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選擇

少年時讀杜甫的詩“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大理解其深意，只是困惑，好運當頭的人，為何寫不出好文章來。稍長，讀辛棄疾的詞“把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便漸漸能窺其堂奧。這種英雄氣度，與唐朝詩人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所表述的那份蒼涼，可謂一脈相承。

中國文學自古至今，一直有著一個很好的傳統，即憂患意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樣的一個命題，幾乎成為中國作家代代相傳的基因。這便是杜甫“文章憎命達”的來由。我曾作過一個粗略的統計，自秦以降，中國歷史跨過那么多王朝，始終是亂世多于順世，至于盛世，更是屈指可數。因此，瘡痍與苦難，在作家的心中發酵，出乎為文，成就了不少名篇。如果我們以文學的眼光看中國，則魏晉與盛唐是兩個既非常優秀又迥然相異的范本。魏晉時期雖結束了東漢末期長達一個世紀的戰亂，但還稱不上順世，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作家們，為擺脫士族政治的壓抑，而窮形極相地張揚個性。這種放縱的結果，導致作家與社會的尖銳對立，最終兩敗俱傷。魏晉風骨，作為個體而言，是心靈解放的絕響，但是，對于社會而言，則是一種責任的放棄，甚或可以說是一種破壞而不是救贖。

盛唐的文學卻不一樣，文學雖然是個人的行為，但卻是國家的事業，幾乎每一個作家，無論他是宰相還是平民，是元帥還是窮儒，都有著錦心繡口吐出七彩華章的能力。至今，盛唐氣象令我十分景仰。什么叫盛唐氣象呢？我個人認為，即國家的意志符合民族與百姓的需求，而文學又非常準確地反映了這樣一種時代精神。一種積極健康的情緒主導并作用于作家創作。今天，我們不管是讀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這樣氣勢豪邁的詩句，還是“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樣卓然傲立的自信，都能讓我感受到作家磅礴的胸襟；即便狂放如“天子呼來不上船”，浪漫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我們仍能體會到作家既驚世駭俗又心地坦然的大家情懷。

當今之世，中國的綜合實力得到迅速提高，社會各階層的民眾都程度不同地享受到社會進步帶來的福祉。研究中國的歷史就能知道，我們正置身于千載難逢的盛世之中。中華民族再一次抖落滿身的風霜與心靈的瘡痍，躍上理想的高地，創造亙古未有的史詩。

相比于時代，我們的文學顯得有些滯后。雖然，我們已經創造了一些格調高雅品質渾厚的作品，但相比于狂飚突進多姿多彩的時代，文學的聲音尚未達到黃鐘大呂的效果。就我的閱讀經驗，衡量盛世文學的標準，應該感情充沛卻絕無矯揉做作；雖有兒女情長卻更具英雄氣概。大凡一個氣勢雄健的時代，文學的園林里絕不可能是一片竊竊私語。脂粉氣、淺笑與哀愁，不可能成為文學的主流。當北宋的文學，從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豪邁俊逸過渡到以李清照為代表的哀戚感傷之后，我們便清晰地看到了趙宋王朝由盛轉衰的軌跡。

國人的精神氣象也是衡量盛世的重要標準之一，文學恰恰就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象的具體體現。文學不可能像政治與經濟那樣直接作用于社會，培植國力。但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卻是文學不可或缺的功能。我們生于斯世，就應該有能力承擔斯世的責任。作家不能選擇時代，但時代卻可以選擇作家。在當下，一個作家對社會不但要有清醒的批判的能力，更應該有昂揚的建設者的責任。

所謂盛世，即政治家可以引領潮流，實現民族復興的理想；科學家可以讓手中的靈蛇之珠發出更為璀璨的光芒；而文學家，盡可用手中的彩筆，寫出超邁古人的瑰麗雄奇的史詩。讓更多的史詩般的作品誕生，這應該是當下這個時代的文學的選擇。

2007年8月7日下午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