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說過，普希金是俄羅斯精神的一個特殊現象，也許是獨有的現象。我個人補充一點：是一種帶啟示性的現象。的確，他的出現對于我們所有俄羅斯人來說，毫無疑問是一件具有啟示性的事情。普希金正好是在彼得一世改革整整一百年以后，我們社會剛剛開始和剛剛興起正確地進行自我認識的初期到來的，他的出現提供了強有力的幫助，以便用新的指路明燈照亮我們黑暗的道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普希金是啟示，是方向。我把我們這位偉大詩人的活動分成三個時期。我現在不是以文學批評家的身份說話，在談到普希金的創作活動時，我只想說明我認為他對我們具有啟示意義的一點想法，以及我對這個詞的理解。但是，我也想順便指出，普希金活動的三個時期之間，我認為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例如，開始寫《奧涅金》時，按我的想法，還只屬于詩人活動的第一時期，而當普希金在祖國的土地上發現了自己的理想人物，并以他的充滿熱愛而富有預見的整個心靈去理解并喜愛他們時，《奧涅金》便在第二時期結束了。通常也可以說，普希金活動的第一時期是在模仿歐洲的幾個詩人：帕爾尼、安德烈·謝尼耶和其他人，特別是拜倫。是的，毫無疑問，歐洲的詩人對普希金才能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并且在他的一生中都保留著這種影響。然而，普希金最早的幾首長詩并不是單純的模仿，這些詩里已經表現出了他的才能，非凡的獨創精神。模仿是永遠不可能產生那么獨特的痛苦的感受和那么深刻的自我意識的，比方說，像普希金在《茨岡》這首長詩里所表現的那樣。我完全認為這首長詩是屬于他的創作活動的第一時期。如果他只是單純地模仿，我就用不著談創造力和表現得那么快的成長速度了。長詩《茨岡》的主人公阿樂哥這個典型，已經流露出了強勁而深刻的、完全是俄羅斯的思想，這種思想后來在《奧涅金》中表達得不露絲毫痕跡，幾乎是同一個阿樂哥，已經不是處于虛無縹緲的世界里，而是置身在可以觸摸的現實和可以理解的狀態中了。在阿樂哥身上，普希金找到了并富有獨創性地描畫了祖國土地上那個不幸的流浪漢，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俄羅斯受苦人，在我們這個脫離人民的社會里，他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當然，普希金不只是在拜倫的筆下找到這種人。這是個真實的、描寫得十分準確的典型，是長期扎根在我們俄羅斯土地上的常在的典型。這些無家可歸的俄羅斯流浪漢直到現在仍繼續在流浪，似乎很長時間之內都不會消失。如果他們在現代不到茨岡人的宿營地去從茨岡人獨特的未曾開化的生活中尋找理想的世界，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得到安慰，以擺脫俄國知識分子社會那種混亂而荒謬的生活，那么他們無論如何會鬧起阿樂哥時代還沒有的社會主義來，并懷著新的信念到新的土地上去，在那里勤奮地工作，像阿樂哥那樣相信自己那不切實際的事業會達到目的，不僅為個人，而且也為全世界謀得幸福。因為俄羅斯的流浪漢要想得到安慰，必須實現全世界的幸福，他不能輕易地就歇手不干了，——當然，目前事情只停留在理論上。他們是同一個俄羅斯人，只不過出現在不同的時代。我再說一句，這個人正好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第二個一百年之初出生在我們這個脫離人民、脫離人民的力量的知識分子社會里。啊，在普希金那個時代，以及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多少俄國知識分子怡然自得地當著官，在國家財務部門或者在鐵路和銀行里工作，或者干脆用各種不同的手段賺錢，甚至也進行科學研究和講課，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大家按部就班，懶懶散散，心平氣和，拿拿薪水，玩玩紙牌，沒有任何意愿要跑到茨岡人的營地或者更適合于我們時代的其他地方去。至多不過對“帶有歐洲社會主義色彩”的事物采取自由主義的態度，而這種社會主義卻被賦予某種柔和的俄羅斯性格，——不過這只是時間問題。事情在于，一個人還沒有開始操心，另一個人卻已經趕到緊閉的大門前用前額使勁地撞門了。如果不走上與人民謙虛地交往的自救的道路，那么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遇到同樣情況的。但愿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只要“出類拔萃之士”，只要有十分之一開始操心的人遇到這種情況就行了，別讓其余絕大多數人由于他們而感到不安。當然，阿樂哥還不會準確無誤地說出自己的苦惱，因為這一切對他來說似乎都還是抽象的，他只渴望大自然，對上流社會不滿，追求和平的生活，為在某個地方被某個人遺失而為他永遠無法找到的真實的本性而哭泣。這里有一點盧梭的思想。這個真實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它能夠在什么地方什么場合出現，它究竟在什么時候被丟失的，當然，連他本人也說不出來，但他真誠地為此而苦惱。富于幻想而又沒有耐性的人大多只希望暫時從表面現象上得到解脫，這也是應該的，因為，據說，“真實的本性是在他身外的什么地方，也可能在別的國家，譬如說，在歐洲的某個地方，那里有鞏固的歷史制度，有已經定型的社會生活和世俗生活”。他完全不明白，真實的本性首先存在于他自己的內心里，他怎么能夠明白呢，因為他在自己的國家里如同外人，完全脫離勞動，沒有文化，像貴族女子中學的學生一樣在四面封閉的高墻內成長，按照組織嚴密的俄國社會所劃分的14個等級內他所屬的某一個等級，履行他那不由自主的荒誕的職責。他現在只不過是脫離了土地飄浮在空中的一根草。他也感覺到這一點，并為此而苦惱，而且經常這樣地痛不欲生啊！也許他屬于世襲貴族，甚至非常可能擁有農奴，他出于貴族的一種自由放任的習性，允許自己生出一種小小的古怪的念頭，去喜歡那“無法無天”的人們，因而在茨岡人的營地住上一個時期，并且把熊牽出來耍一耍，問題是在這里嗎？當然，女人，按照一個詩人的說法，“一個粗野的女人”，很可能會燃起他擺脫苦悶的希望，于是他輕率地但懷著熱烈的信念奔向真妃兒，說什么“我的出路就在這里，也許我的幸福就在這里，在這里，在大自然的懷抱里，遠離上流社會；在這里，在沒有文明和法律的人群中間”！其結果是：在他第一次和這個原始的大自然的環境接觸時，他就經受不住，并且雙手染滿了鮮血。不但就世界的和諧而言，即使對茨岡人來說，這個不幸的幻想家都是不中用的，于是他們將他趕走，沒有報復，沒有憤恨，不失自己的尊嚴，又出于一片誠心：

