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溯蹤

（八篇）

一、江南第一村

我和我的家鄉——安徽涇縣茂林村之間，不僅橫亙著數千公里的遼闊空間，還隔著半個世紀的迢長歲月。盡管云山萬重，年華流逝，家山的影子卻時時在我的心湖里浮現。

茂林村位于黃山之北約百里之遙，居長江支流青弋江的上游。四周環山，終年青翠。濂溪與古溪兩條明澈的山泉由南向北，傍村的東西兩邊流過。古溪西岸的西山之麓，有兩株高大的紅豆樹，間年結出鮮紅可愛、情系相思的紅豆來，引得文人吟詩作賦，情人魂牽夢繞。

也許是山水之靈秀往往鐘于人吧，村中自來文風頗熾。外地人進村，首先看到的是村口樹立的14座“貞節”之類的石牌坊，接著據說只聽到3種聲音：男人讀書聲、婦女搖動紡車聲、嬰兒啼哭聲。這自然是一種“美化”，掩蓋了冷酷的階級關系和炎涼的世態，表現出了自然經濟和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一種鄉村文化形態。

“學而優則仕”，是舊時代讀書人唯一的終南之徑。明、清兩朝，茂林村就出了舉人119人，進士19人；其中有不少人做了大學士、尚書、總督、巡撫、道臺等一二品至四五品的大員。他們在村中蓋起了數不清的深宅大院，諸如光祿大夫第、郡伯第、中憲第、司馬第之屬，以示門宦之顯赫。這些府第一般都是白色大理石或仿大理石門框，同質石鑲門楣，上面威嚴地鐫刻府第的名稱。青花磚墻別具一格，灰色磚面上布有隨意組成的青色花紋，豎砌成墻，仿佛是立在面前的描花屏障。這種花磚燒制技術據云為吾鄉獨具，惜現已失傳。因之，村中現在碩果僅存的幾座基本上尚算完整的老屋，也就具有古建筑的意義而亟待保護了。

這些府第，進得大門往往是下堂或小院，轉一個彎，便是碩大的敞廳或堂屋，為舉行祭祀、婚喪儀式、宴會等典禮的場所。兩邊為正房，一律是雕花門窗、木質地板。正房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起坐間，俗稱“房門前”，設有天井以通空氣與光線。正房對面是廚房。再向兩邊延伸，或在敞廳（堂屋）后面，即為花園，后來大都逐漸演變為菜園了。此外，還有橫屋、書房、廂房、套房之類，那就各有格局、互不相同了。

家鄉的文化傳統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在當代，籍隸茂林的教授、研究員、作家和其他高級專業技術人員有數十人之多，眾文星聚于一山村，可以說是一種罕見的現象了。

除了讀書做官，經商也是茂林村的一個傳統，坐商（開店）、行商（跑單幫）都有。境況比較貧寒人家的子弟，常常十幾歲就被送到商店去學徒，名之曰：“學乖”,3年出師，便成為伙計。其中一小部分人慢慢升成“管事的”（經理）；有的發跡當了老板。鄰近的縣如南陵、宣城、寧國，以至蕪湖、南京等都市都有茂林村人開的店鋪。有的由官而商，或者亦官亦商。至于官僚和地主更是合二而一了。例如清末曾任山東巡撫的茂林人吳廷斌，就是擁有6000畝良田的大地主。他還捐了800畝田在村中辦了一所學校，即現在的茂林小學前身。

茂林是一個很大的村莊，我記事的時候，就有數千戶人家，有上萬人口。本地籍人絕大多數為吳姓，自宋朝繁衍至今，已近千年歷史，聚族而居，生生不息。

由于茂林村有如此的規模、人口和上述種種政治、經濟、文化特點，所以，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曾稱贊它為“江南第一村”，倒也名實兩符，和當代的“江南第一村”江蘇省的華西村前后輝映，分別為各自社會形態的產兒。

茂林歷來就有一條長可及里的街道，因之，它既是村莊，也是集鎮。最近，欣聞它已跨進全國500個著名小城鎮的行列；我雖遠在數千公里外，也為古老的山村重新煥發青春、展現新生命而喜悅、而雀躍。因為它是我的故鄉，它的文化淵源，深深地滲透在我的性格、血液和細胞里，這種聯系是時空的間距所不能隔斷的。

