生的。通常它們都是經過各方面共同醞釀之后創造出來的，就像婦女時裝一樣，完全是由時裝行業在確定的日期制造出來的。昔日的宮廷，現在的集團、報紙，甚至是政府，都是制造精神和道德風尚的。民眾隨著一擁而入： 他們的千年夢想就是與人一起共同“思考”。可是，沒有什么是比思想更具有個人特點的了，也沒有兩種思想是相似的，猶如沒有兩個指紋是相似的一樣。民眾雖然一擁而入，可是馬上又退了出來。

有一天，我在自己編輯的一份法國報紙的“青年”專欄里，看到一幅插畫，感到非常吃驚，因為我仿佛在什么地方曾見過這幅畫，還不是跟它一模一樣的一幅畫，而就是這一幅。畫面的左側畫的是些英勇的“年輕人”，留著短發的女大學生，背著書包或工具的小伙子(適齡人的聯合)，他們拳打腳踢地驅趕一些人，這些人朝畫面的右面逃去；這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人物，不僅年歲大(有40多歲，甚至還有更老的)，而且大腹便便，胸前佩戴著表鏈，手上戴著戒指，腳上蓋著鞋罩(毫無疑問，這是招人議論的闊綽的象征)，頭上戴著大禮帽。我終于回想起來在什么地方見過這幅畫了，并且經過一番周折，得到了證實： 原來插畫畫家把他以前在人民陣線的一份報紙上發表過的畫，一筆沒改地又重新刊登在1941年1月《民族革命》報上。

配有這幅插畫的“青年”專欄文章發表在1941年的白色報紙上，是不是在1936年的紅色報紙上也刊登過，我沒有去核實。但是，我回想起戰爭爆發后最初幾個月里，我常常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在畫刊上看到的愛國主義圖畫，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在上一次大戰期間就發表過了。我也回想起1919年至1939年期間，不僅政府每一項略有新意的方針，而且歷屆新內閣都有一套關于體育教學大綱改革的文獻，其中寫的全都是同樣的內容。這20年里印刷的關于法國體育的全部文獻資料，可能會裝滿一座房屋。最后得到的結果就是到1940年時，各中學每周有兩小時體操課，小學每周有一小時體操課。這就是說，在小學里，比1914年每周增加一小時；可是在中學里情況并沒有任何變化。

這就是法國的老生常談病。“世界上的空話猶如田野里的飛蟲”(雨果)；可是我常常想，在這句詩里，“世界”這個詞可以換成“法蘭西”。在我們這個國家里，在大戰以前，17歲的毛頭小伙子就參加“雄辯”競賽，這就是說他們在這樣的年齡時，對修辭競賽還一無所知；因此誰仿造得最好，便從一位法蘭西研究院院士手里得到一件也是仿造的“藝術品”，而院士本人也在模仿前人。我們的耳朵聽到的盡是些空話。可是，我們的懶散怠惰不正是部分地由耳濡目染造成的嗎？

當時假若我屬于掌握國家命運的人之列，我就會制止這些獻殷勤的人叨叨不休地講些空話。“我的上帝，但愿我的朋友里永遠沒有這樣的人！”我們的民族中已經有一部分人，而且是一部分善良的人，開始對報紙上或電臺里那些冗長乏味的文章或講話不感興趣了；我在那幅關于“接班換代”的插畫中覺察到的，或是在戰爭初期的其他圖畫中覺察到的，他們也隱隱約約地覺察到了： 這就是空話連篇，口號不絕，浮夸的言辭；雖屬“現代風格”，但如今不過是司空見慣的東西；盡管帶有時尚的表面特色，但可能在1919年，隨后在1924年、1930年(這些年代我只是信口說的……)以同樣的話語講過的東西。

