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多次要我寫文學回憶錄。我不知道能否寫成，因為記憶力不好，而且回憶起來使人傷心；一般來說我不愛回憶往事。可是盡管記憶力不好，我的文學生涯中的某些事情，卻時常不由自主地十分清晰地呈現在我的眼前。譬如，有這么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有一年春天的一個清晨，我去看望現已作古的葉戈爾·彼得羅維奇·柯瓦列夫斯基。他非常喜歡我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當時刊登在《俄國導報》上。他熱情地稱贊它，并向我轉達了有個人提的一條對我十分寶貴的意見，這個人的名字我不能說出來。這個時候房間里一前一后進來了兩份雜志的兩個出版人。其中一份雜志后來訂戶的數量大增，是我們任何一家月刊前所未見的，但當時只是剛剛起步。而另一份雜志卻相反，它的美好的時光以及對文學界和讀者的影響正在逐漸消失，但那個時候，在那天早上，它的出版人還不知道它的出版已接近尾聲。我正是和這個出版人一起來到了另一個房間，兩個人待了一會兒。

我不說出他的名字，我只想說我和他的第一次會面是一生中最熱烈的，不平凡的，是我永遠難忘的。也許，他也不會忘記。當時他還不是一個出版人。后來發生了許多誤會。我從西伯利亞回來以后，同他很少見面，但是有一次他匆匆地和我說了一句十分熱情的話，并由于某種緣故告訴我他寫的一些詩——他從前寫的好詩。我這里補充一句，從外表和舉止上看，任何人都比他更像一個詩人，即使是在“悲天憫人”的人中間，但他是我們詩人當中最熱情、最憂郁和最“悲天憫人”的一個。

“嗨，我們把您痛罵了一頓。”他對我說(即在他的雜志上批評《罪與罰》)。

“知道。”我說。

“您知道為什么嗎？”

“大概是照章辦事吧。”

“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

我驚呆了。

“某某寫了一篇批評文章，”這位出版人接著說，“他這么對我說：‘他這部小說是寫得好的，但因為兩年前他的一部中篇小說不知羞恥地污辱了一個不幸的被流放的人，并把他丑化了一番，所以我要批評他的這部長篇小說。’”

“這豈不是又對《鱷魚》進行愚蠢的誹謗嗎？”我想了想，叫了起來。“難道您會相信嗎？您看過我的這部中篇小說《鱷魚》沒有？”

“沒有，我沒看。”

“可是這純粹是誹謗，是天底下最卑鄙的誹謗。只有布爾加林這種人的頭腦和對于詩的嗅覺，才能夠在這篇小玩意兒，這篇給人取樂的中篇小說的字里行間找出這種‘人身的’影射，而且還是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攻擊！您該知道，這種牽強附會是多么的愚蠢！不過，兩年前我沒有駁斥這個卑鄙的誹謗，我絕不原諒自己，當時就是把它放過去了！”

我和現在早已逝世的這位雜志出版人的談話，是在7年之前，然而直到今天我還沒有駁斥這個“誹謗”，有時是忽略了，有時是“沒有時間”。然而對我憑空捏造的這種卑劣的謊言，在某些人的記憶中把它當成了確鑿的事實，在文學圈子里流傳，并散布到讀者中去，因而不止一次地給我帶來不快。對這一切已忍無可忍，至少應該說一句話了，而現在正是時候；雖然毫無根據，但是這種誣蔑之毫無根據地信口雌黃，已無以復加，必須加以駁斥。由于我長期保持沉默以及至今仍然不重視這件事，仿佛我默認了似的。

我第一次和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見面是在1859年，我從西伯利亞回來以后的第一年，不記得是在什么地方和怎么見面的。后來有時也見到過，但不經常，談過話，也不多。總是握握手就算了。赫爾岑曾同我說過，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印象不好，他是指外表和舉止而言，我卻喜歡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舉止。

有一天早上，我在住宅門鎖的鎖把上發現一張傳單。這種傳單當時散發得相當多，這一張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它的標題叫做《致年青一代》。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東西比它更荒謬和更愚蠢的了。內容帶煽動性，形式非常可笑，只有他們的兇手才能給他們想出這樣的形式，好讓他們送命。我感到非常苦惱，整天都悶悶不樂。這一切當時還不習慣，但又出現在我眼前，因此當時要完全看清楚這些人還很困難。困難正在于似乎不相信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還隱藏著這樣的小事。我并不是說當時整個的運動，而只談人。至于運動，這是一個嚴重的、不健全的、但以它的歷史進程表明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現象，它在我們歷史上的彼得堡時期將寫上莊重的一頁，而這一頁似乎還遠遠沒有寫完。