二、不屈的堡壘

我的家鄉茂林村不僅山水秀麗、人文發達，而且還有著革命的和愛國主義的傳統。

那些戰火紛飛、硝煙彌漫、風云匯聚的歲月已經遠去了，遠去了，但卻印在家鄉的史冊上和我童稚的煙云記憶里。

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在茂林村進行革命活動，并秘密建立了黨的組織。

1937年7月，發生了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日戰爭的烽火燃燒著神州大地。是年冬，南京、蕪湖等沿長江的城市和繁昌、宣城等城鎮相繼淪于敵手，我的家鄉涇縣的地位就凸現出來，成為皖南抗日的前線。翌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挺進皖南，開赴前線，軍部就設在我家村北20公里之距的云嶺村，也在涇縣境內，使這里成為大江南北抗日的大本營。茂林村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駐地。其時，我正是八九歲的稚齡，猶記得駐在村中的新四軍干部戰士、戰地服務團員，走家串戶，宣傳抗日，幫助群眾成立各行各業的抗敵協會，教唱抗戰歌曲，使人民懂得了抗日的道理，覺醒了革命的意識。整個山村洋溢出一種朝氣蓬勃、同仇敵愾的氛圍。葉挺軍長親自指揮的汀潭和涇兩個戰役大獲全勝，迫使日寇不敢覬覦我的家鄉。在新四軍保衛之下，四方流亡人士來歸，村中建有數所中學、工業合作社，并駐有一些淪陷區的流亡縣政府，以及韓僑抗敵工作隊總部等，家鄉一時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茂林村，成為屹立于抗戰前線的一個不屈的堡壘。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了，在抗戰中建了大功的新四軍，竟遭到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襲擊，軍部及其直屬部隊數千名將士慘遭頑軍毒手。周恩來為此憤怒地題了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但是，新四軍播下的革命火種是不會熄滅的。風村（距茂林村5里）人鳳石山，后改名洪林，事變前后在中共皖南特委工作，他奉命留在當地堅持革命斗爭。皖南事變后，他和劉奎、馬長炎、尹得光等幾個戰友在茂林村的南面群山環抱之中拉起了一支小小的革命游擊隊，在國統區的汪洋大海之中開展孤島式的斗爭，革命的堡壘依然在風雨中挺立。人傳“三條半槍起家”，即是游擊隊初創時的實況。靠著大山的蔭蔽，山民的擁護，游擊隊迅速由小到大，幾年間便發展成為活躍在我家鄉南部山區的一支革命勁旅，在中共黃山特委的領導下，縱橫馳騁于涇縣、旌德、太平三縣的廣大山區。他們勇武神奇的戰斗事跡，從南面大山里隨著濂溪潺潺的河水流到了茂林村中，村民常常互伸出四個指頭彼此相示，悄悄傳播著游擊隊驚險動人的斗爭故事，四指者，喻新四軍也。

這支游擊隊于1947年秋一度解放了茂林村，于不足兩年之后，配合橫渡長江的解放軍大部隊徹底解放了我的家鄉。

抗戰時期，新四軍在我的家鄉，還以革命思想和愛國精神哺育了當地眾多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愛好新文學，閱讀進步書籍，創辦刊物，著文抨擊當時的黑暗現實，成為我鄉的一代精英。如吳允明、吳勁強于全國解放前即渡江北上參加革命，我的表哥潘同壽以小學教員職業為掩護，冒著生命危險擔任游擊隊的秘密聯絡員的工作。還有吳逢源、吳文慧、吳子哲、吳運興等人，思想也都進步。他們大多年長于我，和我誼在師友之間，在思想的啟蒙和文學的切磋方面對我多有幫助，使我獲益匪淺。

三、我的文學幼芽

在茂林村美麗自然風光、悠久文化傳統、革命思想影響和漫天抗戰烽火構成的環境中，我悄悄成長起來了，宛似向陽山坡上一株柔弱的小草。但我固長于斯卻并非生于斯，我的誕生地是遠離茂林村的地方。

安徽，以長江為界分為皖南皖北，皖北又以淮河畫線分作淮南淮北。1929年陽歷8月，驕陽灸地，炎天暑熱，我悄然降于津浦線上、淮河南岸的繁華小城安徽蚌埠，它位于長江之北，淮河之南。我因地而名，至今未更。

然而，我對蚌埠的情形卻一無所知，因為3歲，當職員的父親丟了差事，便與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姐姐回到江南老家茂林村。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后，我才有機會重臨誕生地蚌埠，并有七律一首志之：

車過淮河大鐵橋，江潮起落共心潮。

百年世事今將半，兩度因緣莫嘆遙。

滿目高樓從未識，一街客舍竟無邀。

南山若得長相憩，也譜秋光入洞簫。

我家在茂林村有一所頗為寬敞的住宅，名曰：留園，后來我才知道蘇州也有一個留園，是著名的園林。我的祖父吳慶元，1868年生，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在恩、正并科的江南鄉試中，中試為第一百零五名舉人，民國初年做過兩任縣知事。叔父吳建之，曾做律師，后當法官，解放后任中學教員。父親吳仁夫亦是知識分子，即所謂“世代書香”是也。待我記事時，祖父和父親都已棄世，我家也已淪為破落地主了。

