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

曹操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成陽。軍合力不齊，躊躕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相自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蒿里》和《薤露》都是送葬唱的挽歌，但后者哀挽的對象是王公貴人，而前者哀挽的對象則是士大夫庶人。本篇追記漢末史實，哀傷戰亂中死亡的人民，題實司之。詩中所述史實是：初平元年(190)正月，關東各州郡十馀路諸侯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興兵討伐董卓。董卓縱火焚燒洛陽，挾持獻帝到長安。當時形勢本來對義軍有利，但由于袁紹等人各懷異心，觀望不前，乃至相互攻襲，使聯合軍事行動流產，從此天下陷于軍閥混戰，血流成河，十室九空，災難空前。本篇即以沉重的筆墨，回顧反思了這一段歷史，譴責制造戰亂的歷史罪人，充滿悲天憫人的情懷。

前四用沉重的筆墨敘述起兵之初，討卓聯軍最初是以打著匡扶漢室的正義旗號吊民伐罪——相傳武王伐紂時和諸侯會于盟津(今河南孟津)、而劉項亡秦則以入咸陽定關中為目標，詩中合用這兩個典故，以敘時事。就全詩來說是先揚后抑。因為這支聯軍中各路軍閥，都想伺機擴充自己的力量，所以“軍合——力不齊”。史載董卓在洛陽大焚宮室，自恃兵強，而袁紹等彼此列兵觀望、莫肯先行——“躊躇而雁行”，意在保存各自的力量。當時曹操對聯軍的駐兵不動十分不滿，于是獨自引領三千人馬在滎陽迎戰董卓部將徐榮，雖然失利，卻表現了他的立場。不久，聯軍由于勢利之爭，釀成一場內訌，袁紹、韓馥、公孫瓚等，發動了漢末的軍閥混戰。袁紹與異母弟袁術公開分裂，建安二年(197)，袁術在淮南僭稱帝號;而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紹就與韓馥謀廢獻帝，立幽州牧劉虞為帝，當時曾向曹操出示過一枚金璽，已暴露其野心。前十句就用簡潔的語言，將關東之師從聚合到離散的過程原原本本地寫出來，成為歷史的真實記錄，可謂詩史。

軍閥們制造戰爭，戰爭則制造饑荒、瘟疫和死亡。“鎧甲生蟣虱”是一個極其生動的細節，將戰爭的曠日持久、士卒們人不卸甲、馬不解鞍、不堪其苦的狀況，和盤托出。至于老百姓的處境，自然又在士卒之下。“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是又一個令人觸目心驚的細節。在古代農業社會，六畜之中，唯雞與犬是最普遍的家畜，可作為“人家”的代名詞(故有“雞犬之聲相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說法)，“無雞鳴”等于說無人煙。這幾句寫兵連禍結之下，生產破壞，民生凋敝，哀鴻遍野，堪稱典型、深刻、有力，寫出了一個人間地獄。那是一個絕無溫情的時代，是一個“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學會憎恨”的時代。詩的結尾卻生出“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感喟，情不自禁，無一絲造作假借。前人評其詩說“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而不必王;有菩薩氣，而不必佛。”“一味慘毒人，有能道此，聲響中亦有熱腸，吟者察之”(譚元春)。如此詩結句，一方面表現出大慈悲，一方面隱含方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責任心。劉勰所謂“志深筆長”在此。

借古樂府寫時事，是曹公的發明，遙啟杜甫詩史。詩中從興兵討卓到軍閥混戰，展示了一個從義到不義的變化過程，也就是軍閥野心逐漸暴露的過程。在描寫這個過程時，詩人不一順平放，而注意時時提筆換氣，如首四句，寫得堂堂正正，“軍合力不齊”以下則每況愈下，最后點明軍閥各有稱帝野心，層層剝筍，步步深入，故饒有唱嘆之音。詩的前半是歷史事件縱的敘述，后半則是社會現象橫的描繪，前半是因，后半是果，結構十分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