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兄弟：

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它打動了我的心，讀著它，我不禁熱淚盈眶。我曾經打算寫一封回信，可是沒有時間。再者，且不說用法文寫信對于我已是多么困難，我還得非常詳盡地答復您的那些問題，而它們大多又是出于誤解。

您問我： 為什么手工勞動是真正的幸福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否應該自愿放棄智力活動，不再從事在您看來與手工勞動不能并行的科學與藝術？

我曾經盡我所能地在《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一書中答復這些問題。我聽說這本書已經被譯成法文。我從來沒有把手工勞動看作獨立的原則，而始終認為它是道德原則的最普通和最自然的運用方式，任何一個真誠的人都會最先想到這種方式。

在我們這個腐化的社會里(在所謂有教養者的社會里)，我們所以必得從事手工勞動，唯一原因是，這個社會的主要弊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始終在于讓自己脫離這種勞動，又無償地享用那些貧窮、無知而不幸的階級的勞動，而那些階級是奴隸，與古代世界的奴隸相去無幾。

要看屬于這個社會并且信奉基督教、哲學或人道原則的人是否真誠，首先便要看他是否盡可能努力擺脫這個矛盾。

要做到這一點，最簡單可行的辦法，首先就是從事照料自己個人的手工勞動。我絕不相信，一個迫使女仆給他端尿壺的人會真誠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學的和人道的信念。

最簡明扼要的道德準則是，盡可能少地迫使別人為自己服務，盡可能多地為別人服務；盡可能少地有求于別人，盡可能多地給予別人。

這個準則給予我們的生存以合理性和由此而來的幸福，也解決了所有的難題，其中包括您所遇到的這個難題： 智力活動、科學和藝術的命運將待如何？

基于這個準則，我只在堅信我的活動對他人有益的時候才能夠幸福和滿足。(人們因我為他們做事而獲得的滿足，在我已是一種附加的東西，一種額外的幸福，我并不指望它，它也并不能影響我對自己的行為選擇。)我堅信我做的事并非毫無益處，并非惡行，而是為他人造福，這就是我的幸福的主要條件。

正是這一點在不知不覺中促使一個有道德的真誠的人寧可去作手工勞動，而不去從事科學和藝術的勞動。我寫一本書，為之我需要排字工人的勞動。我作一首交響曲，為之我需要樂師。我做一些實驗，為之我需要制造實驗儀器的人進行勞動。我畫一幅畫，為之我又需要別人來制顏料和畫布。所有這些事情可能是于人有益的，但也像多數情況下那樣，它們同樣可能是完全無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可是，當我做著所有這些益處大可懷疑，而我還得迫使別人為之工作的事時，在我的四周卻有許許多多需要去做的事，它們無疑是于他人有益的，我也無須任何人來幫著我做，例如幫疲乏者搬運重物，替病了的當家人耕田，給人包扎傷口。這樣的事用不著任何人幫助，而且您為誰這樣做，誰就能直接獲得滿足。種樹、喂牛、淘井這些事無疑于他人有益，并且任何一個真誠的人都一定會寧可做這些事，而不去從事在我們這個世界中被鼓吹為人類最崇高最高尚的使命那一類可疑的事。

先知的使命是崇高的使命。但是我們知道那些神父是怎么回事。他們認為自己是先知，只不過是因為這樣做對他們有好處，因為他們有可能冒充先知罷了。

受著先知教育的人并不是先知，只有那種內心堅信自己是先知、應該是先知并且不能不是先知的人才是先知。這樣的信念很少有，而且只能被人為自己的使命作出的犧牲所證實。

對于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藝術來說也同樣如此。任何一個為獻身于小提琴演奏而知難不畏地放棄了廚子差使的呂里，都以他所作的犧牲證實了自己的使命。而一個音樂學院的或大學生的唯一職責，只是研究人們所教給他們的東西，他們甚至沒有可能表現出自己的使命，他們不過是利用他們認為是有利的地位而已。