從我內心來說，我早就不同意這些人，也不贊成他們所進行的運動的目的，——那時我突然感到懊喪，幾乎要為他們的無能而羞愧：“為什么他們會辦這種愚蠢而拙劣的事呢？”不過這件事跟我有什么關系？但我并不是為他們的失敗感到懊喪。散發傳單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直到現在也不知道；我懊喪的是我見到的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不是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干的愚蠢的把戲。這里掩蓋了一個事實：文化水平，覺悟水平，以及對實際情況理解的水平，被嚴重地忽視了。盡管我在彼得堡已經住了3年，對某些現象已經見怪不怪，那天早上的這張傳單仍使我大為震驚，對我來說完全像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新發現：在那天以前我絕對沒有料到會碰上這種毫無價值的舉動！正是這種毫無價值使我感到害怕。黃昏時我突然想到要去拜訪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此之前我從沒有到他家去過，也從沒有想過要去，正像他從沒有來找過我一樣。

我記得是下午5點鐘左右，正好碰上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獨自在家，甚至連應門的仆人也不在，他親自給我開門。他非常親熱地接待我，引我進入他的書房。

“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這是怎么回事？”我掏出傳單。

他接過傳單，好像根本不認識是什么東西一樣，看了一遍。總共也就10行。

“噢，怎么啦？”他問我，臉上有淡淡的笑容。

“難道他們就這么愚蠢可笑嗎？難道不能制止他們，停止這種胡鬧嗎？”

他非常莊重而令人感動地回答說：

“難道您以為我贊成他們這樣做，并認定我會參與編寫這么一種東西嗎？”

“我正好不這樣想，”我回答說，“我甚至認為您相信這樣做是不必要的。但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一定要制止他們。您的話對他們是有分量的，當然，他們害怕您的意見。”

“他們當中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這我相信。但完全不需要認識他們，也不必親自和他們談。您只要在哪個地方說明您不贊成，就會傳到他們耳中的。”

“也許不會產生作用。而且這些現象叫做橫生枝節，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對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是不利的。”

這時有另外一個客人敲門，不記得是誰，我就走了。我認為有責任指出，我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談話是真誠的，并且像現在一樣完全相信他不“贊成”這些散發傳單的人。我覺得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對我的造訪并不是不歡迎；幾天以后他親臨我家就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我家里大約坐了一小時，說實在的，我還沒有遇見過像他那樣溫和和熱情的人，所以那時有些人議論他的性格，把他說成好像是一個嚴厲而孤僻的人，使我感到驚訝。我開始明白，他希望和我相識，我記得我也是樂意的。后來我又到他家去過一次，他也來過。不久由于我這方面的一些情況，我遷居到莫斯科，并在那里住了9個月，剛剛開始的交往就這樣中斷了。然后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并流放。從此他的事我一無所知，至今也不知道。