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寂寞的，遂常于蛛網塵封之中翻檢祖父遺下的大批書籍，因多系古籍，殊難了了。小學五年級時，偶然得到一本《說唐》，讀得入了迷。接著又連續看了《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月唐演義》《七劍十三俠》等許多舊式通俗小說。

進入初中以后，我的閱讀興趣便轉向了新文學書籍。冰心的《寄小讀者》給了我母愛之溫馨，廬隱的《海濱故人》感動得我潸然淚下……后來，巴金的《家》《春》《秋》更強烈地吸引了我。1948年，我在散文《留園之憶》中回憶幾年前讀書的情況時寫道：“后來我又雜亂地讀了許多文學書籍，我完全沉醉在書本里。書中各種各樣的故事和知識，都給我幼小的心靈以新鮮的刺激。我開始在書本里找到了廣闊的生活，知道世界上還有苦難的一群。我驚詫那些聰明的作者們，怎么會那樣坦直地寫出人們心底蘊藏著而不敢吐露的話，他們的筆尖該是怎樣鋒利而又尖銳，他們有一個怎樣高潔的靈魂……”

這是我十三四歲時的眉目的寫真。再稍長，便能閱讀家里舊書堆中的《紅樓夢》《聊齋志異》、辛稼軒詞、唐宋八大家文、《十八家詩抄》……

讀和寫往往只有一步之隔，讀著，讀著，我便開始東施效顰地寫起來了，其時為15歲左右。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題名《冬夜》，是寫貧苦人饑寒交迫生活的，十分稚拙，以廢紙棄之。我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散文，猶記標題為《黃昏》，內容是抒發對季節時序的傷感之情的，發表在1945年春的《涇縣報》上，時年16歲。首次見到自己的文章變成了鉛字，那高興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此文報樣于今未存。我的第一首新詩《賣藝的人》也寫于1945年，以前從未發表過，原稿僥幸保存了下來，后來收入我的詩集《新聲舊調集》中。詩很短，受臧克家影響，不妨錄在這里：

一把小刀刺進堅實的腿股/一片血花濺滿黑色的皮膚/千斤石下/掙扎著負創傷的身子/三張桌上/翻一個倒筋斗/為的是什么/難道生活比這些更苦。

這些就是我的處女作，我的文學幼芽。

四、星海·星潮·沙漠風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的凱歌響徹了祖國的大地和天空。我的家鄉茂林村的人們喜淚盈眶，奔走相告，額手稱慶，痛飲“黃龍”。接著，從原淪陷區來的流亡人士也紛紛束裝歸去，名之曰：“復員”。

我就讀的廣益中學茂林分校亦遷返蕪湖。我乃于1946年秋徒步數百里，入采石磯的剛直中學。

采石磯為著名的風景區。當時是屬安徽當涂縣治下的鎮。解放后設區，劃歸馬鞍山市。翠螺山峙立于長江之濱，滿山林木，綠符其名。巖壁伸入江中，即采石磯是也。傳說唐朝大詩人李白即于采石磯頭舟中醉酒，水底撈月，沉江而死。翠螺山麓建有太白樓，內塑太白臥像。剛直中學與太白樓中間僅隔一廟。這一帶江山如畫，風景奇幽，外人罕至，在當時亂世，可算是“世外桃源”了。37年后，我寫了一首《七律·憶采石磯太白樓》：

碧天皓魄照平沙，誰系扁舟泊酒家？

舊說荒唐江底月，新栽疏密岸邊花。

三章春曲清平調，一渡秋思采石茶。

最憶翠螺山下路，樓頭掩卷聽琵琶。

我時年17歲，體弱多病，初出家門，負笈江干。面對江上秋風，山中落葉，很自然地患起鄉愁病來了。課余寄情于詩文，不乏懷鄉之作。在采石磯，我寫的作品現存的有散文《午夜》《懷鄉曲》，新詩《修行者》，在當時都是刊載過的，《修行者》是我發表的第一首新詩。這幾篇東西后來分別收入我的散文集《夢里青山》《人世滄桑誰識》和詩集《新聲舊調集》中。

