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不太清楚這件事是什么時候發生的了。我能記起來的只是這件事發生在50年代快要結束的時候，當時我收到部長的邀請，去他的辦公室會見他。幫我記起這件事的，是部長發出邀請前發生的幾件不起眼的小事。盡管事情很小，但它們曾在我心里造成一種恐懼加驚奇的狀態。在這些小事中有這么一件事： 當時我所住的樓房的守門人每當看到我進出樓門時，就向我露出微笑。那笑容幾乎可以表達出隱藏其后的某種意思。我心中不安，但是我忍住了。直到有一次他附在我耳邊悄聲說：“我以我的心所喜歡的一切向您起誓，您是一個好人。”我問他：“艾哈邁德大叔，您這是向什么人起誓呀？”他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沒有回答。同樣的事又在車庫管理員的身上發生了。這位管理員本來是一位特別爽直大膽的人。當我向他擺出同樣的問題——“阿卜杜大叔，您這是向誰起誓呢？”——他回答道：“除了刑事調查局的人之外，還有誰呢！”也許這兩個人說的都是真話，或者都是假話，我不得而知。

在我和守門人及管理員談過話后沒幾天，一位在文學院工作的同事碰見了我。當時我們身邊沒有第三個人，他對我說，一位官方來訪者造訪了他的家，問他所知道的有關我的事。當然，這位朋友的誓詞是不錯的，否則他就會對發生的事保持沉默了。于是我問他：“你知道為什么擺出這些問題嗎？”他回答說：“不知道，不過很明顯，要么是為了一下子把你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要么就是為了一下子把你拉到最底層。這兩種情況都需要調查詢問。”

是的，這一切使我既驚奇又害怕。我一直忍耐著，等待著，直到收到部長讓我到他辦公室去見他的邀請。他的接見彬彬有禮，他告訴我，他已決定把我提到一個更顯赫的位置上。于是我說道：“盡管我真誠地感謝您，但我還是想請您接受我的歉意。”他聽到我的話十分詫異，問道：“你不愿意這樣做？你不準備為祖國服務嗎？”我回答道：“部長閣下，并非如此，很抱歉！如果說我希望得到某種展示性的職位，那么，與此同時，我也決定，我想通過在我能夠服務的領域，即教育領域，為祖國服務。我參加對埃及青年的教育工作，難道不是為今天和明天的埃及服務嗎？”

教師——我就是一名教師——是一項職業，同時也是一種天性。即便我的生活環境未把我推上教育這項事業，那我也會根據自己的天性選擇成為一名教師的。在這個縱橫開闊的世界上，我最喜歡的莫過于知識以及它的剖析、闡釋和傳播工作了。如果我是從自身談這些的，那么，這也像我同他說了另一件事。那就是知識——我愿意獲得、剖析和闡釋的知識，是那種我相信它正確的知識。如果我發現與之矛盾的、我認為其中有錯誤的東西，那我就會用它們去做比較，通過比較，正確的東西會在頭腦中增加其清晰度。

如果我所尋求、所研究和通過教學與寫作傳授給他人的知識，是屬于數學或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那我也就不說什么正確與錯誤之類的話了。因為這些學科結果的精確性已到達不容置疑的程度。我所指的知識，是屬于被稱作人文科學，有時又被稱作社會科學的知識。它是一門關于各種意義的學問。在這門學問里，允許幾乎每一個志愿者成為某一見解的主人。諸如“文明”、“文化”、“進步”或任何屬于這一龐大意義家族的成員，它們的意義用薄霧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來，那些意義，有的透過那薄霧顯示出來，有的則被掩蓋起來。——對這些你將說些什么呢？你若從中擺出一個問題進行討論，你可望在參加討論的人中間聽到真正的驚奇，卻不會在你的雙手上發現可以判定該見解是否正確的關鍵性有效手段。

