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似看山不喜平——讀《朔方·文藝評論專號》

意外地收到《朔方·文藝評論專號》 (以下簡稱《專號》 )，眼前不禁一亮。書頁里透射出光芒，闡發著輝煌——寧夏文藝評論的輝煌。

我說“輝煌”，是不是過度了呢？一點也不！作為寧夏文藝評論事業篳路藍縷旅程的親歷者之一，我切切實實感受到今日之輝煌。從辦刊、作者陣容，到刊物分量，文章的理論載重等諸方面，莫不如此。

31年前，即1984年，寧夏文聯成立了文藝理論研究室，我擔任首任主任，直至1994年退休。我本非專攻文藝理論者，又乏組織才干。勉力濫竽其間。還有兩三年時間兼任他職，所謂“兼任”，實際上是全天候的。所以，我雖然也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去做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工作，但是建樹無多，深自愧怍。那時也有個文藝理論刊物《塞上文談》(內刊)，由我主編。原來每年出4期，后因經費支絀，一年只能出兩期。文聯一位領導曾苦笑著對我解嘲地說：“那就只好是每年1、2期合刊，3、4期合刊了。”記憶所及，高嵩、劉紹智、荊竹和當時嶄露頭角的郎偉等諸先生的文論是《塞上文談》上的“重頭戲”?？锸怯伞巴ㄓ崱毖芑鴣淼?，囿于主客觀條件，就整體水平來說，其理論底蘊尚屬于淺層次。我卸任后，刊物由高嵩、荊竹二先生接辦，改名《塞上文譚》。辦得正有起色時，終因經費不能維持而悄然?？?、荊二位只好嘆息“無可奈何花落去”。這一“落去”就近20年。于今，由于寧夏文聯領導重視文藝理論的發展，寧夏文藝評論事業的客觀需求，經過寧夏文學藝術院的努力籌劃準備，《塞上文譚》終于復活了！“似曾相識燕歸來”, “歸來”的并非“舊時王謝堂前燕”，而是帶著嶄新面貌的《專號》，一出臺就實現了三個“首創”：第一，以《朔方》增刊的形式公開面世，我的印象里，公開發行綜合性的文藝理論（評論）刊物，寧夏此前還不曾有過；第二，《朔方》出過回族文學專號、小說專號、詩專號、青年作家專號、女作家專號，現在出文藝評論專號，還是第一次；第三，《朔方》出過小說、散文以至詩歌的個人專輯，我搜索記憶，文藝評論個人專輯登臺亮相，似乎也是首見。這些“首創“，當然是寧夏文學藝術院和《朔方》文學月刊編輯部通力合作的成果。

現在就來敘說《專號》的兩個個人專輯。許峰和王艷都是“80后”的、擁有碩士學位的青年學人。一個來自黃河入?？冢粋€根生于干旱的西北黃土高原，卻同在塞上江南文學名刊中各列方陣，顯示了辦刊者對新秀的扶掖和許、王自己的勤奮與寫作實力。

許峰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工作，師從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郎偉先生。在導師的關注下，他對民族文學和地域文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專輯”中的《民族性表達的焦慮與研究導向的問題》和《文化守成中的寧夏長篇小說》便是這兩方面研究成果的典型文本。前一文不僅敘寫了少數民族文學邊緣化的生存狀態，這并非作者首次描繪的，而且尖銳地揭示了民族性和現代化的沖突，這是一個新的命題，是許峰的獨特的發現。后一文分階段、分類型評寫寧夏長篇小說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其“地域經驗羈絆的痕跡仍然十分明顯”。作者對這種“文化守成主義”的闡釋，道理和前一文的書寫具有同向性，只是以地域性代替了民族性。作者在這兩文里切中肯綮地指出問題的同時，又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對民族性、地域性提示了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創作理念“走出去”的導向。還有那篇《抗戰劇的娛樂化與雷同化》，切中時弊，顯現了敢于挑明“皇帝沒有穿衣”的勇氣，這里就不多評說了。