離開我們吧，驕傲的人；

我們是粗野的，我們沒有法律，

我們不折磨你，也不處死你。

當然，這一切都是虛構的，但是這么一個“驕傲的人”，現實中是存在的，抓得很準確。他第一次被我們的普希金抓住，這一點應該牢記。只要，只要稍為有點不合他的意，他就兇狠地折磨人，懲罰人，以消心頭之恨；或者，這種事做得更加簡便，當他一想起自己身屬14個等級之中，可能會親自訴諸(過去發生過這種情況)用以折磨和懲處的法律；他利用法律只不過是為了發泄他的心頭之恨而已。不，這首天才的長詩不是模仿！這里已在暗示用俄國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個“該死的問題”，而且要按照人民的信念和本性，那就是：“順從吧，驕傲的人，首先摧毀你的傲氣吧。順從吧，游手好閑的人，首先在家鄉的田地里勞動吧！”這就是按照人民的真實本性和人民的智慧的解決方式。“真實的本性不是在你的身外，而是在你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去找回自己，自己服從自己、自己掌握自己，你就會看到真實的本性。這個真實的本性不是在你身外之物里，不是在你身外，也不是在大海之外什么地方，而首先在于你的自我修養上。戰勝自己，控制自己——那樣你就會獲得從來都想象不到的自由，去著手干一番偉大的事業，你就會使別人也成為自由的人，你就會看到幸福，因為你的生活是充實的；最后，你就會理解人民和他們的神圣的真實。如果你本身首先損害了世界的和諧，兇狠，驕橫，要求過不勞而獲的生活，甚至根本不想為生活付出一點代價，那么無論是在茨岡人那里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會有世界的和諧。”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普希金的長詩中已有了強烈的暗示，而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則表達得更加清楚。這首長詩不是憑空虛構的，而是相當現實的，它以絕無僅有的創造力和精湛的手法表現了俄國真正的生活，這在普希金時代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絕后的。

奧涅金來自彼得堡——必定來自彼得堡，這在長詩中無疑是必需的，而且普希金不可能放過他的主人公經歷中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現實的特點。我再說一句，這就是那個阿樂哥，特別是后來，當他在苦悶中大喊：