手工勞動是所有人的職責和幸福，而智力活動則是一種特殊的活動，它只是那些具有這種使命的人的職責和幸福。只有在一個科學家或藝術家為奉守自己的使命而犧牲了自己的平靜和福利的情況下，才能說明并且證實他賦有這種使命。一個人始終履行著自食其力這一職責，并且還廢寢忘食地尋求在智力領域進行思考和有效工作的機會，這樣他就證明了自己的使命。而一個不守人人應盡的道德職責，并以愛好科學和藝術為借口給自己安排一種寄生蟲生活的人制造出來的東西，除了偽科學和偽藝術之外再不會是別的。

真正的科學作品和真正的藝術作品，是人所作的犧牲的產物，而決計不是這樣那樣物質利益的產物。

但是這樣一來，科學和藝術將會怎樣？我已有多少次從那些無論與科學還是與藝術都毫不相干，并且對何謂科學和藝術甚至沒有一絲一毫明確概念的人們口里聽到這個問題了啊！也許可以認為，這些人無論對什么也不會像對人類的福利那樣珍重，而這人類的福利，照他們的理解，正在于他們所謂的科學和藝術的發展。

然而怎么會出這樣的事，竟有這樣的狂人，要否定科學和藝術的用處？世上有手藝人，有農夫。誰也不曾想到過要對他們的用處提出異議，而一個做工的人也永遠不會想去證明自己的勞動的用處。他生產著，他的產品是必需的，是對他人有好處的。人們享用著這產品，誰也不會懷疑它的用處，更不會去證明它的用處。

科學家和藝術家們也處于同樣的情況之下。可是怎么會有這樣的人，他們要竭心全力來證明自己的用處呢？

問題在于，真正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們并不賦予自己任何權利，他們獻出自己的勞動產品，這些產品是有益的，因此他們絲毫不需要任何權利和肯定自己權利的證據。但是極其眾多的是那些自命為科學家和藝術家的人，他們非常清楚，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抵不上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僅僅是出于這個原因，他們才像各個時代的僧侶們那樣千方百計地設法證明他們的活動對于人類福利是必要的。

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藝術，像所有其他各種人類活動一樣，從來就存在著，并且將永遠存在下去，否定或是證明它們的必要性都是不可能的和徒勞的。

科學和藝術在我們這個社會中起著虛偽的作用，這是由于那些以科學家和藝術家為首的所謂有教養人士，構成了一個與僧侶相似的特權種姓。這一種姓具有各個種姓所固有的全部缺陷。這一種姓的缺陷在于它玷污和辱沒了它賴以形成的那一原則本身。結果，偽宗教代替了宗教，偽科學代替了真正的科學。在藝術上也是如此。這一種姓的缺陷在于它壓迫群眾，并且還使群眾喪失了那本應在他們中間普及的東西。而這一種姓最主要的缺陷，還在于其成員所信奉的原則與他們的行為之間存在著矛盾，這個矛盾卻令他們感到快慰。

除了那些捍衛著為科學而科學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荒謬原則的人之外，文明的擁護者都不得不斷然地說，科學和藝術是人類的洪福。

這福表現在哪里？那些可以據以將福和善區別于惡的特征又是怎樣的呢？科學和藝術的擁護者千方百計規避著答復這些問題。他們甚至斷言，給善和美下定義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善”，他們說，“善和美，是不可能有定義的。”但他們是在撒謊。人類在自己歷來的前進運動中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給善和美下定義。善在許多世紀以前就有了定義。但這定義卻不討這些人的喜歡，因為它表明，他們的所謂科學和藝術很渺小，甚至產生與善和美對立的惡果。善和美都在許多個世紀以前就有了定義。婆羅門和大智大慧的佛教徒，中國的、歐洲的和埃及的賢人，以及希臘的斯多噶派哲學家，都給它們下過定義，而《福音書》則給它們下了最準確的定義。