掌握大權的先生們，請你們平息平息那些熱衷于鼓動舌簧、舞文弄墨的人的熱忱吧！當你們在行動中有所創造時，我確信你們也有創造的時候，如果創造中有什么神圣的東西，千萬不要讓評論你們的行動的那些人掩蓋或攪亂了，因為他們自己便缺少創造的才能。不要讓人產生一種印象，仿佛以放送唱片為生的人的時代又回來了，有時甚至是從唱片收藏館弄來的老掉牙的唱片。他們拼命地，幾乎是不自覺地讓留聲機轉動，播送那些希望之歌、信心之歌、沙文主義之歌、阿諛奉承之歌。不要使人產生一種印象，仿佛人們又講起那些蒼白無力的陳詞濫調，以為這又成為時髦的東西了；并且以為不論哪陣風刮到法國來，就能把這種風尚驅散，然后再樹立起截然不同的風尚。有一天，我在廣場的公園里看到一個小男孩，他平衡地走在柵欄的一根掉在地上的銅線上，嘴里還一再地說：“平衡……平衡……”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復，顯然像是著了迷(他可能就是未來的內閣成員)，一直到真的失去平衡、兩腳落到草地上時為止。執掌政權的人們，你們要當心那些空話。如果說的是生動有力的話，就有排山倒海之力；假若是死氣沉沉的話，那也會傾覆高山的。請你們記住，與其發出命令又不要求執行，最好還是不要發號施令；同樣地，與其說些去掉鋒芒的話，最好還是緘默不語。我甚至認為，講些空洞無物的廢話，這種惡習就是造成我們衰落的原因之一： 過去有人不論怎樣跟我們講(就像現在一樣)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可是誰也聽不進去。我有這樣一種想法，請你們不要見怪： 我們的民族現在已墮入這空洞的深淵之中了。

我們這些蹩腳的作家、攪亂寧靜的人，我們意識到，按照民族革命的道理來看，轟轟隆隆的警喻世人的陳詞濫調最后可能反過來斷送我們追求的目標。

(蔡鴻濱　譯)

注釋：

人民陣線： 1935年夏，法國共產黨、社會黨等左翼政黨組成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斗爭的廣泛聯合，稱為“人民陣線”，第二年成立了人民陣線政府。

民族革命： 1940年，法國被德國戰敗后，維希政府的貝當提出以“勞動、家庭、祖國”為核心的“民族革命”口號，推行賣國政策，力圖在法國實行法西斯化。

【賞析】

《空話與時髦》是一篇行文明快的諷刺文章。它的主題仍然直指社會道德風尚問題。

蒙泰朗極有洞見地指出了統治者利用意識形態對社會精神風尚進行構造、引導和控制。何況，法國人素來是趕時髦的民族，他們的精神風尚就像他們的服裝一樣隨著季節變換。人們總愛不經過大腦就下判斷，聽風就是雨。(這點恐怕各民族都是一樣。)這讓他們很容易被某種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失去頭腦，成為牽線木偶。這種空話滿天飛的情況就導致了人們思維的懶惰，以及真正有價值的思想的缺席。而政客們是熱衷于制造這些空話的，他們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點。他們知道，哪怕是把醋放在一個漂亮酒瓶里，極力宣傳這是一種新酒，人們也會照樣當成酒喝的。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口號標語，每天新出臺的、無關緊要的法規政策，總是變換著面目出現在公眾面前，但其實它們空洞無物，只是為了安撫人心，提供談資，制造時尚。

蒙泰朗的目光是犀利的，他呼吁掌權者“要當心那些空話”，“平息那些熱衷于鼓動舌簧、舞文弄墨的人的熱忱”，“在行動中有所創造時”，“千萬不要讓評論你們的行動的那些人掩蓋或攪亂了”，不要為了達到國內的所謂“平衡”和穩定而試圖控制民眾的精神風尚。蒙泰朗指出，“講些空洞無物的廢話，這種惡習就是造成我們衰落的原因之一”，“我們的民族現在已墮入這空洞的深淵之中了”。長此以往，社會便會陷入衰落，民族的精神會由于掌權者鼠目寸光的決策和保守自私的動機而退化。掌權者無法再推動社會進步，社會就會反過來給他們點顏色看看，那時他們的權力也就到頭了。

這篇文章雖然是從文化的角度入手反對浮夸的時髦風氣，但最后卻落在了重大的政治問題上，這也體現了作者一向對于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

(李文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