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呂紹宗譯呂紹宗

【原文作者】：鮑·瓦西里耶夫

【原文作者簡介】：

鮑利斯·列伏維奇·瓦西里耶夫(1924－ )，蘇聯當代小說家。他出生于軍官家庭，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1948年畢業于裝甲部隊軍事學院，1954年開始發表作品。瓦西里耶夫以寫衛國戰爭題材的小說而著稱，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1969，獲1975年度蘇聯國家獎金)，長篇小說《不要向白天鵝開槍》(1973)和《未列入名冊》(1974)，長篇歷史小說《虛實往事》(1977)，以及中篇小說《遭遇戰》(1979)和《他們不能和我一起去偵察》(1980)等。他還寫了《老牌奧林匹亞打字機》(1974)等短篇小說。

【原文】：

一次，我在莫斯科附近一座小城市參加會晤時，人們轉給我一封信。下面我不加刪減地予以轉述，只是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換了名字，省去了信頭。

“……我年邁的老師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特列季雅紹娃最近去世了。她本來就行動不便，近年又很快雙目失明，可是不管怎樣，每年五月九日，她都要乘坐頭班電氣列車來到莫斯科，在高爾基公園度過整整一天。到傍晚，她又步履艱難地來到亞歷山大花園，對永恒之火躬身致意，把鮮花擺到大理石上，然后回家，如果您五月九日偶或涉足這些地方，那您一定可以見到我的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她拄著一根拐杖，擎著一副自制的小標語牌：“我尋兒子”。上面還貼著一張尤里·特列季雅紹夫中尉的照片，照片經過這些年的風吹日曬已經褪了顏色。到四五年五月，尤里還差四個月不足十九歲哩。而我已滿十七歲，并且愛上了他。我一直有這種感覺，因為他雖愛我的姐姐麗達(他們是同班同學)，但麗達根本不愛他，所以四三年年底是我陪他到軍事委員部的，我再說一遍，我當時有那種感覺，到后來也就清楚了，我確確實實是愛上了他，我這一生，整整四十年，都只愛他尤里·特列季雅紹夫一個人，并且把他當成我小孩的父親。我的兒子尤里·尤里耶維奇也是這樣想的。

原諒我寫得雜亂無章，讓您感到費解，可我一生中身不由己地撒了那么多謊，還要有意地欺騙自己，以致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事混成了一團亂麻，怎么也理不出個主次，不知該從哪里說起，怎樣把所有的事向您講清楚。所有的事都象走馬燈似的在跟前飛轉，四十年遙遠的往昔與今天的現實糾纏在一起，舊事硬擠進眼前的事情之中，已經去世的死人當上了我兒子的父親。一切都是千真萬確，同時又絕非如此，一切都是真實的，同時又是虛構的。所以我只好想到哪里就說到哪里，不然我越說越糊涂，這封信便無論如何都收不住尾了。

尤拉⁽¹⁾是十年級時志愿參軍的，那時他剛滿十七歲。起初人家不肯收他，想讓他讀完中學，可是他非常執拗，終于達到了目的，人家同意把他送進軍事學校了。軍事委員部里恰巧正在組織隊伍，戰士都是從各野戰醫院來的，所有的人不是比他大一歲兩歲，而是比他多了整整一次前線經歷，人人都是軍衣軍帽，只有他一個人穿著普通的大衣，戴著便帽，因此人們就拿他開心，當然，完全是善意的朋友之間的那種玩笑您知道男孩子之間是怎樣相取笑的吧?可是尤拉的自尊心強得出奇，他臉紅了，而且生氣了。偏偏又有我在場。