大約一年半以后，我突然想寫一篇幻想故事，屬于模仿果戈理的中篇小說《鼻子》一類。我還從沒有試過用幻想體裁寫作。這純粹是文字游戲，只不過為了取樂。確實設想了幾個喜劇情節，我想展開一下。即使不值得寫，我也要把情節說明白，留到以后再來寫它。那時彼得堡的商品街有一個德國人，讓人家花錢看一條鱷魚。彼得堡的一個官員，在啟程出國前帶著年輕的妻子和一位形影不離的朋友去逛商品街，都想順便去看看鱷魚。這個官員屬于中間等級，但有一定的獨立地位；他還年輕，但目空一切，驕傲得不得了。首先他是一個傻瓜，就像那個令人難忘的丟了鼻子的科瓦遼夫少校一樣。他對自己無與倫比的優點的信心，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缺乏教養，但差點沒把自己當作天才，在他那個司里，他被看成一個胸無點墨的酒囊飯袋，經常因為普遍對他的輕視而苦惱。好像為了替自己出一口氣，他就把他的一個懦弱的朋友指使得團團轉，拼命地折磨他，在他身上顯示自己的聰明。這個朋友憎恨他，但一切逆來順受，因為他暗地里喜歡上他的妻子。當這位嬌小的太太——年輕、可愛，完全是彼得堡的派頭，是中等社會里并不聰明的賣弄風情的女子，當她在商品街上出神地觀賞展覽出來的鱷魚和猴子時，她的天才的丈夫不知道怎么激怒了一直像一塊木頭那樣躺著沉睡的鱷魚，鱷魚突然張開大嘴，把他整個兒吞了下去，一點兒也不剩。很快就發現這個偉大的人物沒有受到鱷魚的絲毫傷害；相反，他以特有的頑強從鱷魚的肚子里宣布說，他待在里面非常舒服。他的朋友和妻子急忙去找領導部門來解救他。可以想象，為此完全應該打死這條鱷魚，剖開肚子，把偉大的人物放出來；而同時，當然還應該給鱷魚的主人、德國人和他的相依為命的老伴以賠償。開始時德國人由于害怕他的鱷魚吞吃了“官員先生”會被打死而憤怒，感到絕望，但很快就明白，被吞下去的彼得堡的一名行政官員依然在魚肚子里活著，將來可以在整個歐洲給他帶來巨額的收入。他要求賠償一大筆錢，外帶一個俄國的上校軍銜。另一方面，領導上感到很為難，這種事在部里是太新奇了，是沒有先例的。“假如我們從前哪怕有過一個小小的例子也好，那就可以依例辦理，現在真是麻煩。”他們也懷疑，這個官員是因為某種被取締的自由主義傾向而爬進鱷魚肚子里的。這個時候他的夫人開始覺得她的“如同寡婦”般的處境并非沒有趣味可言。她的被吞進魚肚子里的丈夫這時又明確地告訴他的朋友，他待在鱷魚肚子里要比他在機關里好得多，簡直無法相比，因為現在他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注意，這在過去是絕對辦不到的。他堅持要他的妻子舉辦晚會，把他和鱷魚一起裝在籠子里帶到晚會上去。他相信彼得堡全城居民和全體政府要員都會蜂擁而至，來看個新奇。這時他還打算撈上一筆：“我將宣示真理，并進行一番教育；我要向為國效勞的健兒提供忠告，我要在部長面前顯露才能。”他說，他已經認為自己好像不是來自這個世界，有權提出忠告，并宣布判決。他的朋友提出一個謹慎而惡毒的問題：“假如他由于某種出其不意的過程，但這是應當預料到的，被消化成了不愿成為事實的某種東西，那怎么辦？”這位偉人回答說，這個問題已經考慮過了；但是他將滿腔憤怒地抗拒這種按照自然規律完全可能發生的現象。但是太太也不贊成抱著這樣的目的舉辦晚會，雖然她覺得他那個主意倒不錯：“怎么可以把我的丈夫關在籠子里帶給我呢？”她說。而且她越來越對如同寡婦般的地位感興趣，她覺得很好玩，大家都同情她。她丈夫的領導常來看她，和她一起玩自己的牌……以上就是這個滑稽故事的第一部分——它沒有寫完。有了時間我一定寫完它，雖然我已經把它忘了，現在應當重新讀一讀，要把它記住。

然而，這么一件小事，有人卻大做文章。這篇故事剛剛在《時代》雜志上(1865年)發表，《呼聲報》立刻在小品欄內登載了一篇奇怪的文章。每個詞每個句子我記不起來了，也沒有這種本領，但大概的意思是這樣的：“《鱷魚》的作者走上這么一條道路是枉費心機；這樣做既出不了名，也撈不到想要撈的利。”云云。然后是幾句極為隱晦而又極不友好的諷刺挖苦。我匆匆地看了一遍，什么也不懂，只看見了許多尖酸刻薄的東西，也不知道為什么。這篇隱晦的小品文式的批評，當然不會傷害我；讀者中間反正也沒有人能看懂，像我一樣。但是，一個星期以后，尼·尼·斯特拉霍夫突然告訴我：“您知道他們都在那兒想什么？他們認為您的《鱷魚》是一種影射，寫車爾尼雪夫斯基流放的過程，說您想把車爾尼雪夫斯基拿出來示眾，取笑一番。”我雖然感到驚奇，但并不惶惶不可終日；什么樣的猜測不會有呀？我覺得這個意見完全是獨出心裁，過于牽強附會，目的在于讓它四處散布。我認為根本沒有必要提出抗議。但我絕不原諒自己這樣做，因為這個意見已被人信以為真，四處散布。誹謗吧，事實真相總不能完全掩蓋的。