在剛直中學只讀了半年，1947年春，我就轉回母校蕪湖廣益中學來了。

蕪湖是皖南最大的城市，僅報紙就有六七家。這時我已習慣離家讀書的生活，見聞也較前為廣。就在到蕪湖的當年初夏，我和同學組織了星海文學社，在《國事快聞》上借得一塊版面，每周出一次《星海》文學周刊。創刊號上，我寫了一篇散文詩《星海戀》作為代發刊辭，這篇作品也收入了《夢里青山》。

不久，星海社與吳本詩主持的新潮社合并，改名星潮社，在《大江日報》上出版同名文學周刊。這一時期，我陸續發表了散文《湖上》《古城》《小巷》，新詩《老教師》等。后者收入1984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四十年代詩選》。

1948年，一位同學又創辦了《沙漠風文藝叢刊》，內容進步，共出2期。我在第二期上發表了散文《還鄉草》。之后，我又發表了小說《黑夜里的故事》、組詩《光明篇》以及前文提到的散文《留園之憶》等。在高中的3年中，我大約發表了30多篇散文、新詩和短篇小說，內容大多數為憎恨黑暗、向往光明，間或亦有愁緒傷感之作。這一時期，我受到老師吳葆萼、吳壽祺等人影響，思想漸趨進步，并且認為愛好文學就是進步的標志。

五、沸騰歲月與學府春秋

1949年4月24日，那一天，長江南岸的蕪湖解放了。前一天，國民黨守軍不戰而潰退，地方舊政府也自行撤守，蕪湖度過了“真空”的一夜。翌晨，陽光明媚，江城宣告解放。入城儀式相當盛大，歲月又一次沸騰了！我擔任了學校學生會的學習部長，主持出了兩大張歡慶解放的墻報。

頭一年由蕪湖赴解放區的吳勁強隨部隊到了蕪湖。他已脫卻西服，穿一身草綠色軍裝，斯文中透出英武。他是我半師半友的兄長式的人物。在他的鼓勵下，我報名參加西南服務團。遺憾的是在體檢中發現我患有浸潤性肺結核，只好暫時離開沸騰的生活，回家養病。在病床上，我寫了《木格窗》《紫色箋》等散文，與休養的情境相諧。8月，病體稍有起色，便擔任了家鄉行政村的教育委員，負責冬學、民校、黑板報和演劇等工作。次年初，我們在鎮上演出了大型歌劇《白毛女》。

我奇跡般地恢復了健康，并成為蕪湖市郊區土改工作隊員，又投入沸騰的生活。我仍然時時想寫點什么。但以往那種空泛之作已難以與新時代合拍，對描寫工農兵一時還不太熟悉。是時，我在土改工作組做秘書工作，搜集的材料很多，于是我就寫起反映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和農村新面貌的通訊來，土改后任郊區的小學教員時還繼續寫。從1950年到1953年，我在《皖南日報》和蕪湖《新工商報》上發表了30多篇通訊。《蕪湖大眾》報總編輯劉喬是我在土改隊的老首長，1953年，他邀請我參加了該報所屬的文藝創作小組。

1954年，25歲的我，作為調干生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償了學文學的宿愿。負笈京華，初見世面。幾千人的大學校里，俊才云集，我一時還難準確估量自己的價值。因此，已經發表過60多篇作品和文章的我，剛入大學的第一次作文，竟然只得了3分（5分制）。

不久，我就適應了高等學府的生活，創作也逐漸活躍起來。我參加了學校的文學社，還擔任過學生會《蓓蕾》文學月刊（鉛印）的編委兼詩歌組長。刊名是郭沫若先生題的字，同時還請他為《蓓蕾》寫了一首詩。

在大學二三年級，我在《北京日報》《中學生》雜志，以及校內學術、文學刊物上發表過新詩《遙寄同學們》《是什么使你神往》《送行》，組詩《街頭抒情詩》，仿民歌《歌唱總路線》，論文《試論白居易的〈長恨歌〉與〈琵琶行〉》等。

大學4年，經歷了兩場政治運動：反胡風；反右派。在前一運動中，我被懷疑曾參加三青團，因系普通成員之嫌，并未挨整，只是被摒于積極分子之外，少開了許多會。這倒使我有較多時間閱讀了大量中外古今文學書籍。1960年年初，組織上對我的三青團員問題終于做出了否定的結論。1957年，反右派，我也得豁免。

六、把青春獻給美麗富饒的寧夏

1958年8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寧夏工作。因適應新成立的回族自治區的需要，同來的學友共70余人。當時我們有一個口號：“把青春獻給美麗富饒的寧夏！”

其時，包蘭線北段尚未營運；由北京啟程時，南段也只售到中衛的票。到蘭州后，前面傳來信息，列車已經可以到銀川了。所以，我們乘坐的，也許是歷史上第一次開抵銀川的火車呢。