一切使人們團結的是善和美，一切使人們分離的就是惡和丑。

這個公式是盡人皆知的。它已銘刻在我們的心中。對于人類，善和美就是使人們團結的東西。因此，如果科學和藝術的擁護者真的關心人類的福利，他們就會懂得人的福利何在，而懂得了這一點，他們就會專去從事那些通向這一目標的科學和藝術了。此外，法學、軍事學、政治經濟學和金融學也就不會有了，因為所有這些科學的目的，不外是一部分人在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基礎上獲得福利。如果福利真是科學和藝術的標準，那么，對于人類的真正福利全然微不足道的那些精密科學研究，就絕不會獲得它們現在具有的意義，特別是我們這些勉強只供有閑人士解悶用的藝術作品，就更不會獲得這樣的意義了。

人類的明智不在于認識事物。有不計其數的事物是我們不可能認識的。明智也不在于認識得盡可能多一些。人類的明智在于認識一種秩序，我們根據那種秩序去認識事物才有好處。人類的明智是一種善于按照自己的知識的重要程度來支配它們的本領。

然而，在人可以并且應該了解的各門科學當中，最主要的一門是關于怎樣才能生活得盡量少作惡和盡量多行善的科學；在各種藝術里，最主要的一種是善于盡量自然地避惡揚善的藝術。可見，在所有自命為造福于人類的科學和藝術中間，那門最重要的科學和最重要的藝術非但不存在，而且根本被排斥在科學和藝術的清冊之外。

我們這個世界謂之科學和藝術的東西，無非是一個大humbug，無非是我們通常一經擺脫舊的教會迷信便會陷入其中的另一種巨大的迷信。為了看清我們應循的道路，必須從頭開始做起，必須摘掉那頂戴著覺得暖和但卻遮住了兩眼的風帽。誘惑是巨大的。我們生下來，然后憑借勞動，或者毋寧說憑借某種機智，我們逐步遷升，躋身于特權階層，當上了文明和文化的祭司。因此，我們必須對真和善抱有極大的真誠和極大的愛，正如婆羅門和天主教教士必須這樣做一樣，才能對我們賴以得到有利地位的那些原則發生懷疑。對于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像您這樣給自己提出了生命問題的人，這里不存在選擇的余地。要對事物獲得清晰的認識，他必須拋棄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種迷信，雖然這迷信于他有利。這是一個Sine qua non條件。哪怕只在某一點上和一個固執于某種信仰的人進行議論，都是徒勞無益的。

要是他的思想并未完全拋棄先入為主的偏見，無論他怎樣推斷，也不能向真理靠近一步。他那先入為主的信仰會使他的所有推斷中止和發生歪曲。有人信仰宗教，也有人信仰現代文明，這兩種信仰完全相同。天主教徒說：“我可以推斷，但只限于我們的經書和傳說所教給我的范圍之內，這些經書和傳說包含著十全十美而永恒不變的真理。”文明的信奉者則說：“我的推斷決不侵越文明、科學和藝術的根據。我們的科學是人類真知的總和，如果說它還未掌握全部真理，那么它將會掌握它。我們的具有古典傳統的藝術是唯一真正的藝術。”天主教徒們說：“在人之外存在著一個如德國人說的物自體，就是教會。”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們說：“在人之外存在著一個物自體，就是文明。”我們很容易看出宗教迷信的推斷錯誤，因為我們不同意這些迷信。但是任何一種肯定的宗教的信奉者，甚至天主教徒，都深信，真正的宗教只有一種，并且恰恰是他們信奉的那一種。他甚至覺得，他那種宗教的正確性可以用推斷來證明。我們這些文明的信奉者也是同樣，我們也深信只存在一種真正的文明，它正是我們的這種文明。我們幾乎不可能發現所有我們這些推斷中的邏輯缺陷，因為這些推斷力圖證明，在各個時代和所有的人中間，只有我們這個時代和在被稱作歐羅巴的半島上生活的那么幾百萬人，才享有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藝術構成的真正文明。