不過，我現在也還認為，這里根本談不上誹謗，——那么又為了什么，目的何在？在文學方面我幾乎從沒有和人發生爭吵，至少沒有發生過激烈的爭吵。現在，此刻，在我27年的文學活動中，我只是第二次談到自己。這種東西只不過是愚蠢而已，是并不體面的由疑神疑鬼而來的愚蠢，它之鉆進某些人的腦袋里，是“傾向性”在作怪的緣故。我覺得這個胡思亂想的腦袋瓜至今還堅信他沒有錯，好像是我不應該嘲笑不幸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我甚至認為即使到了今天，我的任何解釋和所陳述的理由已經不能改變他們對我的錯誤看法。他們長的畢竟是胡思亂想的腦袋。(當然，我不是在說安德烈·亞歷山大羅維奇；作為這張報紙的主編和出版人，他與這件事始終是不相干的。)

影射究竟表現在哪里？好吧，當然——鱷魚是代表西伯利亞；驕傲和輕率的官員是指車爾尼雪夫斯基，他被鱷魚吞到肚子里，還一直想著要教訓全世界；被他指使得團團轉的那個逆來順受的朋友，那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當地的朋友們。至于那位可愛的，但有點傻乎乎的官太太，為“如同寡婦”的處境而沾沾自喜，那又是……但說得太骯臟了，我不想弄臟自己的筆，繼續解說影射的對象。(那時影射的說法已經成立，而后一個暗示也許也被人認為確有所指；我有不容置疑的證據。)

這就是說，我們不妨作這樣的假設：我本人曾被流放并服過苦役，為另一個“不幸的人”流放而幸災樂禍；而且還拿這件事寫成小說，興高采烈地中傷別人。但是有什么證據呢？影射就是證據嗎？隨便拿一篇什么東西來吧……《狂人日記》，《上帝》頌歌，《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費特的詩，隨便什么都行，你指定前十行，我馬上可以找出影射普法戰爭或者誣蔑演員戈爾布諾夫的詞句。總而言之，隨便對什么人，你說什么人都行。你們回想一下，古時候，比方說，在40年代末期，書報檢查官把手稿和襯格紙都檢查得仔仔細細，看看有沒有一行字、一個句點包含著可疑的東西，影射的東西。為了證明我像個惡毒的沒有心肝的中傷者，期待于我的只能是這種影射，最好讓他們從我一生的經歷中拿材料出來吧。

恰好相反，這樣一些慌慌張張急急忙忙得出的毫無根據的結論，正好表明這些指責我的人本身有某種卑劣的心地，表明他們的觀點是愚蠢的，不人道的。在這里甚至最天真的揣測也是不可原諒的；不是嗎？天真的卑鄙者也可能有的，就是這樣。

那么，是不是我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本人懷恨在心呢？為了防止這個指責，我特意在上面講述了我們短暫而愉快的相識過程。有人會說，這不算什么，我是在心底里隱藏著對他的仇恨。然而，請他們說出這種仇恨的理由吧，如果有什么理由可說的話。這種理由是沒有的。另一方面，我相信車爾尼雪夫斯基本人會證實我所敘述的我們會面的過程是確切無誤的，如果他有機會讀到我的敘述。愿上帝保佑他有機會這樣做。我是這樣親切熱情地期待著，如同我無論過去和現在對他的不幸都衷心地感到惋惜一樣。

但是仇恨是由于信念而引起的，可能嗎？

這為什么？車爾尼雪夫斯基從沒有以他的信念來非難我。即使跟一個人有嚴重的意見分歧，仍然可以非常尊重他。不過，關于這一點，我可以說我并非信口開河，我甚至有一個小小的證據。在《時代》雜志停刊前最后幾期的某一期(差不多是最后一期)，刊登了評論車爾尼雪夫斯基“著名的”長篇小說《怎么辦？》的長篇文章。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出于名家的筆下。不是嗎？文章中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聰明才智作了應有的評價。對他的小說本身說的話也非常熱情。對他杰出的才智從沒有人懷疑過。我們那篇文章只談到了他的才智的特點和傾向，而文章本身的嚴肅性表明我們的批評家對他所評論的作者的優點是完全尊重的。現在你們會同意：假如因為信念之故我對他懷恨在心，那么我當然不會在雜志上發表文章來談論車爾尼雪夫斯基，并給以應有的尊重；因為《時代》的編輯實際上是我，而不是別的什么人。