不過我還是先解釋一下，為什么他愛的是我姐姐麗達，而陪他來的卻是我。我上面寫了，麗達根本不愛尤拉，雖然尤拉愛她著實愛得發瘋，這一點，不僅學校里，而且我們全城都知道。但麗達不來送尤拉并不是出于她的任性——不管怎么說，人家是志愿參軍的——而是因為那天她剛好上班。當然，我那時就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她完全可以請上一個鐘頭的假，去送送毫不隱諱地鐘情于她的一個年輕人，可是麗達，現在很清楚了，并不十分熱心于去送行。那年春天我們的父親就在戰場上被打死了，媽媽又沒有工作，這時麗達到市執委會食堂當了洗碗工，這也算不幸中的萬幸了。所以她，不用說，很珍惜這工作，不過只要她打個招呼，那里就會立即放她去的；一定會立即放她去的，但她卻沒有表示要去。她長得非常漂亮，大概在我們全城里都是數一數二的，她自己對這一點也很清楚。尤里決定志愿參軍，他的媽媽，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因而實在支持不住了，但這也不能改變尤里的決心。尤里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是個真正的男子漢——我想，他完全象他的父親，雖然我從沒見過他父親，因為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是寡居，尤拉是她僅有的一個兒子。

為了清楚起見，我還不得不多少講講自己。現在的女孩子發育和成熟不知比我們快多少，可是四三年，要知道，我只有十五歲，其中還包括兩年戰爭時期，哪談得到成熟。我傻里傻氣，又干又瘦，長胳膊長腿兒的，假若不是梳著一條辮子，我簡直就一點也不象女孩子，倒象一個，這么說吧，學校里的傻大個兒，超齡男生，大蚱蜢。可那天，我的辮子又恰巧被媽媽這條頭巾罩著，身上那件大衣又短又小，襪子是帶松緊帶兒的，就是小孩子穿的那種，您知道吧?皮鞋也是男孩子式樣的，大兩號：這是爸爸犧牲時學校白送給我的。也就是，照直說吧，象個丑八怪，而這個丑八怪寸步不離地跟著尤拉不放，因為我對漂亮姐姐無情無義十分不滿，還因為，不知是要報復姐姐還是怎么搞的，我認為自己終身都會對尤拉愛得發瘋。所以我跟在他身后一步一步走著，而他卻為麗達不來送行而傷心，甚至惱火，對我陪在他身邊又覺得很難為情，總而言之，他很不自在。他全身緊張，愁眉苦臉，而當上過前線的那些戰士們取笑他這個中學生時，他羞得滿面通紅，雙眉緊蹙。就在這時有個愛逗笑的戰士信口開河嚷嚷起來：‘這是怎么回事，你的情人嗎，祖國衛士?’他聽了突然說道：‘未婚妻。’聲音響亮，斬釘截鐵。接著當著眾人的面，朝我的頭巾上吻了一下，又說：‘照看好媽媽。’說完轉身走了，頭也沒回。門隨即在他身后關上了。

我立刻嚎叫起來。嚎得可兇了，可著嗓子眼兒哭叫，就象成年的婆娘哭丈夫那樣。從我心中涌出的不是眼淚，不是哭泣，而是婆娘的哭號。我現在想，正是這哭號決定了我的一生。幾個女人路過我身邊，上來攙住我問道：‘你怎么了，小姑娘?’我對她們說：‘尤拉，我的好尤拉走了!’‘送哥哥?’‘不是，’我全身抽搐著，哭得象個淚人一樣，‘送我丈夫。’

我就這樣出嫁了，在街中心。我突然感到我是個妻子了。我無聲地暗自發誓，要等著他，除他之外我再也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丈夫了。

過了一年，我也退學了。媽媽的心臟已非常衰弱。麗達出嫁遷到了莫斯科。我在郵局找了個工作。也許在全蘇聯我算是最小的郵遞員了。不是說年齡，而是按個頭兒：自從爸爸犧牲，媽媽得病后，我的個子就一點也不再長了。所以我挎的郵包——從前郵遞員都挎著個大郵包，記得嗎?——總是拖在膝蓋以下。

信寫得太長了，是吧?可是短了怕意思走樣，短了甚至我給自己也說不清，當時怎么會那樣。

五月五日，勝利前四天，我媽媽死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死的，我在上班，回來見她象熟睡一樣躺在那里，所以我想，她沒有受什么痛苦。麗達和她丈夫一起來奔喪，她丈夫儀表堂堂，戴著一頂呢帽：當時戴呢帽的人還很少見。喪事從頭到尾都很順利，鄭重其事地給媽媽送了葬，甚至還舉行了相當不錯的葬后宴：麗達帶來了食物和一瓶酒。來賓中有鄰居、熟人、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麗達和丈夫——媽媽大概不會想到會驚動這么多人，她非常拘謹、謙恭和好靜。喪宴上大家憶起媽媽，心虔志誠，溫情脈脈。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卻在連連勸我，要我在尤拉回來之前搬去和她同住。我靜靜地聽著她的話，同時自己心里一直想著尤拉的囑咐：‘照看好媽媽。’雖說是在喪宴上，媽媽才剛剛安葬，但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卻怎么也掩飾不住自己的喜悅心情。不過我自己也不怪她，所有的人都理解她，因為我們安葬我媽媽是在五月八日，當時尤里·特列季雅紹夫中尉還活著，不傷不殘。