為什么我不癱在床上，

像圖拉的一個陪審官？

現在，在長詩的開頭，他暫時還是半個花花公子，是上流社會的人物，在世上實在沒有過上太長的日子，就對生活完全失望。然而，

苦悶這高貴的魔鬼悄悄地

開始纏上他，并擾亂他的心。

他住在偏僻的地方，在自己祖國的腹地，當然不是在自己家里。他不知道在這里應該做什么，并且感到自己總像在家里做客。最后，當他懷著苦悶的心情在國內外流浪時，他作為一個公認的聰明的人和公認的誠實的人，更加感到自己在異鄉人中間是連自己也不認識的異鄉人。確實，他也愛自己的鄉土，但不信任它。當然，他也聽說過本國的道德準則，但不相信。他只相信在祖國的田野上任何勞作都將一事無成；如果有人相信能夠辦到，——過去和現在這種人都不少，——他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嘲笑的眼光看他們。他把連斯基打死了，只不過由于閑得無聊罷了，誰知道呢，也許根據世上最高的準則來說是由于閑得無聊，——這完全是我們的想法，這是可能的。達吉雅娜卻不是這樣的人，她是一個堅定地站在自己土地上的堅強的典型。她比奧涅金深沉，當然，也比他聰明。她單憑自己高貴的本能就預感到真實的本性在什么地方，這在長詩的結尾已表現了出來。如果普希金拿達吉雅娜的名字而不是奧涅金的名字為自己這部長詩命名，甚至會更好一些，因為她是詩中無可爭辯的主要人物。這是積極的典型，而不是消極的典型。這是積極的美的典型，這是俄國婦女崇拜的神，詩人預先安排在達吉雅娜和奧涅金最后會面的著名的那個場面來向她們說出長詩的思想。甚至可以說，在我們的文藝作品中，俄羅斯婦女這種積極的美的典型幾乎沒有再次出現過，也許只有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中麗莎的形象除外。但是，奧涅金那傲視一切的態度，使得他在鄉下第一次遇見達吉雅娜時，在這個純潔無邪、一開始就在他面前顯得十分羞怯的姑娘那質樸的形象中，根本認不出她是個什么人。他識別不了這個可憐的女孩子身上那完美無缺的美德，也許他確實把她當作一個“精神上的萌芽”。她是萌芽，但是在給奧涅金寫信以后！如果長詩中有什么人是精神上的萌芽，那么，不言而喻，這個人就是他，就是奧涅金本人。這是無可爭辯的。可是他根本不理解她，難道他了解人的心靈嗎？他是一個虛浮的人，一生都不安分的幻想家。即使是后來，在彼得堡，她成了一個顯貴的夫人，按照他在給達吉雅娜的信中說的話，“用心靈了解她的完美”時，他仍然不了解她。然而這只是他說說而已，因為她在他的生活中擦肩而過時，他始終沒有認清她，沒有正確地評價她；他們愛情的悲劇也就在這里。啊，如果當他在鄉下第一次遇見她那時候，從英國來一個恰爾德·哈羅爾德，或者想法讓拜倫勛爵本人親自跑來，發現了她的嬌羞而純樸的魅力后，點醒他一下，該有多好！奧涅金立刻會大出意外，大吃一驚，因為這些平靜地忍受著痛苦的人，在精神上有時竟有那么多的奴性啊！然而這件事并沒有發生，這位追求世界和諧的人便給她作了一番說教。他的舉止仍然非常光明正大，又懷著極大的苦悶，兩手還染著因一時的愚蠢和兇殘而使別人流的鮮血，前往祖國各地流浪，對她毫不在意，朝氣蓬勃，精力充沛，滿腔怨憤地高喊：

我年輕，精力充沛，

我等待什么？苦悶，苦悶！

達吉雅娜懂得這一點。在這部小說不朽的幾節詩中，詩人描述了她去看望使她感到納悶的這樣一個怪人的住宅。我且不談這幾節詩的藝術性、無與倫比的美和深度。她在他的書房里，仔細地看他的書籍、擺設、什物，想從它們身上努力猜出他的心靈，為自己的謎尋找答案。最后，“精神上的萌芽”終于陷入沉思之中，奇怪地微笑著，預感到已解開了心中的謎，雙唇輕輕地翕動著：

他莫非是個偽劣的仿制品？

是的，她應該輕聲地把這句話說出來，她猜中了。以后，過了很久，當他們重新在彼得堡見面時，她已經完全了解他了。順便提一下，好像有誰說過，接近宮廷的上流社會的生活，損害了她的靈魂，并且貴夫人的頭銜和上流社會的新觀念成為她拒絕奧涅金的一部分原因。是這樣嗎？不，并非如此。不，她仍然是達尼婭，仍然是從前那個農村里的達尼婭！她沒有受到腐蝕，相反，彼得堡的這種奢侈的生活使她抑郁不歡，使她消沉、煩惱；她憎恨自己的貴夫人的名分，誰要是對她另有看法，那他就完全不了解普希金說的是什么。下面是她斬釘截鐵地對奧涅金說的：