我們就陷于這些必要的意義的大海中，盡管它們模糊不清。它們是模糊不清的事物，盡管有必要性。我們用手臂和腿腳擊水，但不能保證我們能超越洶涌的波濤而到達平靜安全的彼岸。盡管如此，可對在這大海中搏擊的人來說，除了繼續游下去外沒有別的選擇余地。因此，這是一種注定的必然。我們應該從那些與文化和文明相聯系的寬泛的意義中為自己找到一張具有起碼清晰度的圖像，足以在教育和宣傳領域中進行饋贈。這些領域幾乎單獨地承擔著為被寄予厚望的未來做準備的義務。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和我們的青年面前沒有一幅我們所向往的圖畫，我們又怎能熔鑄我們希望我們的青年去達到的那些目標呢？

我生命的福分，從青年時代起一直到現在，就是從事教育和寫作，就是成為那些企圖描繪出尋找中的未來的圖畫的人們中的一員。我承認在這方面，我的行程已走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某種設想，爾后我在第二階段中，為這一設想加入了重要的修正。在這一轉變中，沒有損害任何一個人，除了堅持己見，甚至帶著虛妄出現的人之外。在這些想象中，事情——正如我曾提到過的——并非數學方程式或科學法則類的，并非那種讓你知道它們在一個時期只有一種途徑的事物，而是以多種意見和揣測為其主干的個人見解。

在我精神生活的第一階段，我未曾發現西方文明國家的替代物，就像它在我們這個時代這樣。因為這一文明是力量、科學、創造、冒險和實現對大自然的主權從而控制它的文明。實現這一控制的好處不僅僅局限在少數人身上，相反，這一文明的好處必將普及，直到抵達地球最遠端最低矮的茅屋。

不過，在這一階段之后，我又折返回來了。因為我發現這一文明盡管很有必要，必要到沒有選擇的余地，但是，只有它是不夠的，每個民族必須往這一文明中增加某些獨特的文化成分，這些成分規定了這個民族的特質，從父輩到祖輩，一代又一代沿襲相傳，以成為一環連一環的一部“歷史”。

自我認識到這一必要條件后，這幅圖畫就在我面前清楚地顯現出來了，它的各個細部都是那么清晰明朗。要展示這幅圖畫用一兩篇文章或一兩本書是不夠的。于是我開始寫一套書，最初是《東方——藝術家》(1960)。這套書超過了十部。我還寫了數十篇文章。這些書著文章都是探討被要求成為我們活動主軸的那種文化結構的。

在這方面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一篇題為《先去闖障礙！》的文章。所謂“障礙”就是指我看到的我們還沒有去闖的那些障礙物，它們堵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像履行公務似的，不讓我們任何一個人快速前行。它們模模糊糊的，讓我們的思想總是糾纏于“過去”和“過去”怎樣在活人的生活中起作用。我曾被迫去解釋我想展示的那一思想。我曾通過闡述為它鋪設道路，奠定基礎——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觀念建在其上的那個基礎。這個基礎在我們這個時代與以往各個時代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不妨在此把事情說得更清楚些。我們說，歷史上的某一個時代，常常把它的想象建立在某一學科的基礎上，這一學科與其他各門學科相比占有統治地位。自古希臘以來，“數字”在人類理性面前就是楷模，這就是說，這一思想楷模的本質是“穩固性”。因為數字的圖像啟示著這一特性。于是從穩固性模式中產生出人們的一種傾向——幾乎在精神領域的任何方面，包括人們對待自己過去的態度。其基本點是盡量減少變化。至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模式，則是從生物學各學科延伸出來的。請看任何一個生物——從植物到動物到人，你會發現，在你面前是與數學圖像真實性不同的另一種圖像的真實性。你會發現一種正在發展的真實，它的每一發展階段，都依靠著前一個階段，但是并不重復。果實、樹葉、枝條和莖干全都離不開深扎在土壤里的根，因為它們靠根吸收水分和營養。但是，盡管如此，它們是形式上和功能上并不相同的事物，在外形和功能上與根不同。人類就是基于這一活的模式去看待所有事物，其中包括他們存在的真實性——他們本身和他們過去存在的真實性。