您記得吧，在后方——我說的是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區，前線或其它地方也許與這里不同，反正我們這里那些天收音機不斷地播送歌曲、進行曲、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的故事，接著又是歌曲和進行曲。所以大家都知道，戰爭轉眼就要結束了，不是今天早晨，那么明天晚上也勢必結束，因為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因為柏林已經攻陷，紅旗已插上了國會大廈，希特勒和其它壞蛋們有的死了，有的抱頭鼠竄了，我軍已與美軍在易北河上會師，所以眼下——我們當時都這樣說——已不是戰爭，而是徹底清除希特勒的殘渣余孽。那些保全了性命的人該劃十字祝福了。不過如果說實話，劃十字祝福的是那些母親和妻子，她們感謝命運保全了她們最可愛的、唯一的親人，無論是身為教師的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還是我這個共青團員，都在媽媽的喪宴上莊重地劃十字祝福：不是為媽媽祈禱冥福——我說的是實話，純粹的實話——而是為尤拉祝福，因為當時不是祈禱安息，而是祈禱健康，不是為死去的人，而是為活著的人，不是為死亡，而是為生存，因為人們見到的死亡太多了，哭泣得太多了，非親眼見，是不會相信的，而我是知道的，我遞送給千家萬戶的并不都是前線寄來的平安家信。

當天——也就是安葬媽媽的那天，五月八日——麗達就和丈夫回莫斯科了。我們又坐了一會兒，說了一會兒話，然后收拾好碗碟，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便要我去她那里過夜：說是這里只丟下你一個女孩子，會整夜哭哭啼啼的，不如到我那里去得了。于是我立刻跟她去了。好象神差鬼使一樣。

我已告訴您，那時我已滿十七歲，雖說個頭兒沒長多少，但成熟還是成熟了，我已不再穿孩子衣服，而是穿婦女服裝了，雖說都是些自己做的或舊衣服改的東西，我要說的是，有一次我要鉆被窩時，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看見了我，她非常吃驚，而且喜出望外，不顧我已滿面緋紅，硬叫我當著她的面前前后后轉動身子，她笑得十分開心，還說：‘瞧吧，我們的尤拉也會吃驚的，是不是?走時，你還是瘦羊羔兒一樣的小丫頭，回來一看，你已成了長出犄角兒的小母羊了。’一邊轉動我的身子，一邊笑，我也笑，不過也哭。悲喜交集，禍福雙至：一方面失去了媽媽，一方面盼來了勝利。然后我從她懷里掙脫出來，一下鉆進了被窩。她親了我一下，自己躺到床上(我睡在尤拉的長沙發床上)，便睡著了，而我卻久久不能入睡。她的目光讓我渾身上下都感覺到了，您能想象得出吧?那不單是女人的目光，老太太的目光，而是婆母娘的目光，您理解吧?她是在為兒子相我，打量來打量去地仔細端詳，我對這一清二楚，因而幸福與痛苦的潮水在心里渾然合流，翻作巨浪——傷心與興奮各參其半。隨后我又久久思念尤拉，想象著我們如何相逢。

那天夜里不知我真的睡著了，還是僅僅處于瞌睡狀態，只知道是叫喊聲把我驚醒的。醒來后，一開始什么也不理解，甚至感到恐懼，因為女人們叫得非常兇。清一色的女人叫喊——無論我們整座樓里，還是院子里，以至我們全城，整個俄羅斯——只喊著一個詞：‘和平!……’雖然這個詞是陽性的，‘勝利’倒是陰性的⁽²⁾，然而高呼勝利的卻總是男人們，哭叫和平的總是女人們，您發現這點了嗎?而當時，五月的那個早晨，哭叫得有點特別，狂呼亂叫，又哭又笑，又揪自己頭發，又跺腳捶地——什么都有，混在一起，同時爆發出來。這種歡天喜地與嚎啕大哭交織在一起的呼號，不僅是我這個女孩子，恐怕連我們的地球本身自從形成以來也是聞所未聞的。