但是我已委身于別人

我要永遠忠實于他。

正是作為一個俄國婦女，她說出了這種話，她之受人尊敬也在于此。她說出了長詩的真諦。啊，我一句話也沒有談到她的宗教信仰、她對于合法婚姻的觀點，——不，我不想談這些。但這是怎么回事：是因為她拒絕跟他走嗎，盡管她親口對他說過“我愛您”？是因為她“作為一個俄羅斯婦女”(而不是南方的或者法國來的哪個女人)，沒有能耐邁出勇敢的一步，沒有力量扯斷束縛自己的繩索，沒有力量拒絕榮譽、財富、上流社會的地位等等的誘惑，沖破道德的約束嗎？不，俄羅斯婦女是勇敢的。俄羅斯婦女敢于為她所認定的目標而勇往直前，她們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她“已委身于別人，要永遠忠實于他”。她要忠實于誰？忠實于什么？是在盡什么義務？對于這么一個年老的將軍，她是不可能去愛他的，因為她愛的是奧涅金。她之嫁給他，只是因為“母親流著淚苦苦地哀求”她，而那時她那受委屈的千瘡百孔的心里卻只有絕望，沒有任何希望和光明。她要忠實于他嗎？是的，她忠實于這個將軍，她的丈夫，一個誠實的人，愛她、尊重她并為她而驕傲的人。就算是“母親哀求”她，但不是別人，是她本人答應了；是她，是她本人向他發誓要做他忠實的妻子。就算她由于絕望而嫁給了他，但現在他是她的丈夫，她的變節將使他蒙受恥辱，敗壞他的名聲，會置他于死地。難道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不幸之上嗎？幸福并不單純是享受愛情的快樂，而且也表現為精神上高度的和諧。如果背后隱藏著不誠實的、毫無憐憫之心的、不人道的行為，精神上又能得到什么安慰呢？只因為出走才有她的幸福，她就應當出走嗎？但是，如果這種幸福是建立在別人的不幸之上，又會是什么樣的幸福呢？對不起，請想一想，如果你們親自來建造一座人類命運的大廈，以便在落成后為人們造福，最終給他們以和平與安寧；那么又請你們想一想，為了這件事卻必須、不可避免地必定要使一個人，總共是一個人，受到痛苦，盡管這個人并不那么值得尊敬，在某些人眼里甚至是可笑的；也不是什么莎士比亞，只不過是一個誠實的老漢，一個年輕妻子的丈夫，盡管他根本不知道她的心，卻盲目地相信她的愛情，尊重她，為她感到驕傲，以她為幸福和安寧。那么單讓他蒙受羞辱，名譽掃地，痛苦萬分，卻用這個喪失了名譽的老漢的淚水建造你們的大廈，你們能同意在這種條件下去做這座大廈的建筑師嗎？這就是問題。你們為人們建筑了這樣一座大廈，如果大廈是建筑在痛苦的基礎上，比方說，哪怕是一個微不足道但受到殘酷而蠻橫地摧殘的小人物的痛苦的基礎之上，人們會愿意接受你們給予的這種幸福，而且在接受這種幸福以后會永遠感到幸福，你們能有這種想法嗎？哪怕只有一分鐘。請告訴我，達吉雅娜以她那高尚的靈魂、那顆破碎的心，能作出另外的選擇嗎？不，因為一個純潔的俄羅斯靈魂只會做出這樣的選擇：“讓我，讓我一個人失去幸福，讓天大的不幸落在我的身上，別讓這個老頭再受到痛苦；最后，永遠別讓任何人，連這個老頭在內，知道我作出了犧牲，別去議論它，我可是不愿意害死別人以求得自己的幸福！”這是一場悲劇。她是這樣做的，不可能超出這個范圍，已經太晚了。于是達吉雅娜把奧涅金打發走了。有人會說：奧涅金也并不幸福呀，因為她救了一條命，也害死了另外一條命呀！請原諒，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甚至也可能是長詩中最重要的問題。附帶說一下，有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達吉雅娜不跟奧涅金一走了之？這問題在我們中間，至少在我們文學界，仿佛是一件十分特別的事情，因此我想就這個問題多說幾句。從品德方面來解釋這個問題，在我們這里長期受到懷疑，這尤其顯得特別。我是這樣想的：假如達吉雅娜獲得了自由，假如她的年老的丈夫死了，她成了寡婦，即使是這樣，她也不會跟奧涅金走。要不要理解這種性格的全部本質呢？因為她看出了他是一個這樣的人：終身漂泊不定，突然發現過去被他輕視的女人卻處在高不可攀的顯赫的環境里，——大概就是這樣的環境，成為事情的全部本質所在。他幾乎要嗤之以鼻的這個小姑娘，現在受到上流社會的崇拜，——上流社會，它在奧涅金心目中是可怕的權威，盡管他有各種美好的追求，——這就是他眼花繚亂地向她撲去的緣故！他激動地叫喊：這就是我的理想，這就是我的救星，這就是我擺脫煩惱的出路，它從我的眼皮底下漏過去了，而“幸福那時是可能到手的，離得這樣的近！”奧涅金一心一意想著達吉雅娜，就像從前阿樂哥對待真妃兒那樣，在新的離奇的幻想中尋找自己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難道達吉雅娜沒有看出他這一點，難道她以前沒有把他看透嗎？因為她明明知道他實質上只愛自己新的幻想，而不愛她溫順如故的達吉雅娜！她知道，他把她當作另外一個什么東西，并沒有把她當作她這個人；他愛的甚至也不是她，也許他誰都不愛，甚至不會愛什么人，盡管他經受著百般的痛苦！他愛的是幻想，甚至他本人就是一個幻想。如果她跟著他走了，第二天他就會感到失望，并會嘲笑自己的多情。他沒有任何根基，他是隨風飄蕩的一根草。她絕不是這樣：即使在絕望中，甚至在非常痛苦地意識到要犧牲自己的一生的時刻，她身上仍然有一種堅定的、毫不動搖的、她的心靈賴以依托的東西。這是她對童年的回憶，對家鄉、偏僻的農村的回憶，她在那里開始了她的樸實的純潔的生活——這是“她可憐的奶媽墳上的十字架和樹枝的陰影”。啊，這些回憶和過去的形象現在對她都是極為寶貴的。留在她的記憶里的只是這些形象，然而正是這些東西使她的心靈從徹底的絕望中解脫出來。這就不少了，不，這里已經有很多了，因為這里有全部基礎，這里有一種不可動搖的牢不可破的東西。這里有與祖國、與祖國人民、與人民的最珍貴的東西的聯系。而他身上有什么，他是個什么人呢？只是為了使他一時開心，出于無窮盡的愛憐之心暫時給他一個幸福的幻影，而且事先明明知道到第二天他就會嘲笑自己得到的這種幸福，她當然不應該因為憐憫他而跟著他走。不，天下是有深沉的堅強的靈魂的，它們決不會讓自己最珍貴的東西蒙受恥辱，盡管有無限的同情。不，達吉雅娜不能跟奧涅金走。