要認識這極為簡單的生活真理，無需任何肯定的，東西也無需任何哲學和深奧的科學，只需要有一個消極的品質就夠了，即不迷信。

應當使自己處于孩提狀態或笛卡兒的狀態，對自己這樣說：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相信，我想要做的僅僅是認識生活的真理，因為我必須度過這一生。

而答復早在若干世紀以前就已作出，這是一個簡單明了的答復。

我的內心情感對我說，我需要福利、幸福、為我、為我一個人。而理智卻告訴我，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希望得到的也正是這個。這一切像我一樣尋求自身幸福的會壓制我。很清楚，我不可能享有我所希望的幸福。然而我的一生卻正是在于追求幸福。如果因為不可能享有幸福就不去追求它，這意味著不去生活。

那么，我不可能生活了？

判斷告訴我說，在一切生物都只追求自身福利的世界結構中，我，一個抱著同樣希望的生物，不可能獲得福利，我不可能生活。然而，盡管這個判斷如此明確，我們還是生活著，我們還是追求著幸福，追求著福利。我們對自己說： 只有當一切別的生物都愛我更甚于愛它們自己的時候，我才能獲得福利，成為幸福的人。這是不可能的事。雖然這樣，我們仍舊生活著。我們的全部活動，我們對財富、榮譽和權力的追逐，無非是仍想迫使別人愛人愛我們比愛他們自己更甚。財富、榮譽和權力向我們提供了類似的東西，我們幾乎就滿足了，我們有時竟忘記了這只是類似，而非現實。一切生物都愛自己甚于愛我們，幸福因而斷無可能。有一些人(他們的數目正與日俱增)因為解決不了這個難題，便開槍自殺，認為生活只是一個騙局。

其實，問題的答案十分簡單也十分自然。只有當這個世界上有了這樣一種結構，使一切生物都愛別人甚于愛自己的時候，我才會幸福。如果一切生物都不能不愛自己而愛別人，普天之下就都是幸福的了。

我是一個屬于人類的生物，理性為我揭示了一切生物的幸福的規律。我應該遵循我的理性的規律——我應該愛別人甚于愛自己。

一個人只要一作出這個判斷，生活在他看來就會立即顯得與以前不一樣。一切生物都在互相殘殺，一切生物又都在相愛和互助。維系著生活的不是殘殺，而是生物之間的相互同情，這同情在我心中表現為愛的感情。我剛開始領悟出這個世界上事物發展的進程，我就發現，唯有相互同情這一原理才決定著人類的進步。全部歷史不是別的什么，而無非是這團結一切生物的唯一原則越來越趨于明確，越來越多地得到運用。因此，這個判斷為歷史經驗和個人經驗所證實。

但是一個人往往不用判斷，就能在自己內心情感里給這個判斷的正確性找到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一個人可以達到的最大幸福，他是最自由、最幸福的狀態，乃是自我棄絕和愛的狀態。理智給人揭示出唯一可行的幸福之路，情感則驅趕他往這條路上奔去。

如果您覺得我試圖向您表達的這些思想還不明確，請不要過于嚴厲地責備它們。我希望您將來能讀到它們更為清楚和準確的表述。

我只是想就我對事物的看法向您作一些說明。

列夫·托爾斯泰

1887年10月3、4日于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宋大圖　譯)

注釋：

羅曼·羅蘭于1887年4月16日寫給作者，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勞動、科學與藝術的問題。因為沒有得到回信，他于5個月后再次寫信，請作者就這些問題加以闡明。作者為此寫了這封回信。原信有法文及俄文兩種手稿，收在《托爾斯泰全集》(百年紀念版)第64卷第84至98頁。