我還記得，人人都在奔跑。有的去機關工廠，有的去找親人或熟人，有的挨門跑進各個院落，有的依次穿過條條街道，誰也不愿意在那個偉大的日子里閉門獨坐，忍受孤單。無論誰，找不出任何一個人，哪怕終身都將無依無靠的人，也都不愿那樣，因為歡樂是共同的，是我們大家的，是苦熬出來的，是我們所有的人的歡樂。四年的戰爭仿佛把我們所有的人都放在盛滿眼淚的圣水盤里進行了洗禮，我們從里面一出來便結成了同胞姐妹。

瞧，我這一生眼看就完了，已經在吃退休金了，兒子都已三十開外，而且有兩個孫女，可是象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那樣的氣氛后來再也沒有感受到過。每一年，無論是全國性的節日，還是自己的、家庭的節日，我們都全家慶祝，而勝利日一定要過得更加，怎么說呢，隆重一些吧。不過這些都僅只是節日而已，節日嘛，就該這樣過。可那一天，那唯一的一天，那實際上還談不到什么節日，因為，想想看嘛，它對我們大家的含義完全不同——對男人們和女人們，對前方和后方，對整個國家，也許，從根本上講，對全人類來說，它的含義完全不同。是的，毫無疑問，它什么節日也不是，甚至節日一詞本身，對這個劃時代的日子來說，根本是詞不達意的，這個詞太淺薄，太平談了。在那一天，請想想吧，有兩個大事件交織在一起——戰爭、死亡、傷殘、痛苦結束了，和平、希望開始了，生活開始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剝奪了去的那種生活開始了。所以我們不是在紀念日歷上用紅字標出的一個日子，而是在為戰爭放聲大哭，對和平會心微笑，對死者緬懷，為生者慶幸。我們萬眾一心——陣亡者和幸存者，寡婦和孤兒，男人和女人——一句話，我們災難深重的全體人民，用勞累不堪的雙手翻過了自己歷史上浸透了鮮血、苦難和淚水的最沉重的一頁，奇跡般地未被壓垮。真是奇跡般地。奇跡般地堅持住了，奇跡般地將敵人粉碎了，奇跡般地拯救了自己與別人。這一天是非凡的一天，因為每一個人都體會到了這一奇跡，感覺到了這一奇跡，懂得了不是上帝，不是領袖，甚至也不是英雄，而是他本人，他自己，一個蘇聯公民，創造了這一奇跡。在這偉大的一天，我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全體人民，都既是偉大的殉教者，也是受苦受難者，同時又是奇跡的創造者：開天辟地以來，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事嗎?

我又跑題了，這都怪我想回避自己——四五年的那個女孩子。我怕講那年五月九日的晚上，甚至不是晚上，而是薄暮時分。不過我現在就按順序講，這樣好講些。

那天早上把我驚醒的一是那些可怕的叫喊聲(直到如今我也不能想象這就是勝利的歡呼)，二是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的呼喚聲。

她把我晃醒，喊了一聲：‘和平!和平了，小姑娘!……’說完就朝學校跑去。我轉眼間就穿好了衣裳，腳跟腳跑了出來，撲進了和平的第一天，沿著這一天的街道，朝我們郵電分局迅疾跑去，因為我不是在家里過夜，而是在城市的另一端，在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家里。人們都在喊，在哭，相互親吻，所以我掙脫了擁抱又落進人們懷里，因此我是被親吻個夠，哭了個夠之后，才跌跌撞撞來到自己同事們當中的，那里，也是人人灑淚，人人喊叫，誰也不聽誰的，誰也不工作，只有報務員一面大哭，一面把下面幾個字寫在電文中：‘和平，驚嘆號’。后來我們干脆把我們的郵電分局給關了，唱著，笑著，哭著來到大街上。我走到哪里，只要有可能，就用指甲把墻上的‘防空洞’牌子摳下來，我們就用腳跺這些牌子，在上面跳舞，跺地聲和喊叫聲混成一片。后來大伙兒餓了，先是決定在誰家聚餐，后來分局長想得更妙：要每個人從家里把能帶的東西帶來，這樣大家既可以都重來上班，又可以歡聚一堂，同席共飲。