于是，普希金以他這部不朽的、不可企及的長詩《奧涅金》，成為前所未有的偉大的人民作家。他以最準確最敏銳的方式，一下子指出了我們、高居在人民之上的我們當前的上流社會的最深刻的本質。普希金描寫了俄國流浪者的典型，我們之前以及我們當前的流浪者的典型，以他的異乎尋常的敏銳的感覺，首先發現了它，并且認清了它的歷史命運和在我們未來命運中的巨大意義；與此同時，他又描寫了一個俄羅斯婦女，把她塑造成一個積極的無可爭辯的美的典型。當然，在俄國作家中他也是第一人，在他創作活動的這一時期所寫的其他作品中，向我們展示了一系列從俄國人民中發掘出來的具有積極的美的俄羅斯人的典型。這些典型的美主要在于它們的真實，不容爭辯的、可以觸摸的真實，因此要否定它們是不可能的，它們如同石頭雕像那樣屹立不動。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不是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發言，因此，也就不準備對我們這位詩人天才的作品從文學方面進行詳細的討論，以說明我的思想。比方說，關于年復一年編寫著自己歷史的俄國僧侶的典型，是可以寫出厚厚的一本書來講解這個重大的俄國形象對于我們的重要性及其全部意義。這個形象是普希金在俄國大地上發現的，由他描寫出來，雕塑出來，現在樹立在我們面前，它的精神美是永遠無可爭議的，謙遜的，莊重的；它是人民生活中強大的精神的見證，這一精神可以從自身產生出上述那無可爭辯的真實的形象。這個典型已被塑造出來，它存在著；不容許對它提出異議，說它是虛構的，只是詩人的幻想和理想化。你們親身冷靜地觀察以后，會表示同意：不錯，它是存在著，因而是人民的精神，是人民創造的；它是存在著，因而也是這種精神的生命力，這種力量是強大而不可限制的。在普希金筆下到處流露出對俄羅斯性格的信心，相信它的精神上強大的力量，而如果有信心，也就有了希望，為了俄國人的殷切的希望。

希望獲得光榮和幸福

我無所畏懼地直視前方

這是詩人在另一首詩里說的，但他這些話可以直接用來說明他的全部民族的創作活動。無論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從來沒有一個俄國作家像普希金那樣誠摯、親密地和人民結合在一起。啊，在我們作家中間，有很多人了解我們的人民；他們非常出色、非常準確、非常熱情地描寫過人民，然而，如果把他們和普希金相比，那么，老實說，至今為止，在他最后的追隨者當中，除了一個、頂多兩個以外，他們只不過是拿人民來寫作的“老爺”。他們當中最有才干的人，甚至我剛才提到的這兩個人，他們的筆下有時會突然冒出一種傲慢的東西，一種從另一個生活方式和另一個世界來的東西，一種想把人民抬舉到與自己并列，并且以這種抬舉使人民感到幸福的東西。而在普希金身上正好有一種實實在在與人民親近的東西，這種東西在他身上幾乎達到了某種非常樸實使人大為感動的程度。就拿關于熊和農夫怎樣打死它的母熊的故事來說吧，或許你們會想起這句詩：

親家伊凡，咱們喝起來吧，

那么你們就會明白我想說什么。

我們這位偉大的詩人留下的所有這些藝術瑰寶和可貴的藝術洞察力，似乎可以作為未來的、他身后的藝術家以及同一領域內未來的工作者的指針。可以肯定地說，假如沒有普希金，也就沒有隨他而來的一群天才；即使他們具有深厚的天賦，充其量也不會表現得這么有力，這么鮮明，像他們后來即在我們這個時代所表現的那樣。但問題不僅在于詩，也不僅在于藝術創作，因為假如沒有普希金，也許我們不可能用這種不可動搖的力量(后來表現了這種力量，雖然不是所有人，而只是極少數人)來確立我們對于俄國的獨立自主精神的信心，我們現在對于人民的力量自覺的期待，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我們在歐洲各民族大家庭之中未來獨立自主作用的信心。如果深入談到我稱之為他的藝術活動的第三時期，普希金這一功勛就顯得特別清楚。

