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
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
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
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
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
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閑李父頤指揮。
南內凄涼幾茍活，高將軍去事尤危。
臣結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
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
斷崖蒼蘚對立久，涷雨為洗前朝悲。
---黃庭堅

詩篇名。宋黃庭堅作。見《豫章黃先生文集》。作于崇寧三年(1104)。黃庭堅在崇寧二年被貶宜州(今廣西宜山)，次年三月途經祁陽(今屬湖南)，與當地的僧俗人士同游浯溪，觀賞磨崖石刻《中興頌》碑，應眾人之請寫了此詩。此碑為唐元結撰文，顏真卿手書，俗稱“磨崖碑”。全詩分三層，開首四句為引子，交代寫作緣起。中間十六句論述史事，以雄健跌宕的筆調概括了安史之亂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唐玄宗由于不能居安思危，而是恬安逸樂，寵信奸佞，以致社稷傾覆，以后又受制于人，只能凄涼茍活。詩人贊揚元結之頌如古史《春秋》，實錄史事，又文寓褒貶，與杜甫詠杜鵑的詩一樣，都表現了忠君愛國之忱，但世人只賞其文辭之美，實是大謬。最后四句為尾聲，交代同游者的身分，抒發觀碑時深沉激動的心情，“斷崖蒼蘚對立久，涷雨為洗前朝悲”，可謂寄慨遙深。元劉壎稱此詩“精深有議論，嚴整有格律”(《隱居通議》)。其詠史實寓貶刺，有借古鑒今之意。其章法首尾關合，緊扣紀行；中間每四句一層次，嚴謹勻稱，敘中有議，雄深雅健，音調高朗，一韻到底，氣勢流貫中有頓挫波瀾，深具杜甫七古之遺風。

詩人要敢于寫大題目，方能為詩壇射雕手。而寫大題目，要有大議論，有卓識偉見，才能扣人心弦；同時，要有駕馭語言的萬鈞之力，才能達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這首《書磨崖碑后》在這兩方面都表現了很高的造詣。

詩雖然是題元結的《中興頌》碑文，但涉及對唐代玄宗、肅宗千秋功罪的評價，所以也是一篇史論。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安史之亂。次年六月，玄宗倉皇出走，在路上發生了馬嵬兵變，兵士殺楊國忠，又逼明皇(玄宗)殺了楊貴妃，演出了一場“宛轉蛾眉馬前死”的千古悲劇。同時，父老請留太子討賊。于是太子李亨治兵朔方(治所在今寧夏靈武西南)，七月，即位于靈武(今寧夏中衛及其以北地區)，是為肅宗，尊玄宗為太上皇。肅宗至德二載(757)安祿山被其子慶緒所殺。乾元二年(759)祿山部將史思明殺慶緒，上元二年(761)，思明又為其子朝義所殺，叛亂基本平息。這年八月，元結撰《大唐中興頌》，歌頌肅宗的中興之功。碑文為當時大書家顏真卿手書，刻于湖南祁陽縣境內的浯溪臨江石崖上。

黃庭堅這首詩作于崇寧三年(1104)，前一年，他以“幸災謗國”的罪名從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貶往宜州(治所在今廣西宜山)，這一年春天，他途經祁縣，泛舟浯溪，親見《中興頌》石刻，寫下了這首名作。

開頭四句是全詩引子。“春風吹船著浯溪”一句，橫空而來，音調高朗，領起全首。特別是“著”字(同“著”)，使人覺得春風像是有意吹送著詩人的小舟，將其置于浯溪之上。面對千古江山，往史陳跡涌上心頭，這就引起了下文。藜即藜杖，詩人舍舟登岸，扶杖上山看碑。三四兩句作一跌宕，表現了詩人對此碑的向往之情。山谷作此詩時已六十歲，所以說半世以來只看到《中興頌》的拓本，而如今親手摸到石刻已是須發蒼然了。