大家照辦了。我拿了媽媽喪宴上吃剩的東西，有的拿土豆，有的拿維生素糖漿，有的拿素油，而老郵遞員米羅諾芙娜則拿了一桶家釀酒——這酒是為兒子們回來而珍藏的，可是他們沒有回來，我們又喝酒，又唱歌，笑起來，笑得喘不過氣，哭起來，也哭得喘不過氣，一邊數落、抱怨自己命苦——婆娘過節還會怎么樣呢?大家已有幾分醉意，而米羅諾芙娜——她一直叨念自己的兒子——則眼淚汪汪地睡著了。于是局長對我說：‘看看她的郵包，她昨天的信還沒有送，一直在哭。’我伸手到米羅諾芙娜的郵包里(里面有個專門裝信的袋子)，掏出信來仔細查看，按地址分類，以便送時省事些，突然……

我寫了‘突然’兩字便把筆扔了，我想，這一切就象，這樣說吧，就象文學作品里那樣，沒有‘突然’就不行，可是在我們生活中，這樣的‘突然’往往比任何一部小說或電影中不知要多多少。我們生活中處處是‘突然’：您想嘛，實際上假若尤拉不是一氣之下稱我作未婚妻，我就不會給您寫這封信的，因為無事可寫，嘿，諸如此類的事多了，有什么說的，可我們不知怎么，總是不相信偶然，認為世間萬事都有一定之規，都在預料之中，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然而誰能料到，在萬分傷心的米羅諾芙娜(只有失去兒子的媽媽才會感到自己如此孤獨可憐)的郵包里，會有一封給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的前線來信呢?‘尤拉寄來的!’我喊了一聲便猛地沖出門去。已是薄暮時分，我沿街奔跑。街上唱歌的人尚未盡興，寡婦們和母親們還沒有哭夠，傷員們還沒有把繳獲的‘瓦爾特’手槍里所有的子彈完全射入空中。我的心跳得如此厲害，我疾速奔馳，甚至感覺不到兩腿在奔跑，仿佛是在地面上空飛翔。我兩手把信緊緊貼在胸口上，而且放聲大笑。

我不知道假若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在家會怎么樣。可是她還沒有回來，于是我喘了口氣，坐在臺階上。拿起路上一直緊貼胸口的信一看，發現信根本不是出自尤拉之手。霎時間，我的整個心都要碎了，有如刀割一樣——這只有我們女人才知道，在我們心中突然出現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痛苦——如同鋼鞭無情地抽在我們的孩子身上一樣，抽在我們未來的，尚未來得及出世，尚未來得及離開母體的孩子身上一樣。我展開信箋——這大家知道，信是不加封的，不是裝在信封里的，是前線寄發的那種摺疊成三角形的信箋——讀了第一句：‘親愛的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眼前的一切馬上就飄搖模糊了。我把信疊好，插入胸衣內，讓它貼心近些，然后便順著臺階向上走去。走去?……不對，是向上爬，心里象刀絞一般疼痛。我是怎么爬上去的，記不得了，有幾個臺階是跪著朝上挪的，不過誰也沒碰上，而且頂樓的門開著，我躲進最靠里邊的那個天窗下面。這時才又拿出信來。‘親愛的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

我本想把信全抄寫下來，但是兒子不讓。‘寫最主要的吧，媽媽，’他說，‘因為要緊的不在于我父親是怎么死的，而在于對我們來說他沒有死，而且永遠不會死。’可尤拉的同團戰友在信中講述的恰恰是他犧牲的情形，因為他們——在那里，在前線——總是覺得，如果母親們知道她們的兒子不是因為炸彈爆炸埋身土里，而是死于自動步槍的連射，她們的心里似乎會好受些。但不管怎么說，我得把事情提綱挈領地講一下，不然就理解不了事情的全貌。