我還要、還要重說一遍：這三個分期沒有那么嚴格的界限。比方說，即使是第三時期的一些作品，也可能是在我們這位詩人的詩歌創作活動的最初階段寫的，因為普希金始終是所謂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有機體，他身上各種初生的幼芽早已齊備，是從體內生長的，不是從外部移植的。外部的東西只喚起他內心深處已經包含的東西。但是這個有機體在逐漸發育，這種發育的各個時期確實可以作出標記和劃分，其中每一個時期都有它的特點和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漸進過程。因此，可以把他的那一類作品，即大多閃耀著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反映了其他民族的詩歌形象并體現了他們的獨特風貌的作品，歸入第三個時期。其中有些作品是在普希金去世后問世的。在他活動的這一時期，我們的詩人甚至成了一種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神奇之物。實際上，在歐洲各國文學中有大量的藝術天才——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席勒。但是請你們告訴我，在這些偉大的天才之中，有哪一個像我們的普希金那樣能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反響的，哪怕說出一個也好。正是他與我們的人民分享著這樣的才能，我們民族最重要的才能，因而，也是最主要的，他成了人民的詩人。歐洲最偉大的詩人從沒有像普希金所表現的那樣，用那么大的力量體現出別國(也許是他們的鄰國)人民的特殊風貌，人民的精神，以及這種精神中蘊藏在最深處的內涵和人民所感受的憂傷。相反，歐洲的詩人在對待別的國家人民的民族特點時，常常把它們轉變為自己的民族特點，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即使在莎士比亞筆下，比方說，他寫的意大利人幾乎全都是像他那樣的英國人。普希金是全世界詩人中唯一擁有充分再現別國民族性的特殊能力的詩人。例如《浮士德》中的幾個場面，例如《吝嗇的騎士》和敘事詩《上流社會的可憐騎士》。請你們讀一讀《唐璜》，如果不是署上普希金的名字，你們絕對不會看出這部作品不是西班牙人寫的。長詩《瘟疫流行時的宴會》中的形象是多么深刻、多么富于幻想呀！然而在這些富于幻想的形象中，卻表現了英國的風貌；這是長詩主人公關于瘟疫的一首奇妙的歌，這是歌中梅里唱的兩句詩：

喧鬧的學校里傳來我們

那些可愛的孩子的聲音

這是一個英國人的歌，這是一個不列顛天才的憂傷，他的哭泣，他對自己前途的痛苦的預感。請回想一下這句奇怪的詩：

有一天我在荒涼的山谷中漫游……

這是古代英國一個教派的信徒以散文形式寫的一本神秘主義的奇書中前三頁幾乎是一字不差的轉述，——難道這只是轉述嗎？在這些詩句憂郁和興奮的音調中可以感覺出北方的新教、英國異教徒的首領和極端神秘主義者的心靈，他的執拗的、陰暗的、不可遏止的追求，以及無法收斂的神秘主義的理想。在讀這些奇怪的詩句時，你們似乎感覺到了宗教改革時期的精神，你們會逐漸明白這個初露鋒芒的新教那好戰的激情，最后也會了解歷史本身，不單是在觀念上，而仿佛是親歷其境，從全副武裝的教派信徒面前走過，和他們同唱他們的贊歌，和他們共享神秘的歡樂而一起流淚，并和他們共同信奉他們所信仰的東西。順便說一下，除了這個神秘的教派之外，還有可蘭經或是《仿可蘭經》中的宗教詩段：難道這里不也是穆斯林？難道這不正是可蘭經的神靈和它的寶劍，純樸而莊重的信仰，以及這種信仰那可怕的浴血的力量嗎？這就是古代的世界，這就是《埃及之夜》，這些就是世上的神，作為人民的神坐在他們頭上，蔑視人民的才干和他們的愿望，更不相信人民，真的成了高高在上的神，并在自我封閉中失去理智，在臨終前的寂寞和苦悶中用極端殘忍的奇異的暴行取樂，以發泄如同昆蟲的淫欲，吞食公蜘蛛的那只母蜘蛛的淫欲。不，我肯定地說，沒有一個詩人像普希金那樣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強烈的反響；而且這里的問題不只是反響，而在于這種反響的令人驚異的深刻內涵，在于把自己的精神轉化為異國人民的精神，幾乎無可挑剔，因而妙不可言。因為普天之下無論什么地方，無論哪一個作家身上，都沒有重復這種現象。這只出現在普希金身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再說一遍，他是一個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現象；而用我們的話來說，這是具有啟示性的現象，因為……因為正是在這里表現出了他的最富于民族性的俄羅斯的力量，也就是表現出了他的詩歌的人民性，繼續不斷發展的人民性，孕育在現在之中的我們未來的人民性。這種表現具有啟示的意義。因為，俄羅斯人民性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它最終的目標不是趨向世界性和人類性。作為完全的人民詩人，普希金在他剛一接觸到人民的力量時，立刻預感到這種力量在未來的偉大作用。在這里，他是個未卜先知者，是預言家。

