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學·伊麗莎白·鮑溫·炎炎日當午》作者簡介|內容概要|作品賞析
作者簡介 伊麗莎白·鮑溫(1899—1973),英國小說家。1899年6月7日,鮑溫出身于愛爾蘭都柏林市赫伯特莊園。一個古老的家族,老的地主,她父親是個律師。1907年,她與母親到英格蘭定居。1912年母親病逝,她寄住在赫福德郡的姨媽家。1914年她被送到英國肯特郡一所寄宿學校上學。1919年在倫敦一所藝術學校學習一年繪畫,此間開始寫作。1923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邂逅集》問世;同年與阿倫·卡梅倫結婚,兩年后遷居牛津。到1929年,鮑溫已出版了四部長篇小說:《安·麗》 (1927)、《飯店》(1928)、《最后的九月》 (1929)等,成為當時倫敦和牛津文學圈子中的知名女作家。1930年,她父親去世,鮑溫繼承了“鮑溫大院”,以后10年間,她在這幢院落里舉辦過多次舞會、宴會,為許多刊物撰寫評論文章。1935年,阿倫·卡梅倫受命到英國廣播公司任職,鮑溫隨丈夫遷居倫敦攝政園。二次大戰期間,她受雇于情報部,在都柏林作戰時工作,大戰結束后,也轉入英國廣播公司工作。鮑溫一生共創作了20余部長篇小說,曾被批評家比作奧斯丁,是當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說感情細膩,富于主觀抒情色彩,擅長心理描寫。她在小說中刻畫了形形色色的婦女形象,想象豐富,觀察力敏銳,藝術風格嚴謹。她的其它長篇小說還有《親友們》(1931)、《巴黎的房屋》(1935)、《鮑溫大院》(1942)、《炎炎日當午》(1949)、《愛的世界》(1955)和《伊娃·特魯特》(1969)等。鮑溫于1937年當選為愛爾蘭學術院院士,1948年受封為大英帝國貴婦,她曾多次被學院授予榮譽博士的稱號,1970年因最后一部小說《伊娃·特魯特》而獲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1973年2月22日因患癌癥去世。
內容概要 故事發生在二次大戰時期的倫敦。1942年9月的第一個周六下午,英國情報局諜報員哈里森正坐在攝政公園里聽音樂會。其實,他并未專心聆聽音樂,不過是在消磨時光,以好呆到8點去見斯黛拉·羅德尼,一個迷人的寡婦。一想到斯黛拉以及他要對她談的那件棘手之事,他便不由自主地把右手攥成拳頭往左手掌里插。這個不經意的動作和他對音樂漫不經心的神態,很快引起了鄰座一位年輕女子的好奇。這女子名叫路易·露易絲,相貌粗俗,衣著低廉,既無藝術鑒賞力,表達又很魯鈍。她丈夫正在英軍中服役,這使她非常孤獨,而她本身又是一個喜歡沖動的人; 于是她轉向哈里森搭訕,用天真的話打斷他的回憶,但卻遭到哈里森粗暴的抵制。露易絲并不覺得難為情,相反,哈里森離開音樂會后,她也尾隨而行,直到他突然甩掉她去赴約會。在威第斯大街的頂樓套房里,斯黛拉正在琢磨哈里森為什么遲到。她等候的態度并不象人們預料的那樣焦慮,因為她對這位來訪者并無愛意。她幾乎不知道他是如何闖入她的生活的; 開始是他出現在古霑,弗朗西絲·莫里斯的葬禮上,后來,他對她的注意力不斷增強。那個夜晚,她看出他的欲望中有一種威脅的陰影; 要弄明白他的好奇心促使斯黛拉應允了他。她等待他敲門時,眼光忍不住在可愛的房間里轉動,她想起了那些形成了她的存在的許多往事: 她年輕的兒子羅德里克,現正在英國軍隊服役; 她的前夫,離婚很久了,去世也很久了;她自己的戰時工作; 以及她的情人,在政府里供職的羅伯特·凱爾韋,哈里森到來時,受到的接待是冰涼的、敷衍了事的。