五一黎明時分，尤拉所在部隊開進一座不大的德國城市，該城不戰而降，家家戶戶的窗口都掛出了白色的床單，很多窗口還掛出了紅旗。正是這些五一紅旗使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驚訝，甚至為之感動。那座小城市一點也沒有遭受戰禍，但城門口湖畔上有一座古城堡，不知是德國侯爵的還是什么人的，卻被一顆來歷不明的炸彈擊中了，這顆炸彈不知是我們的，還是美國的，或者德國的，不過說來也怪，炸彈沒有爆炸。它擊破了房頂，穿透了上面的望板，懸在著名的大理石大廳上方，而這座大廳不僅使當地人，而且使全德國，甚至使整個歐洲感到驕傲。

這件事是該市市長告訴我們軍官的，他年紀已經不輕，失去了兩個兒子，湊合能講俄語，因為他在上一次，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失時機地當了我們的俘虜。他還說，這顆可惡的炸彈不知靠什么懸在上面，每時每刻都有掉下來的危險，那時鬼曉得會闖出什么禍來，甚至不排除爆炸的可能。您想想看，那天是五一，全城都在歡迎我們的戰士，把他們看作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了他們的解放者，而且時值春天，又逢勝利，再加上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因為春天，因為勝利，因為喝酒，變得天不怕地不怕了，過節嘛，德國人款待他們，姑娘們沖他們微笑。于是尤拉說，這座城堡是文化古跡，是德國人民的傳世之寶，我們現在就該為他們的未來著想。很多人支持他的見解，立即自告奮勇，并說服了指揮員，便離席與市長一起直接開赴那座城堡。

很多人緊緊跟在他們身后，有我們的人，也有當地居民，但是部隊指揮員只允許以尤拉中尉為首的經驗最豐富的自告奮勇者進入受到破壞的這座建筑物里，當然，也讓市長進去了。他們進去后，四下一看，心中有數了，只要把炸彈栓緊，通過房頂的窟窿用繩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提上來就行，戰士們看好后就爬了上去。市長和尤拉留在下面，留在那座大理石大廳里，大廳四壁掛滿了城堡各代主人的畫像，市長便給尤拉講解。恰在這時炸彈爆炸了。被炸死的卻只有一個人——尤里·特列季雅紹夫中尉。

他們信中是這么說的。但實際上，事情要簡單得多，輕率得多：毛頭小伙子們，您知道的，是非常喜歡冒險，喜歡露一手的，當半個城市的姑娘們都睜大眼睛看著他們的時候，就更是這樣。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干，有的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就往上爬，有的該做保險的也不好好做，結果是炸彈連窩都沒動，更沒有爆炸，可是您瞧，瓦塊卻突然從斷裂的拱頂上象坍方似的轟轟隆隆落進炸彈穿透的窟窿里，落進大理石大廳，砸到大理石地板上，砸到了尤里·特列季雅紹夫中尉身上。市長只有幾處碰傷，因為他站得稍微靠外一點。

您奇怪我這是打哪兒知道的，是吧?您以為我是瞎編，是杜撰吧?但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這都是里別爾特·庫爾特·弗里德里霍維奇市長先生本人給我講的。他還把我領進城堡，領進了大理石大廳，里面的地板是由一塊塊各種花色的大理石鑲砌而成的，渾然無縫，極為華美，的確是德國人民的傳世之寶。他把我領到了尤拉站立和倒下的那個地方。這個地方正對著門旁的第三個窗戶。直到現在，大理石上還留有落瓦的痕跡：我用雙手撫摸了那些痕跡。

尤拉被安葬在宮廷花園里，安葬時舉行了軍人應享受的全部儀式。它，這座墳墓，現在還在那里。它是這座僻靜的、避免了戰禍的、中世紀的城池中唯一的一座蘇軍墳墓。可是，尤拉的戰友們在信中把他的死描寫得更富有英雄主義色彩。真是些怪人，我們的尤拉都已不在人世了，好象我們對他是怎么死的很在意似的。要知道，無論對我們，還是對同團戰友，對庫爾特·弗里德里霍維奇市長，對全城居民，他都是為和平而犧牲的。為了俄羅斯的和平，為了德意志的和平，您說是吧，實際上正是這樣的吧?