事實上，彼得一世的改革對我們來說算是什么呢？不僅是在將來，而且是在過去已經有過，發生過，在我們眼前出現過的，這種改革對我們有什么意義？它對我們來說，總不會只是穿上歐洲的服裝，了解歐洲的風俗習慣，吸收歐洲的科學發明吧。就像過去做過的那樣，我們要深入，要看得更認真些。是的，很可能彼得最初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只圖實利、只求近期見效的意義上，開始實行改革的。但到后來，在他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后，彼得無疑受一些隱藏在內心的感覺的驅使，在改革的事業中向未來的目標走去；這個目標比起只圖近期的實利來無疑要宏偉得多。俄國人民也同樣不單是為了實利而接受改革的，他們無疑以他們的預感幾乎立刻意識到今后某種與眼前的實利不可比擬的更崇高的目標，——當然，我再說一遍，意識到這個目標仍然是不自覺的，只不過是直接的、完全是從親身體驗中得來的。那時候我們可是一下子都去關心最重要的重新聯合和全人類的團結呀！我們不是以敵對的態度(似乎過去必定會發生的)，而是友好地、充滿愛慕之心把別的民族的特色吸收到我們心里，兼容并蓄，不考慮民族優劣的差別，幾乎從一開始就本能地善于識別優劣，善于消除矛盾，善于體諒和調和差別，從而表現出我們對于大雅利安人種各民族的普遍的全人類范圍內的重新聯合的意愿和傾向，這種意愿和傾向是剛對我們宣布并說明的。是的，俄羅斯人所肩負的無疑是全歐洲和全世界的使命。如果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成為一個徹底的俄羅斯人，或許就意味著只有作為(你們最終會強調這一點的)所有人的兄弟，也即“世界人”才行，如果愿意的話。啊，我們的斯拉夫派和西歐派在我們這里都只是一種天大的誤會，雖然從歷史上來看是必要的。對于真正的俄羅斯人來說，歐洲和大雅利安民族的命運如同俄羅斯本身一樣寶貴，如同他的故鄉的命運一樣寶貴，因為我們的命運就在于它的世界性，這不是用利劍割取而來，而是依靠博愛的力量和我們對于人類重新聯合的親善的愿望這種力量獲得的。如果你們想研究我國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后的歷史，如果愿意的話，你們會在我們與歐洲各民族交往的性質中、甚至在我們國家的政策中發現這種思想、我的這種幻想的痕跡和標記。因為，在這兩個世紀內，俄國按照自己的政策，除了為歐洲服務之外——或許比為自己服務得更多——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我不認為這只是由于我們的政治家無能所致。歐洲各國人民并不知道我們是多么地重視他們啊！因而我相信這一點，就是我們，當然不是現在的我們，而是將來的俄羅斯人，無論男女老幼全都會明白，要做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那就意味著要徹底地調和歐洲的矛盾，要在俄羅斯人的心中，在“世界人”和大聯合的人的心中，為消除對于歐洲的煩惱指明出路，要懷著兄弟般的愛心在內心里記住我們所有的兄弟。而在最后，也許要說一說關于各民族按照基督福音書的條文所達到的偉大的共同的和諧和最終兄弟般的和睦的話作為結束吧！我知道，我知道得太清楚，我的話會顯得過于熱烈夸大，異想天開。但隨它去吧，話已說出口，我不后悔。說過的話應當這樣，特別是現在，在我們隆重紀念的時候，在我們向偉大的天才表示敬意的時候；他用藝術的力量加以表現的正是這種思想。這種思想已是老生常談，我說的沒有一點新東西。主要的是，所有這一切會顯得過于自信，好像在說：“我們，我們貧窮的沒有完全開化的土地，不就是這樣的命運嗎？在人類中，不就是注定我們要說前人沒說過的話嗎？”怎么，難道我說的是經濟方面的成就？是刀劍或者是科學的成就？我說的僅僅是人類的博愛，是俄羅斯那顆向著全世界和全人類兄弟般的團結的心。在各個民族之中，也許它是天生如此，我在我國的歷史上、在我們富有才干的人物身上、在普希金的藝術風采中，看到了它的痕跡。就算我們的土地貧瘠，但是“基督走遍了這塊被奴役的土地，還為它祝福”。為什么我們容不下他最后的一句話？難道他本人不是在馬槽里出生的嗎？我再說一遍，至少我們可以指出普希金，指出他的天才的世界性和全人類性。因為他能夠在心里容納別的民族的特色如同本民族的特色一樣。至少他在藝術上、在藝術創作中不容爭辯地表現了俄羅斯精神所向往的世界性，而這中間就有重大的指示方向的作用。如果我們的想法是一種幻想，那么，至少對普希金是有一點從幻想出發的。假如他能多活幾年，也許他會寫出為我們歐洲各國兄弟所能理解的俄羅斯靈魂那不朽的偉大的形象，引起我們的注意比現在更多、更密切；也許他還來得及向他們說明我們各種追求的全部真情，那么他們就會比現在更加了解我們，事先就能猜出我們的心思，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用懷疑的高傲的眼光看待我們。假如普希金能多活幾年，那么，現在大家所見到的我們之間的誤解和爭吵，也許可以減少一點。然而上帝卻作了另一種判決。普希金在他精力充沛之時去世了，他毫無疑問也把某種重大的秘密帶進了墳墓。因此我們現在在他缺席的情況下來尋思這個秘密。

1880年6月8日

(劉季星、李鴻簡　譯)

注釋：

見果戈理的《略談普希金》(1832)一文。

彼得一世改革：彼得一世(1672—1725)在位的25年間，仿效西歐國家，進行了軍事、政治等各方面的改革，史稱彼得一世改革。

埃·帕爾尼(1753—1814)、安·謝尼耶(1762—1794)：均為法國詩人。

1722年彼得大帝下令把文官分為14個等級，十月革命后廢除。

普希金的長詩《茨岡》中的詩句。阿樂哥和真妃兒是長詩中的兩個人物。阿樂哥因真妃兒另有所愛而殺死了她。

見《奧涅金的旅行》(片斷)。圖拉是莫斯科正南的一座城市。

恰爾德·哈羅爾德：拜倫所著長詩《恰爾德·哈羅爾德游記》中的主人公。

年老的將軍：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達吉雅娜的丈夫是“年老的將軍”，曾引起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他是與奧涅金同齡的青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里顯然是針對別林斯基的意見而發，別林斯基認為達吉雅娜這種守節的思想是不足取的。