王艷是美術評論家和美術教育工作者。筆者不懂美術，對她的個人專輯，不敢門外談藝，隨意置喙；唯覺她的文章有相當的理論厚度和藝術洞察力。但對其《曾杏緋：師古人之精魄，寫時代之豪情》一文，卻想說幾句感言。因為我曾為杏緋先生的畫集《燦若緋云》寫過一篇序（此畫集似乎至今未出版），比較認真仔細地觀看過她的畫展，研讀過她的許多畫作。記得我還為此作過一首七律，頷聯兩句是：“丹心未老丹青老，畫筆難新畫意新?！边@里原有繼承傳統和表現時代精神之意。但詩歌意象是感性的，吟時并未作深層的理論思考。讀了王艷的文章，深受啟發，恍然大悟。王文梳理了沒骨畫傳統的來龍去脈，并指出曾氏的畫在接受沒骨畫傳統的基礎上彰顯出畫家本人的藝術個性，即“師古而不泥古”?；ɑ墚嬕材軐憽皶r代之豪情”嗎？王艷在文中引了杏緋先生的一句話，就作了準確而肯定的回答：“畫家的責任就是美化人民的生活，藝術創作應該服務于人民群眾?！蓖跗G贊道：“這是真正‘為人生的藝術’……”王文使我學習曾畫有進一步的感悟，上面所引兩句拙詩，不過是我讀曾畫當時的一種模糊的感覺而已。

請恕我孤陋寡聞，讀了《專號》，才知道詩人楊梓先生編選了一部《寧夏詩歌選》，規模宏大，貫通古今，聚瑰寶于一庫，存詩史于朔方，其功眾目睹焉。詩史是對詩歌發展過程的敘事書寫，詩歌選則是詩歌史實本身，是詩史之具象的展現，此杜甫的作品之所以被稱之為“詩史”也。荊竹先生為《寧夏詩歌選》作了一篇序：《寧夏詩人人格類型摭論》（下稱《摭論》），理論色彩濃郁，論述分量厚重。我們知道，從藝術作品層面上說，風格即人，詩歌的表達，其實就是詩人自身；詩的品格即是詩人的品格，而這種品格又和詩人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掇摗穼Q定詩人人格的要素分為社會環境、文化環境、自然環境三個方面，確是至論，而最后一個方面往往為詩論家所忽略。在文章的中心部分，評論家將20世紀寧夏幾代詩人主導人格類型分為三種：政治型人格、人文型人格、超然型人格，各舉出具體的詩人證之。對這些應運而生的詩人人格類型的差異及其各對詩歌創作的作用有充分的論證，也指出其中的某些缺失。荊竹的文學語言有其獨特個性，流暢而沉穩，與時俱進的現代學術語言和普通的敘事話語自然諧和，構成比較完美的文論藝術品。如果定要尋找一點“憾”的話，那就是對具體作品的評析少了些，這也是“序言”不能寫得太長的文體閾限的無奈之舉，作者明知，讀者也當理解。要是給每個詩人都評一首詩，那就不是“序言”，而是一本書了。

楊建國的《對文藝創作與生活關系的思考》在文藝創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普泛原理之外，加提了一個“入于生活”，認為三位一體才構成真正的創作規律。這是一個新命題，作者也言之成理，值得進一步探索。他還指出，文藝作品是作者和受眾共同完成的，沒有受眾，就不算文藝作品。我認為這個論斷下得有見地，從文藝美學來說，作品是創造，從接受美學來說，作品也是創造，二者融合，完成作品。

前人有詩句云：“文似看山不喜平?！笔侵肝恼碌臍鈩輵斚裆揭粯悠鸱黄??！捌健?，也可解作平庸；文章是不喜歡平庸的。綜觀以上解讀的幾篇文藝評論作品，藝評與文論有異，內容和形式各別；徑庭相差，各具特色。然欲異中求同，亦可概括出它們的共同之點：視角新銳、視野寬闊、直面現實、見解新穎、個性凸顯?？傊驼w而言，都是和“平庸”絕緣的，真正的文藝評論應當如是。即便偶有缺憾之處，那也是無關宏旨的事。

繁花滿樹，我只試著繪出幾朵，還不知道“描紅”有沒有走樣？倘若每文必評，那又將是一本書了。只好也留下一個“憾”字，戛然而止。再說，好文不怕樓層遠，自有粉絲來問津。讀者慧眼識文，又何須筆者繼續饒舌呢。

［2015年1月26日于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