他的問候也是猶豫的、曖昧的,但很快他就轉到正題上。他的話使斯黛拉目瞪口呆,既震驚又不愿相信。他告訴她,她的情人是納粹間諜,專向德國人出賣英國機密。哈里森本人即與英國情報局聯絡,并已被指派去監視凱爾韋的行動。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叛徒,就是斯黛拉必須放棄他而轉向哈里森。這樣或許還能改變凱爾韋的命運,否則它就會被無限期地擱置下去。這個直率的建議并未奪去斯黛拉的勇氣。哈里森不能贏得她的信任,她拒絕相信凱爾韋有罪。她成功地爭取到一個月的時間以做決定。哈里森嚴厲勸告她不得向羅伯特透露; 他行動方式的絲毫變化都只能導致他的立即被捕。哈里森剛走,電話即響了。是羅德里克,他告訴母親他就要回倫敦休假。斯黛拉振作起精神,很快做好迎接兒子的準備。羅德里克的到來暫時使斯黛拉忘卻了憂慮。兒子年輕又健壯; 他父親過早的離開,使斯黛拉感到對兒子有雙重責任。羅德里克急切地談論他生活的新資產,愛爾蘭那部分破敗的地產剛剛由古霑·弗朗西絲·莫里斯傳給了他。這男孩已下決心保住他這筆新財產;不過在戰爭結束之前,照管地產的責任只好大部分落在斯黛拉的身上了。羅德里克假滿返軍。第二天晚上,羅伯特·凱爾韋來到斯黛拉的房間。她沒有流露任何內心的憤怒,只是漫不經心地探究他是否認識哈里森。凝望著她迷人又溫情脈脈的情人,斯黛拉悄悄地驚嘆他確實是可疑的,他是從敦刻爾克殘廢退役的老兵!可是,斯黛拉想到她對他家庭的一無所知,便再次請求他,帶她去鄉間看望他母親和姊姊。第二個星期六下午,他們來到迪恩河谷,羅伯特的背景似乎沒什么異樣之處。從羅伯特家回來的那個夜晚,她發現哈里森正在她房內等她。他供認不諱,一直在監視她,并說出了她到過什么地方以及此行的原因。羅德里克為使自己的所有權開始介入那片地產,便把斯黛拉召往愛爾蘭。羅伯特也贊成暫時失去她幾天,于是他們深情地分離了。在愛爾蘭,斯黛拉對哈里森的不信任動搖了;因為他告訴她他曾是古霑·弗朗西絲·莫里斯的朋友,她發現這竟是真的。于是她決心把哈里森對羅伯特的指控通知后者。她返回倫敦時,羅伯特到車站接她。幾分鐘后,在出租車里,她說出了她所聽說的。羅伯特立即被深深地刺痛了,他否認了一切。那天夜晚,他懇求她嫁給他,但斯黛拉既驚詫又心亂如麻,逃避了這場求婚。幾天之后,哈里森與斯黛拉在一家熱鬧的飯館里吃晚飯。他指責她違背了他的勸告,使羅伯特開始有所防備。斯黛拉萬分驚懼,但她也因此而堅強起來。就在她打算弄明白他的意圖之前,路易·露易絲不合時宜地闖了進來。她在人群中認出了哈里森,未經邀請便坐到他們的桌邊。不過斯黛拉還是抓住時機暗示了哈里森,如果他能使羅伯特免受牢獄之苦,她情愿滿足他的一切要求。哈里森對此未做答復,因為他還在為路易惱怒,隨即他草草告別了這兩個女人,高傲地走出了飯館,留下她們在黑漆漆的倫敦夜晚摸回家去。路易頗為斯黛拉高貴的魅力和文雅的氣質所迷醉,她一直陪伴她走到她的房門口。羅伯特此時正在迪恩河谷,因此,斯黛拉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找到機會提醒他處境危險。黎明時分,在斯黛拉幽暗的臥室里,他們重新表露了彼此之間的愛和信心,似乎都已意識到這是他們最后一次約會。當羅伯特終于說出他確實是激進的納粹分子,珍視權利甚于自由時,斯黛拉發現他們的信念無法調和。這時,屋外已傳來監視者隱約的腳步聲,羅伯特穿好衣服準備離開。他順著繩梯爬上房頂的天窗,又突然折返下來,再一次親吻了斯黛拉。他要她好好保重,然后就迅速從天窗消失了。第二天清晨,人們發現羅伯特的尸體橫陳在大街上,他是從極度傾斜的房頂上不慎墜亡的。斯黛拉再見到哈里森時,已是一年多以后。協約國在非洲登陸; 進攻意大利; 第二戰場的實現。經過所有這一切。最后,哈里森回來了。斯黛拉一直有問題要問他,關于羅伯特的問題,不過現在它們已毫無意義了。他們的談話始終非常拘束,羅伯特的死使他們生活之間任何真正的聯系都不復存在。哈里森沒有任何浪漫的提議; 而且,當斯黛拉告訴他她快要結婚時,他甚至隱約感到了解脫。