這就是我在尤拉家的頂樓上看完的那封信的內容，我是借著稀疏的禮花和車站探照燈的燈光看完那封信的：我們這里不是莫斯科，放的也不是莫斯科的那種禮炮。好了，剩下的您一猜就猜到了：我沒有把信交給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她每封請求代找兒子的信和對這些信寄來的答復我都或是中途卡下，或是用辦公紙打上‘還在繼續尋找您兒子’的字樣給她。所以她至死都相信，尤拉還活著，相信他或者——她常常是這樣給我解釋的——失去了記憶，或是殘廢了，不好意思見我們。所以她尋找他，等待他。我當時得到的印象是這樣的，對她的話是這樣理解的。

很遺憾，我們沒有盼子歸來的母親紀念碑。怎么回事，不可能建造嗎?還是沒想到這一點?‘無名戰士碑’有，但‘無名母親碑’卻沒有。我們的‘無名戰士’是誰生的?是誰養的?是誰教的?是誰呀?

接下去，稍許講講您猜不到的事。幾年后，我因郵政業務關系(在這之前我在郵政函授學校畢業了)，到民主德國工作了三年，臨行囑咐我在郵電分局的女友們，讓她們照我這一時期一貫的答復回答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的請求信。我就是趁此機會到尤拉墓地的，到了那座城堡，用雙手撫摸了尤拉倒下去的那塊大理石地板，與庫爾特·弗里德里霍維奇市長談了話。回到故鄉時，我居然抱回一個嬰兒，‘尤羅琪卡，也就是尤里·尤里耶維奇，正式注冊時是這樣寫的。我帶著孩子回到了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家里——自從尤拉參軍那時起我就和她一起生活：兩個孤寡無依的女人一起生活，誠然，談不上心中更溫暖，但畢竟略感寬慰。假若不是在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死后，我在她的遺物中找到了尤里·謝爾蓋耶維奇·特列季雅紹夫中尉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犧牲的官方通知書，也就根本不會寫這封信了。可是找到了‘陣亡通知書’——這是當時的叫法。

您以為母親是因為痛苦失去了理智嗎?不是，一點也不是，她是保護我。她希望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相信尤拉還活著，希望我等著他，盼著他，不感到日子沒有過頭。我體貼了她四十年，她也體貼了我四十年：事情就是這樣難以想象。

至于‘我尋兒子’的小標語牌，她就不是為我想出來的啦，而是為了我的兒子，為了尤羅琪卡。他一生都叫她奶奶，把她的兒子叫作爸爸，所以她就想讓他也等著爸爸。等著，盼著。

我把那份陣亡通知書拿出來給尤拉看，向他解釋，我們的安娜·格奧爾基耶芙娜為什么要那樣做。他雙眉緊鎖，嘆了一聲，對我一句話也沒說，而是拿起‘我尋兒子’的小標語牌。拿起來改成‘我們尋找父親和爺爺’。僅僅改了幾個字。他說：‘勝利日那天，我要帶上兩個女兒，走完奶奶走過的路線。’我哭了，說道：‘他算你的什么爸爸呀，尤拉?’‘他們對我們來說都是爸爸，’他回答說。

我為什么要給您寫這些呢?不僅僅因為我一生對婆母沒說實話，還因為我對兒子同樣沒說實話。對我唯一的兒子尤里·尤里耶維奇，要知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兒子。他是我從孤兒院抱來的，從尤拉墳墓所在的那座城里抱來的，因為孤兒是不分民族的，是吧?”

【鑒賞】：

短篇小說《和平，驚嘆號》中的女主人公“我”和她同齡的姐妹們，恰使人想起酷霜過后，突兀青天的一樹壯麗嬌艷的紅葉。連年殘酷的戰爭，盼到勝利的同時傳來丈夫犧牲的噩耗，戰后寡居的隱痛和苦澀，這一切，溶解在如水的漫長歲月中，形成一種特殊的顯象液，使主人公的形象在特殊的環境中“顯”得那么感人，讓人為她而泣，為她而歌。