普希金于1830年寫過一部題為《母熊的故事》的故事詩。

此句原出英國詩人和傳教士約翰·班揚(1628—1688)的《天路歷程》一書，普希金曾作了改動。

《埃及之夜》：普希金所著的中篇小說。

大雅利安人種：雅利安人是遠古時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個民族。他們的語言叫做雅利安語。后來操雅利安語的人被某些人認為是“高等民族”，到希特勒時更成為對猶太人等“非雅利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借口。

引自俄國詩人丘特切夫的詩《這些窮苦的村莊，這個貧瘠的土地……》。

【賞析】

1880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舉行的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大會上發表了論《普希金》的著名演講。據說當時，這篇演講使得大廳在爆發的歡呼聲中震顫起來，婦女們爭相前來親吻他的手，有個大學生甚至昏倒在他面前，所有準備講話的人都自動放棄了演講。

《普希金》表面上似乎著意論述普希金的長詩《茨岡人》與《葉普蓋尼·奧涅金》，為在別林斯基酷評之下曲解的葉普蓋尼·奧涅金與達吉雅娜正名，但是從這篇貌似文藝評論的作品中，我們卻可以發掘出陀氏思想中最深刻、最隱蔽的民族主義觀點。

應該說，廣袤寒冷的冰雪大地，古樸厚重的東正教傳統，孕育了俄羅斯的文化性格。俄羅斯屬于歐洲范疇，但又不完全認同歐洲的天主教文化，19世紀時貧窮落后，負載沉重。現代化的歐洲，對俄羅斯來說是想一想很近，再想一想又很遠。然而，俄羅斯的文學家始終是親近歐洲的。他們秉承自己民族的性格來感應隔壁歐洲的啟蒙，應答現代的文化，不無熱情，不失自信。終于，奇跡出現了：在僅僅兩代人的時間里，俄羅斯就產生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訶夫等一批最優秀的文學家，鍛造了陀氏所說的“新語言”。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俄羅斯精神和歐洲精神相互競爭，相互融合，可以成就世界性的俄羅斯精神。他在《普希金》一文的結尾高聲呼吁：“歐洲各國人民并不知道我們是多么地重視他們啊！因而我相信這一點，就是我們，當然不是現在的我們，而是將來的俄羅斯人，無論男女老幼全都會明白，要做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那就意味著要徹底地調和與歐洲的矛盾……要懷著兄弟般的愛心在內心里記住我們所有的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如果歐洲現代化指的只是經濟方面的成就，刀劍或是科學的成就，那不算真的進步；俄羅斯精神若真的可裨益于世界，其貢獻應該是“人類的博愛，是俄羅斯那顆向著全世界和全人類兄弟般的團結的心”。

要深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義”本意，我們必須深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斯拉夫主義成分與民粹主義因素。斯拉夫派興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始作俑者是霍米雅科夫與基列耶夫斯基。斯拉夫派中分歧也甚多，并非為一單一理論團體，其主旨異曲同工，都以反擊西方文明所帶來的社會道德面貌的日趨惡化為第一旨歸，主張回到彼得一世改革之前的幻想中的“田園牧歌”中的俄羅斯。在斯拉夫派看來，只有在那一時代之中，人民才有其淳樸，保留著神圣正教之崇高、美好面貌。這些懷舊的牧歌，非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不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對之嗤之以鼻，他曾經多次撰文對斯拉夫派的農業——宗教“烏托邦”加以嘲諷。如此看來，難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中沒有斯拉夫主義的成分？

其實不然，若深究斯拉夫派的理論，特別是其中關于“聚和性”(這一術語在國內有不同的翻譯)的觀點，即使是在整個19世紀的俄羅斯也深有影響。斯拉夫派鼻祖關于“聚和性”的論斷確實相當精辟，“聚”是靠著信仰而結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這就是“聚和性”的含義。

早期斯拉夫派的思想家們在獲得了唯有東正教才具有“聚和性”優勢之后，對此道路深信不疑，并且為60年代之后信仰了東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暗中繼承。

在接受了同時代的這股強有力的思潮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以下理論當不足為怪：

“這第一步應該是在俄羅斯的羽翼下統一全斯拉夫人。這種統一不是為了占領，不是為了強制，不是為了在俄國人面前消滅斯拉夫人的個性，而是為了提高他們，使之全心全意地在歐洲和全人類面前處于應有的地位，最后，讓他們有可能在遭受數個世紀的無數痛苦之后得到安寧和休養生息，振作精神，感到自己具有新的力量，為人類精神寶庫作出自己的貢獻，在文明中說出自己的話。”

這一段話，如果理解成大國沙文主義是絕不能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本質的，而將陀思妥耶夫斯基視為精神上的民粹派則似乎更顯妥當。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