我們當今的全部生活，它們的活力，從這一生物學觀點來看，都是從它的過去而來的。正如樹木及其活力來自它的根部。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如此，但它并不要求重復它過去的樣子，這就如同果實、樹葉、枝條并不要求采取樹根的樣子。下面的兩種情況有天壤之別： 一種情況是生存以重復過去；一種情況是生存并創造性地效學過去。用詩打一個比方吧。我們并不要求阿拉伯現代詩人信守阿拉伯古代詩人信守的那些規條，但是我們要求他從古代詩歌中汲取，直到他的水罐被阿拉伯健全的鑒賞力盛滿。然后，要求他去創造他的習性所愿意的東西。因為古代詩人本身也不曾堅守在某一種不斷重復的形式中。阿拔斯時期的詩歌并不同于伍麥葉時期或賈希利葉時期的詩歌，而是在許多細節上有所變化。盡管如此，批評家贊許的優秀詩作的范型一直存在賈希利葉詩歌中。他們似乎把這個范型視作樹木牢固不動的根。至于枝葉，它們有權伸向天空，只要他們始終通過生命的脈道與那牢固不動的根莖相連。

過去以及我們與過去的聯系，是今天需要認真對待的首要問題。認真的程度，應該超過我們以往的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這是因為，我們在那些歷史時代里，除了我們曾經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地生活在其中的文明外，沒有遇到過別的文明。可今天，我們面臨著一種與我們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即現代文明。這一文明是我們曾經忽視的，我們曾像一個撞石頭的人，想把石頭撞碎。我們不顧一切地沉溺其中，就像那種把自己拋入激流而遭毀滅的人。我們應當提出的最緊迫的問題是： 我們將如何行動？

這些，就是我在那篇題為《先去闖障礙》的文章中談論的主題。我在那篇文章中沒有談論把握我們過去的問題。如果避而不談，那我就是瘋子一類了。但是，問題在于： 如何做？我的回答是： 我們接受我們的遺產，在我們的心中，在我們的精神和理智中，讓它變成一種“良知”，我們把它置于我們體內，讓它從內部做一個觀察者，監視者，就像總是和人在一起的良心那樣。但是，過去，帶著它的一切，立于我們的眼前，讓我們在生活中成為一個拓本，這是不合理的。我在那篇文章中說過，對我們和對被樹起的樣板本身來說，再沒有比我們讓自己成為一個不斷重復的摩本更致命的了。如此，我們的存在將被抹煞，因為它正變成多余的事物而不再往里增加什么東西了。如此，被樹起的樣板——它的新穎性，將因多次重復而離它而去。如果不是這樣，全部歷史將滿足于一個根源，而不會有誰為它而來，去重復它。

一位批評家憤然而起，他用狂風暴雨式的指控攻擊我，這類指控我們已領教過千百次，它們一直在我們的耳朵里回響著，像背熟的東西一樣。甚至像香料店出售的罐裝品一樣。這位批評家只須在回家的路上買上一兩罐，把里面的東西倒在紙上，然后睡覺休息就行了。沒有什么要處理的問題，也不用考慮去解決它們，也不會有指控者發現他所沒有的他的錯誤。

對激憤的批評家來說，沒有比說出這樣的話更容易的了： 這一見解——希望我們看待過去就像看待一部歷史、一段經歷或某個生物的發展過程一樣的這種見解，其中有一系列相互銜接的發展環節。當最后一個環在時間中出現，靈活地套住第一個環，而最后這個環又不是第一個環的重復。我說，對一個發怒的批評家來說，再沒有比提出這樣的指控更容易的了——他指控這一具有生命力的觀點，說它否定我們的原則，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的理想。但是，這個憤怒的批評家如果慢一點，如果冷靜思考一下這些意義本身——他提到它們時，根據對它們的界定和判斷，用的是“原則”、“價值”、“理想”，那他一定會發現，它們全體只會給你一個“方向”，而不會告訴你前進道路上的每一步如何走。這就像某人告訴一位在曠野迷了路的人：“把臉朝向東南”，卻不管至于我朝此方向走時遇上野獸、遇上湖水，遇上荊棘草叢擋路怎么辦，而這一切是行路者根據情況需要去解決的問題。只要他堅持朝著東南方向走，他就堅持了原則，價值和理想。