作者鮑·瓦西里耶夫在他的成名作《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寫了戰爭，殘酷的戰爭的血盆大口，吞噬了女主人公們在和平歲月中的種種美好憧憬。在《和平，驚嘆號》中作者寫和平，寫和平到來時人們近乎病態的狂歡，則使人看到了殘酷的戰爭在人們心中留下的尚未愈合的刀痕。不，這不是萬眾歡騰的“氣氛”!主人公夢中驚醒后，聽到的不是陣陣歡呼，而是“狂呼亂叫，又哭又笑，又揪自己的頭發，又跺腳捶地——什么都有，混在一起，同時爆發出來。”這種氣氛不僅讓人感到失常，而且因為幾乎是“清一色”的女人們發出的、頗有幾分凄厲的哭叫，而使人感到“恐懼”。同時，“人人都在奔跑，有的去機關工廠，有的去找親人或熟人，有的挨門跑進各個院落，有的依次穿過條條街道……”作者上述的生動描寫，象廣角鏡一樣，攝取了“那個偉大日子里”主人公的那座樓、她居住的那座城市，以至“整個俄羅斯”的動人場景。正因為作家藝術地再現的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氣氛”，主人公一生眼看就要結束了，自那以后“再也沒有感受到過”的那種“氣氛”，這種再現令人感到仿佛是搶拍了人類歷史上的那個珍貴的鏡頭。

如果說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廣闊場面描寫得足夠精采的話，那么關于這一天的深沉思考之透澈精辟，則賦予它近似警句格言的色彩：“我們不是在紀念日歷上用紅字標出的一個日子，而是在為戰爭放聲大哭，對和平會心微笑，對死者緬懷，為生者慶幸。我們萬眾一心……用勞累不堪的雙手翻過了自己歷史上浸透了鮮血、苦難和淚水的一頁，奇跡般地未被壓垮。”“每一個人都體會到了這一奇跡，感覺到了這一奇跡。懂得了不是上帝，不是領袖，甚至也不是英雄，而是他本人，他自己，一個蘇聯公民，創造了這一奇跡。”小說中的“我”，就是創造這一奇跡的億萬蘇聯公民中的一個，她對這一奇跡有切膚之感，“體會到了”它的來之不易，它的昂貴代價。四三年，十五歲的、心地純潔的她，懷著對“漂亮姐姐”的無情無意“十分不滿”的心情，懷著對姐姐冷落的那個“真正的男子漢”的真摯愛情，在祖國命運與自己命運的抉擇中，嚎啕哭叫著，但還是一步一步陪他到軍事委員部，親自送他上前線。在母親的喪宴上，她不是為母親祈禱冥福，而是為自己的尤拉祝福，翹首渴待和平奇跡般的到來，盼望他“不傷不殘”地生還。可是當和平奇跡般地實現時，代替尤拉生還的，卻是描述這名年輕中尉犧牲的戰友來信!啊，確確實實，和平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千千萬萬個尤拉以自己年輕的生命，千千萬萬個安娜以自己的親生兒子，千千萬萬個“我”以“終生只愛他一個”的無價愛情換來的!作者歌頌了創造這一奇跡的偉大人民，歌頌了他們熱愛祖國勝似一切的崇高品質，但他和自己的人民一樣，是含著眼淚來高歌的!

如果說犧牲的痛苦以其劇烈的情感震撼著讀者的話，那么戰爭留下的創傷，尤其留在人們心上的內傷，則以它數十年的難以愈合煎熬著主人公和讀者。戰爭年代，人民是以犧牲締造了人間的奇跡。戰后，“我”與安娜相互隱瞞自己的不幸，給對方生活以“盼頭”，長達四十年之久，人們則不能不感嘆這一沒有硝煙的奇跡。前者感人以壯烈，后者感人以堅忍，前者誨人以英雄，后者誨人以高尚。而“我”從戰敗國德國托兒所搶回異國孤兒，茹苦含辛，撫養他長大成人，則使她的崇高的母愛逾越了國界，使她的胸懷顯得無限廣闊。如果說四三年“我”的心靈還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那么后來漫長的歲月中，它則是一朵永不凋謝的鮮花，是嚴霜更著嬌艷的紅葉。

作者以巧妙的第一人稱，以平平常常的一封寫給知心人的私人信，把主人公不凡的身世和高尚的情操告訴了讀者。也許正因為這封信是寫給知心朋友的，作者又“不加刪減”，也許正因為我不假思索，“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所以讀起來才更加親切，更顯得真實，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