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
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
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陳與義

因感觸春色而憂傷苦悶。朱絳《春女怨》詩：“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這首詩是陳與義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在邵陽(今屬湖南)所作。據胡穉《簡齋先生年譜》，陳與義于建炎四年春至邵陽，居紫陽山。這時南宋國事危急。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兵大舉渡江，攻破建康(今江蘇南京)，十二月，入臨安(今浙江杭州)，高宗逃至明州(今浙江寧波)，乘舟入海。建炎四年正月，金兵破明州，以舟師追高宗，不及，高宗泛海逃至溫州(今屬浙江)。陳與義聽到這個消息，心中非常憤慨憂念，所以作此詩以發舒之。

這首詩前四句一氣貫注。頭兩句慨嘆廟堂(即是朝廷)無有平戎之策，致使金兵深入。“甘泉照夕烽”是借用漢代故事。《史記·匈奴傳》說，漢文帝時，“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甘泉在今陜西淳化，漢帝有行宮在此。這句詩說，邊塞的烽火照亮了甘泉宮，以漢事比況金兵逼近京都，用典貼切，而且形象化，如果直說則乏味了。第三四兩句表示痛心。“上都”指京都，班固《西都賦》：“實用西遷，作我上都。”“飛龍”二字出于《周易》乾卦爻辭：“九五，飛龍在天。”中國一向用“龍”象征皇帝，此處借用《周易》“飛龍”的成辭以比高宗，暗喻其逃難遠走。這兩句詩是說，正在驚怪敵人的“戰馬”逼近京都，怎能想到皇帝竟然被迫逃入窮海之中呢？“初怪”與“豈知”互相呼應，不但句法靈活，而且表達出深切的哀痛。按當時高宗倉皇渡江，建都尚未定，不過，建康、臨安均在選擇之中，所謂“上都”，蓋即指此，“初怪”正見敵來之速。也還另有一種解釋，認為此詩前四句是從北宋末說起，“上都”指汴京，慨嘆金兵攻取汴京三年之后，現在皇帝又被逼浮海逃難。這雖然也可以講得通，但是總覺得追溯得遠了一些。

第五六兩句用虛渾之法，既傷嘆國事，又融入自己。照一般作七律的方法，第五六兩句很重要，應當或提起，或宕開，或轉折，才能使通篇有遠勢。陳與義這里運化了李白、杜甫的詩句： 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杜甫《傷春》第一首：“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孤臣”是陳與義自稱，因為憂國情深，頭發都白了，將原句的“白發”改為“霜發”，使其形象鮮明。杜甫《傷春五首》是他于代宗廣德二年(764)在閬州所作，原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原來在前一年，即是廣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長安，代宗逃奔陜州，不久，郭子儀擊退吐蕃，收復長安。杜甫作此詩時，因道遠尚未聽到收復的消息，所以他的詩中說：“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群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表達了深切的憂國之懷。“關塞”二句是說，閬州離長安很遠，雖然心懷憂念，而聽不到消息。這種情況與陳與義身居湖南而憂念遠在江浙的朝廷危難恰好相似，所以他借用杜甫這句詩以托喻，可謂非常貼切，既能義蘊豐融，而又興象華妙，由此可見陳與義詩藝之精。末二句轉出一意，稱贊向子諲的勇敢抗敵，說明宋人是不肯屈服于強敵的。這兩句的句法也是從杜詩“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諸將》)學來的。向子諲于建炎中知潭州(州治在今湖南長沙)。建炎三年，金兵攻潭州，向子諲率軍民堅守，金兵圍城八日，城陷，子諲督兵巷戰，奪南楚門突圍而出，后又收潰兵繼續抗金。向子諲原是直秘閣學士，故陳與義借用漢官的“延閣”以稱之。“犬羊鋒”即是指金兵。

陳與義這首詩，雄渾沉摯，聲調高亮，與其《除夜》詩風格不同。陳與義作詩是取法黃(庭堅)、陳(師道)而上追杜甫，《除夜》詩還近似黃、陳，而這首詩卻嗣響杜甫。錢鐘書認為，杜甫律詩的聲調音節是唐代律詩中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黃庭堅和陳師道學杜甫，忽略了這一點，“陳與義卻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詩……詞句明凈，而且音調響亮，比江西派的討人喜歡。”(《宋詩選注》146頁)這段話說得很對。后來學杜甫而得其氣格雄渾、音節高亮者也并不多，杰出者只有陸游、元好問，至于明代前后“七子”之學杜，浮聲枵響，不足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