或許，我發表一部惡毒的影射的小說，希望以此在某個上層得到好處？但是什么時候什么人能夠說我在這個意義上在某個上層面前玩過把戲或者玩來了好處，也就是出賣了我的這支筆呢？我甚至想，作這種猜測的人本身也沒有這種想法，盡管他有一片天真。那么這種猜測也絕不會在文學界有立足之地，如果只是指責這一點的話。

至于有人可能指責我對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的一些家庭情況進行誹謗和影射，那么我再一次重申，我不想就這一點來為自己“辯護”，我的筆甚至連碰也不愿意碰一下，以免弄臟自己……

我覺得很遺憾，這次我說了一大堆自己的事。瞧，這就是寫文學回憶錄的結果；以后絕對不再寫它。十分抱歉，肯定使讀者感到厭煩了，不過我寫的是日記，日記有一部分是我個人的感受，而正好不久前我獲得了一個“文學的”感受，間接地使我突然想起我那部已被遺忘的《鱷魚》的這件已被遺忘的有趣的事。

前幾天，我極為尊敬的人士之中有一位(他的意見我是非常重視的)對我說：“我剛剛讀過您談論《環境》和對我們陪審官的意見的文章(《公民》雜志第2期)。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但是您的文章可能引起不愉快的誤解。人們會認為您贊成法庭取消陪審官，贊成行政監督機關重新進行干預……”

我大吃一驚，感到傷心。這是最沒有偏見、與任何文學派別及“影射”都毫不相干的一個人的聲音。

“竟然可以這樣理解我的文章啊！以后只能一言不發了。在擺脫農奴制的枷鎖之后，人民的經濟狀況和精神狀態是非常可怕的。確鑿無疑和驚心動魄的事實，時刻在表明這一點。道德淪喪，低級趣味泛濫，遍地是猶太人開的小酒館，盜賊橫行，以致白晝搶劫——這一切都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并且在不斷地發展，發展。嘿，怎么？如果有人出自內心的憂慮，拿起筆把它寫下來——怎么，難道人們會大聲叫喊，說他是農奴主，贊成倒退回去奴役農民嗎？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希望人民有充分的自由自行擺脫悲慘的處境，不要任何監護，不要倒退。”

“必須這樣，這正是我的想法！而即使由于人民力量的衰落(他們現在有時回過頭來打量自己，逢人便說：“力量小了，力量小了！”)，”我說，“即使人民遇到了實實在在的無可懷疑的某種不幸，遭到巨大的失敗，巨大的災難，那時人民會自己挽救自己，挽救自己也挽救我們，這種事他們過去遇到過不止一次，他們的全部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就是我的想法。也就是——別再干涉了！……”但是，這些話又怎樣來理解和解釋，也許又會碰到影射吧！

1873年1月

(劉季星、李鴻簡　譯)

注釋：

葉戈爾·彼得羅維奇·柯瓦列夫斯基(1809—1868)：俄國作家、地理學家、文學基金會首任主席。

1858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離開西伯利亞流放地塞米帕拉金斯克，抵達特維爾，1859年12月由特維爾來到彼得堡。

布爾加林(1789—1859)：俄國作家。1825年在彼得堡創辦《北方蜜蜂》報。十二月黨人起義后立場趨于反動，后成為情報機關“第三廳”的文化特務。

車爾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7日被捕，在彼得保羅堡大約關押了兩年，然后發配西伯利亞服苦役。

幻想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的中篇小說《鱷魚》，發表于《時代》雜志1865年第2期。

科瓦遼夫少校：果戈理的中篇小說《鼻子》中的人物。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國文藝批評家。

安德烈·亞歷山大羅維奇：即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

《狂人日記》：果戈理的中篇小說。

《上帝》：杰爾查文的詩。

《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扎戈斯金的長篇歷史小說。

費特(1820—1892)：俄國抒情詩人。

【賞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稱“很少寫文學回憶錄”，用他自己的話說，《一件私人的事》是他“在27年的文學活動中”，“只是第二次談到自己”。而談論的主題，正是和他齊名，且因立場不同而展開長久論戰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實際上，19世紀后半期俄羅斯文學界和思想界這兩位大家曠日持久的論戰，足足可以寫一本書。