從第五句起一直到“世上但賞瓊琚詞”，都是論唐代的歷史。四句一層，層層展開。“明皇”四句是說唐玄宗沒有深謀遠慮，又寵信安祿山，肇成大禍，遂使乾坤板蕩，天子奔亡，百官降賊。九廟，是帝王祖先的廟，“九廟不守”即指京城失陷，“乘輿西”指玄宗出奔四川。為尊者諱，所以用“乘輿”代替皇帝。烏不擇樹而棲息，比喻亂軍攻陷兩京后，大臣如陳希烈等紛紛投降。這里用了形象而含蓄的筆致將玄宗失德、安史亂起、朝廷危殆的境況勾畫出來。下面四句轉入對肅宗的指責。

“監國”，指皇帝外出時，太子留守代管國事。古來本有太子監國之事，因而山谷以為，肅宗何必襲取帝位。他還認為，安史之亂的平息，極為艱難，肅宗之成功乃是天幸。而“跼蹐還京師”，則寫出了玄宗失位后的困境。

據史書記載，玄宗自蜀還京，當了太上皇，起初居于興慶宮，太監李輔國與張后串通一氣，離間他與肅宗的關系。上元元年(760)上皇登長慶樓，與持盈公主閑談，正值劍南奏事官朝謁，上皇就令公主與如仙媛接待他，事后，李輔國誣奏“南內有異謀”，并矯詔將上皇移到西內，持盈公主被軟禁在玉真觀，忠于玄宗的高力士等被流放到巫州。“內間張后”四句就指此事。詩意說： 肅宗內中要看張后的顏色行事，外面又受制于李輔國。“南內”，即指興慶宮。上皇居于興慶宮時已覺凄苦，幾乎只是茍延殘喘。到了高力士被流放，上皇幽居西內，則更是岌岌可危，朝不慮夕了。高力士曾為右監門將軍，所以稱他為“高將軍”，這也是當時朝廷大臣對高力士的稱呼。這里雖然是敘述歷史，但有詩人的褒貶與感情在其中，他對李輔國、張后這樣的奸邪小人深惡痛絕，對玄宗這個煊赫一時而晚景凄涼的帝王表示了同情與惋惜，而對肅宗的懦弱無能也表示既憤恨又悲憫。

“臣結”四句筆鋒一轉，以元結的《舂陵行》和杜甫的《杜鵑》詩來表現當時政治的腐敗與對玄宗被幽禁的慨嘆。元結于代宗廣德元年(763)授道州刺史，目睹民生疾苦，有感于橫征暴斂，寫下了《舂陵行》一詩，并兩次上表，為民請命，時離上元二年玄宗被幽禁僅兩年。杜甫的《杜鵑》詩則是感明皇被幽事而作，對玄宗的晚景凄涼表示了同情，所以黃庭堅認為這兩首詩代表了當時忠臣節士對政治的意見。然而，人們只把它們當作美妙的詩歌來欣賞，而不究其衷曲。

最后四句又回到詩人的游蹤，據黃?《山谷先生年譜》記載，當時與山谷同舟游浯溪的有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等。次日，又有居士蔣大年、僧守能、志觀、德清等來同游，遂賦此詩，所以說“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山谷泛溪觀碑，正值天降大雨。面對著前朝興亡盛衰的記載，詩人情激如涌，甚至賦予了大自然以強烈的感情： 那眼前的暴雨像是要將前朝的悲憤沖洗干凈。結句融景物與情感、眼前與歷史為一爐，戛然而止，卻神完氣足。

這首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章法謹嚴、層次清晰。山谷很重視長篇詩歌的立意布局，他說：“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王直方詩話》引)他的長詩往往有敘、寫、議三部分。以本詩為例，前四句敘游覽讀碑事，用以點明題目；中間一大段夾敘夾議，氣勢雄峻，波瀾開合，跳蕩起伏，又能曲折盡意；最后四句寫當時情形，記同游之侶，一依古文游記的章法，結語寓情于景，氣勢回蕩，真有杜甫所說的“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使君、虢州岑長史三十韻》)之概。

這首詩另一特點是音調高朗。山谷的詩力戒平庸，他不僅在遣詞造句上力求奇拗硬澀，而且在聲調上也追求不同凡響。本詩就是一例，全首一韻到底，既有頓挫，又一氣直下，所以陳石遺說：“此首音節甚佳。”(《宋詩精華錄》)此詩以高峻激昂的聲調配合縱橫恣肆的議論，形式和內容渾然一體。這樣高超的詩藝功夫，真可謂爐火純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