作品鑒賞《炎炎日當午》是伊麗莎白·鮑溫最出色的代表作,也是受到評論家們廣泛注意的作品之一。英國小說家兼評論家安東尼·伯吉斯說道,沒有什么小說曾比它更好地捕捉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倫敦的氣氛。她以緊張而可信的細節表達了那個毫無生氣的苦難世界,在了解那個時間和地點的讀者身上非常強烈地喚起感情和感覺方面的記憶,以致人們好象又在經歷著它們。但這部小說的意義遠不止這點,甚至也遠不只是斯黛拉·羅德尼的故事。在弗蘭克·馬吉爾主編的一部小說評論集中是這樣評價這部書的,斯黛拉·羅德尼的問題是一位婦人強迫自己對她的愛之人作出自己的判斷。斯黛拉是鮑溫筆下的“自由女性”。她有自己的職業,離婚多年,是一位已有成年兒子的母親。她有一位相識兩年的情人,但她仍然與別人約會。斯黛拉敏感、堅強,也能言善辯,不僅對旁人、對自己的事也頭腦清楚。她使她兒子和其他人一直相信是她離棄了丈夫,她是主宰。而實際上,是丈夫離開她與別人走了。她對哈里森說,寧可被人看作魔鬼,也比讓人認作傻瓜強。這番話正反映了斯黛拉心理上的矛盾:她渴望被人看作自由女性,無所不能,但她的內心卻與這一形象不符。正因為如此,才有她的離婚,才有她與羅德里克的關系(他并不系在她身上,而她卻為他諸事操心,要讓她表現出這一點是很痛苦的),也就有了她對羅伯特的態度(他們的關系是穩定牢固的,但她拒絕了羅伯特的求婚)。斯黛拉曾不斷被人們認為是她那代人的典型,那一代人又常常被描述成“未接任”歷史的人。一次戰爭結束以后,她已到中年,而此時又是二次大戰。鮑溫在小說中對遭受狂轟濫炸的戰時倫敦的細致描寫,正好為斯黛拉精神的創傷提供了具體的現實,又巧妙地穿插在斯黛拉與羅伯特的愛情關系中。“炎炎日當午”正是斯黛拉人到中年的象征,是她的“正午”,是她在做出決定質問羅伯特忠誠與否的巨大精神痛苦。當然,它同時也是戰爭的高潮,歷史的轉折點。斯黛拉的下一代人,以羅德里克和路易·露易絲為代表的,標志著一種新生和新的統一。斯黛拉的故事,也就是她作自由女性的“失敗”,是交織在工人階級的代表路易·露易絲的故事中的,后者要作母親的強烈愿望終于達到了高潮,當丈夫在外作戰時,她卻成功地懷了孕。她并不清楚孩子的父親是誰。盟軍進攻西歐開始之日,她回到英格蘭南海岸,她父母被炸死的地方,小說便以她生下孩子宣告結束。羅德里克則是準備到莫里斯山去,并且雄心勃勃地要用現代農業技術使古老的山地煥發青春。這下一代人的兩個代表人物都解決了折磨他們父輩多年的矛盾——家庭、位置、傳統與責任。當然,斯黛拉與羅伯特的關系還是最重要的。安東尼·伯吉斯說,凱爾韋在肉體和精神上都受到創傷,變成了一個叛徒。戰爭為作者澄清了文明毀滅時向何處尋求信念的問題。羅伯特變節的根源在于一種不自然和不持久的狀態; 他變成一種抽象觀念的受害者,相信納粹德國代表一種他可以依附的新的秩序。鮑溫非常擅于刻畫復雜的人際關系,在這部小說中更是審視了情感與理智和諧的障礙,也就是愛國主義與愛情之間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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