1858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離開西伯利亞流放地，并于1859年12月回到彼得堡。只是，彼得堡的政治氣氛跟10年前他被捕的時候已大不一樣。隨著專制農奴制總崩潰的到來，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一批革命民主主義者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成了俄國解放運動的領導力量，并與代表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的貴族自由派展開了論戰。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歸來后，對俄國的社會政治問題已經形成自己的一套主張，既不同于革命民主派，又不同于貴族自由派。在19世紀60年代的政治思想斗爭和文學斗爭中，他起初是以“中立者”的身份出現的。他既不同意反動文人卡特柯夫及其《俄羅斯導報》的自由主義觀點，也不贊成《現代人》雜志的革命民主主義立場和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文藝觀點上，他一方面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論者，另一方面又攻擊杜勃羅留波夫的美學思想；他維護現實主義，但卻把革命民主主義美學思想說成是功利主義。隨著斗爭的深入發展，這種“中立”的立場越來越成為一種幻想，他的鋒芒所向最終還是革命民主派。他反對他們的空想社會主義理想，反對他們的唯物主義哲學，反對他們的暴力革命思想。

1861年農奴制改革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斯拉夫主義者、批評家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他同哥哥米哈伊爾先后創辦月刊《當代》(1861—1863)和《時代》(1864—1865)，并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派進行論戰。1861年他發表的論文《波波夫先生和藝術問題》雖則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卻又認為藝術的“主要本質”是“靈感的自由”，批評杜勃羅留波夫要求藝術應有進步思想內容的主張是美學上的“功利主義”。1862年在《兩個理論家陣營》一文中更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公開表明同革命民主派的分歧。針對革命民主派的觀點﹐他宣揚近似斯拉夫主義的“根基論”。這種思想初時表達得很含糊﹐后來才逐漸明朗化。它指責進步的知識分子脫離人民的“根基”，說他們應該從這“根基”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來的思想”則是信仰基督和沙皇；因此，解決俄國的社會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采用斗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通過貴族同人民的和解，通過在君主和正教教會庇護下各階層的團結一致。

1862年，俄國出現了一批秘密革命團體。5月，彼得堡發生火災；沙皇政府為了給鎮壓革命制造借口，散布謠言，誣陷革命者是縱火者。一天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門前拾到一張題為《致俄國青年一代》的革命傳單，于是專程拜訪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要求他發揮對青年的影響，制止他們的革命行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件私人的事》中特別回憶到了這件事情，而從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所采取的立場。

1863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發表長篇小說《怎么辦》。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這部小說里強調了人類理性的偉大，并在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上提出了著名的“合理的利己主義”的理論。他認為，個人的幸福和自由是包含在為大多數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斗爭中，這種斗爭并不摒棄個性，不要求自我犧牲或禁欲主義。恰恰相反，它使個人的愿望得到滿足，才智得到發揮，個性得到發展和充實，使人類在精神上、道德上、人格上更完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部小說曾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是當時革命民主主義陣營中射向沙俄反動政權的一枚重磅炸彈，對于當時的許多革命青年產生了重大影響。

而此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已經幾乎全部放棄了他曾經信仰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信念，在他看來，空想社會主義及其關于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諾，只不過是一種溫情脈脈的虛偽謊言，是脫離當前現實生活的，更確切地說，是脫離街道潮濕陰暗，到處是積雪，充斥著放蕩少女的彼得堡的現實的。對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學說——群眾斗爭的原則，他當然也是反對的。他認為革命與資本主義是一丘之貉，都是對人的天性的破壞。因而他一再攻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義”理論。他認為這個理論不可能符合人類天性的一切需要，彼得堡的現實也是不會接受這個理論的。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揭露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者，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予以回擊。

在很多批評家看來，《地下室手記》是一篇思想過于主觀，意旨非常露骨的宣言式的小說。它把積淀在作家心中幾十年的懷疑主義情緒與對人類前途的悲觀無望盡訴其中，由于其中有著許多明顯地針對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所發的議論，它也被很多人定性為一篇極為反動的小說。

可以說，《怎么辦》和《地下室手記》這兩部小說，代表了兩種對現代和人類的看法，到了20世紀繼續著各自的影響。二者的論爭也是文學界長期關注的一個話題。盡管很長一段時間內，陀氏被說成是反對進步的，但以21世紀的后見之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也許是對的，他擔當人性的可能，表現的是超常的勇氣和前瞻的智能。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