呂里(1632—1667)： 法國音樂家，少時曾在巴黎做過廚子，后以提琴演奏博得路易十四的賞識，主持其宮廷樂隊。

英語： 欺騙。

拉丁語： 必須的。

【賞析】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是19世紀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出身名門望族，其譜系可追溯到16世紀，是彼得大帝時代承襲下來的貴族，世襲伯爵。他的一生具有傳奇色彩，他的創作從寫自己開始，到寫自己而終了，共有90卷文集出版。

羅曼·羅蘭是法國思想家、文學家，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一生中所接觸到大文豪數不勝數，雨果、歌德、甘地、里爾克、斯賓諾莎……而一直作為他精神導師，影響他一生的則非托爾斯泰莫屬。在給托爾斯泰所作的傳記《托爾斯泰傳》中，他這樣開頭：“俄羅斯的偉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發著光焰的，對于我的一代，曾經是照耀我們青春時代的精純的光彩。在19世紀終了時陰霾重重的黃昏，他是一顆撫慰人間的巨星……”托爾斯泰是羅曼·羅蘭最景仰的大師，他對托爾斯泰的作品更是達到了瘋狂崇拜的程度。他說：“閱讀托爾斯泰，可以讓我們找到自己，這對于我們的人生是一個啟示，是開往廣大宇宙的一扇門。”而最令羅曼·羅蘭感動的是在他們之間有過一次真誠的書信交流。那是在托爾斯泰推出新書《那么我們該怎么辦》以后，面對書中托翁對莎士比亞和貝多芬及現代藝術的成就的不屑一顧乃至唾棄，年輕的羅曼·羅蘭有些糊涂了。他不知道托爾斯泰為什么會對他當成生命的藝術進行如此強烈的抨擊，他無法理解他這位精神導師的意思。年輕的羅曼·羅蘭控制不住心中的焦躁和沖動，提起筆來給他敬愛的導師，遠在俄羅斯的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表達自己的不解和困惑。半年后的一天，本已忘記此事的羅曼·羅蘭萬分驚喜地收到了托爾斯泰的這封親筆長信，即《給羅曼·羅蘭的一封信》。

在信中托爾斯泰說：“最簡明扼要的道德準則是，盡可能少地迫使別人為自己服務，盡可能多地為別人服務；盡可能少地有求于別人，盡可能多地給予別人。”“一個人可以達到的最大幸福，他是最自由、最幸福的狀態，乃是自我棄絕和愛的狀態。”

托爾斯泰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他的一生是和苦難作斗爭的一生。貴族出身的他從小就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卻在5歲那年就感悟到：“人生不是一次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少年時代的他就想賣掉自己的車，送給窮人，因為他覺得“他們是和我一樣的人”。他蔑視上流社會奢侈糜爛的生活，一生最苦惱的事情就是不能和那些貧苦的人一起生活。

1847年，托爾斯泰從喀山大學退學回家，在自己的莊園嘗試改革。他到莊園5個村子里最窮苦的一個，給農民送茅草，修房子。農奴表示不理解，更重要的是無法調和的社會矛盾使得這位年輕伯爵的幻想成為泡影。

為了尋求俄國社會的出路，他曾兩度出國考察。在法國他看到了法國發明了用于殺人的機器，內心受到極大沖擊。離開法國去往瑞士，他親眼目睹了一些有錢人如何虐待一位流浪藝人，托爾斯泰以同情心請這位藝人到飯館吃飯。回到家他連夜趕寫小說，破口大罵這個西歐社會。

托爾斯泰還在他的莊園辦起了學校，對農民的兒子進行普及教育，擔任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和平調節人與陪審員，以期維護農民的利益。他一生不滿俄羅斯社會階級之間的鴻溝和沙皇封建農奴制的殘暴統治。為此他受到了沙皇當局的迫害，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1910年，俄國教會最高當局宣布托爾斯泰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開除他的教籍。他并不屈服，仍然為正義而斗爭，用實際行動來為善和美下定義。

“我應該愛別人甚于愛自己。”托翁畢生的所作所為，正對此作了“更為清楚和準確的表述”。

(杜鳳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