我說的是實話，我的先生！這樣行事對你、對我們都絕無好處： 心安理得地用毛毯把自己包裹起來，睡眼蒙眬地打瞌睡，然后突然醒過來，發現自己口中念念有詞一千遍地重復著這三句話：“我們的原則，我們的原則……我們的價值，我們的價值……我們的理想，我們的理想……”藥石不能治愈這種病的病——他一直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瓶子里，病人倒在床上，藥瓶放在那邊的桌子上。同樣的，我們的原則，價值、價值和理想必須從言詞轉移出來，以體現于某種看得見的、生產性的勞動中。我們在土地的耕種者和工廠的工人身上可以看到這種勞作。這種說法是非常正確的： 原則、價值和理想，只有沉入人類心靈深處并在這里從對它們的有意識狀態，因在其中發生效應，轉化為無意識狀態，好像它們是人類天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在人類生活中達到它們的最高目標。到了這個時候，你將聽不到這樣的人用嘴說出它們，而會看到他在其一切活動中，用行動同它們生活在一起。

我們絕對不會有關于我們存在的活的感覺，也不會有積極參與我們時代文明的能力，除非我們的現在能吞下我們的過去，這種吞噬是將那一過去從一個供我們賞玩的古董和一些不斷重復的詞匯變成我們動脈中血液的營養。這就是說，過去已從我們的外部轉移到我們的內部。變作我們體內的一顆控制和指引我們行動的良心。不是通過我們對已經成為過去的事物的逐字逐句的模仿——如人們所說，而是通過我們對適合我們時代的新事物的創造，就像前人創造適合于他們時代的事物那樣。

伊斯蘭教，由于它是一種宗教，它有每個穆斯林都知道并信守的五大支柱；由于它是一種律法，它有教法學家向我們闡釋的教條。因此我們珍視它們，把它們作為規范我們生活行為的判斷準則。不過，當我們面對今與昔的問題，也就是面對枝條上張開花蕾那般的文明。沒有任何人說過，也沒有任何人敢于這樣說： 穆斯林依靠他的伊斯蘭教的統治，只能綻出一朵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一個地區又一個地區地不斷自我重復的文明之花，因此科學是同一種樣式，藝術是同一種樣式，建筑是同一種樣式，文學是同一種樣式，商貿市場是同一種樣式，紡織廠是同一種樣式……

我要說的和我要重復的是，我們若或多或少地改變了這些文化面孔，我們在這方面也未增加什么，盡管我們從西方引進了他們的產品，我們也未用可能與我們特性相異的增擴的話。這樣，問題就成了： 我們為什么不能去增添補充？答案是： 我們尚未汲取到我們時代的精神。我們用各種各樣的言詞讓自己忙得不亦樂乎，這些言詞更接近于在快要睡著了的人跟前打哈欠的愚鈍者。伊斯蘭教在過去讓它的信仰者成為拒絕者了嗎？今天讓他們成為拒絕者嗎？將來某一天直到世界末日都不愿讓它的信仰者從自身開放出色彩和香味彼此不同的文明的花朵嗎——然而他們周圍的生存環境是那樣不同。難道真主的使者——我們為他禱祝！——在他的一般圣訓中沒有說過“穆斯林看到的東西是好的，那么在真主那里也是好的”這樣意思的話嗎？仔細想一想這句話的意思，它仿佛在說： 當某一時代的穆斯林一致認為他們的利益將通過一定的思想和勞作形式去實現時，那么，這一形式在真主——讓我們贊美他，主！——那里也是被接受的。我們今天所說的話難道超過這些話了嗎？

當我談到這位憤怒的批評家的信時，見解的不同并未使我驚詫。在諸如此類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本是健康的精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但是真正令我吃驚的是語言的不同——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這位先生在以詛咒和毀滅進行威脅時沒有考慮舉起鞭子時的分量。我們如果通過截然不同的語言以這種可怕的方式進行對話，我擔心我們會遭到巴比倫人那樣的災禍——當他們只有一種語言時，他們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他們的城池、那城中的高塔高入云霄，那時他們因此是一個民族。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生了語言糾紛，他們的語言“混亂不堪”。于是他們解體了，停止了建設，由此，人們把他們的城市以及城市的高塔稱作“巴比倫”。

(伊宏　譯)

【賞析】

作為埃及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巨匠之一，馬哈茂德一直極為關注埃及文明的發展，并在多篇文章中論述他對埃及發展的想法和理念。《我說的是真話》就是綱領性的一篇。文中，作者著重論述了埃及文明在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下應如何應對和正確的社科知識教育對埃及青年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這兩個問題對于處在國家發展壯大時期的埃及有著極為深遠的現實意義。

隨著西方經濟發展的影響，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都在不斷地滲透到意識形態等領域，如何在這種思想的沖擊下既能借鑒其中的精華，又能保持埃及傳統的文明，是具有前瞻性的知識分子所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埃及青年是埃及的希望，僅僅學習技術性的知識是遠遠不能承擔起建設埃及、振興埃及的重任的，更要從思想文化上對青年們進行明確的指導。因此，社科知識對于埃及的青年一代不可或缺，而解決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首先理順埃及的文化、文明的發展道路。

作者認為，埃及文明要發展就必須理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對待傳統的態度應既不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盤否定。對此，作家舉例對比進行了說明。首先，作家以自己精神變化的兩個階段，來加以闡釋。第一階段中，他完全接受了西方文明，因為“這一文明是力量、科學、創造、冒險和實現對大自然的主權從而控制它的文明”，具有極強的吸引力。然而，作家很快發現僅僅這樣是不夠的。這時，他的認識上升到第二個階段，認識到每個民族都必須在吸收外來文明的基礎上，加入富有民族特質的東西，這就是本民族的歷史和傳統。只有這樣，才能推動本民族文化的進步，才能形成本民族的歷史。為此，作者還著手寫出了《東方——藝術家》這套超過十部的書籍和數十篇文章，專門探討建立埃及生活主軸的文化結構。

對于不能固步自封這一點，作者也專門寫了一篇《先去闖障礙》。所謂“障礙”，就是指阻擋人們快速前進的障礙物，它讓人們的思想總是糾纏于“過去”和“過去”怎樣在活人的生活中起作用。人們墨守傳統的思想，阻礙了文明的進步。作家認為，從過去中發展來的，其實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態，一種情況是生存以重復過去，一種情況是生存并創造性地效法過去，就像樹木及其活力來自根部，但它并不要求果實、樹葉、枝條都按照樹根的樣子生長。這才是對待過去的正確認識。如果生物學和樹木還不足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又以“詩”作為例證。現代詩人并不恪守古代詩人的信條，但是必須從古詩中汲取養料，然后再創造性地創作詩歌。只有詩的靈魂和傳統深深地植根在本國歷史文化之中，枝葉才有能力伸向更廣闊的天空。

在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上，埃及人究竟應該如何去做呢？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人們必須要吞下過去。這個吞下過去的過程，就是將過去的文化的精髓變成我們血液中的營養，使其從外部轉移到內部，去指導我們的行動。即便是需要從西方文明中汲取營養，人們依然需要用自己的文明去填充。在這里，作者特意舉出了埃及人信仰的伊斯蘭教作為例子。作為一個古老的宗教，伊斯蘭教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并且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徒，除了它的兼收并蓄之外，還在于它堅守傳統。

最后，作者告誡埃及現代掌握大部分知識的文化傳播者和教育者們，埃及現在需要的是團結一致地發展它的文化、文明，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可以持有不同的見解，但是一定要防止互相之間惡語攻擊，因為那必然導致內部的不團結，從而給埃及造成災禍。

(王　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