我被安排在寧夏工業學校擔任語文教員。那時，銀川的景象是土屋滿城，黃塵覆路。我們在銀川東教場的校舍就是一排排土屋，外表煞是難看，內部卻粉刷得頗為敞亮。初來銀川時，正是“大躍進”中大搞群眾文藝創作的高潮，我成了活躍分子，寫了不少豪言壯語式的詩。1959年2月8日，《寧夏日報》刊載了我創作的仿民歌《新編十二月小調》，這是我在寧夏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同年，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時，我在《寧夏日報》上發表了散文詩《五四，我想起了天安門》，引起編輯哈寬貴、李震杰的注意。從此，他倆和后來的《群眾文藝》（《寧夏文藝》和《朔方》的前身）的梁文若、梅文秋便常常向我約稿，他們是我名副其實的編輯老師。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為止，七八年中，我在寧夏一共發表了60多篇詩、散文和文藝評論。這些作品大多數是配合中心任務的，往往是空泛的政治口號和粗拙的藝術形式的結合。只有幾篇值得一提。例如：詩《鼓樓曲》寫于1959年秋，采用的是民歌體與舊體詩相結合的形式，表現新中國成立前后的變化。這首詩曾被選為寧夏中學語文鄉土補充教材，并于1964年獲“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暨慶祝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五周年文藝作品獎”。它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塞上山水》。1962年寫的文《春日短箋》是專寫公園里的春花的，在那時，也就頗感不易了；它是收入我的散文集《夢里青山》的這個時期的唯一作品。此外，還寫有紀念俄國作家契訶夫和德國詩人席勒的評論文章等。

1960年5月，我被遴選為文藝創作方面的特邀代表，出席了寧夏文教群英會。1962年我和楊肇榮女士結婚，30多年來，她對我的創作給予了巨大的支持。

還有兩件事，我在散文《往事情縈難絕》中提到過，不妨摘錄在這里備考：

（1960年）我參加了對一篇題名《為做一個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而奮斗》的文章的批評，我的發言就登在這年第三期的《寧夏文藝》上。批評者都說作者宣揚了名利思想……聽說作者是一個青年，后來再未見他寫東西了。我們的批評也許造成了一個文學愛好者從此離開了文學之路，我為此深深不安……1962年，《寧夏文藝》1至3期，共發表10余篇文章，批評我在題材問題上的觀點。這些批評是在百家爭鳴的旗幟下進行的，政治上對我倒并未形成壓力，還發表了我的反批評文章。這兩次批評和被批評，徒然暴露了我在文學理論上的幼稚淺薄和受“左”傾思想影響之深而已。

這兩件事在當時就是轟動寧夏文壇的新聞了。

七、在風雨頻頻的年月

風雨頻頻，電閃雷鳴——這樣來形容“文革”初期的景象絕非夸張之語。具有教員與業余作家雙重身份的我，自然首當其沖，成為了“革命的對象”。但說來也奇怪，在“文革”最初的日子里，我卻還有一段意想不到的經歷——

莫須有地批判“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是“文革”的一項重要而荒謬的內容。我因為曾于1961年末撰文發表過與當時《文藝報》《題材問題》專論不同的意見，并引來過批評和爭鳴，遂被當作反對所謂“反‘題材決定’論”的苗子，1966年6月抽調入自治區黨委新成立的理論批判小組，即準備大批判文章的寫作班子，儼然很革命了。然而，“好景”不長。我當時虔誠地認為自己應當經受革命洗禮，便主動而坦然地將所寫作品（90%以上是歌頌黨和社會主義的）報送給我原工作學校的工作組審查。誰知跟著批判我作品的大字報就鋪天蓋地而來，上綱之高，火力之猛烈，到了嚇人的程度。其中與有力者，竟是我平時認為的一位“摯友”。我旋即于7月間被揪回學校。頃刻之間，由“革命文藝戰士”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后來，校內造反派“殺向社會”。11月，我便“自己解放自己”了。1968年冬，我又被指鹿為馬，莫名其妙地胡整了一通。兩受沖擊，加起來為時半年多，比那些長期受迫害的同志幸運多了。

十年風雨，文藝園地在8個樣板戲之外，總共不過寥寥無幾的小說與詩集，百花凋零，文苑凄清。“文革”后期，一些文藝刊物陸續復刊。但發表的作品只能有一種調子，一種“文革”所允許的風格，這是百花凋零的另一種現實的詮釋。1973年，作家哈寬貴奉命籌備1965年停刊的《寧夏文藝》復刊，將我調到編輯部，于是我從業余作家轉為專業文學工作者，時年44歲，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折。老哈對我是有知遇之恩的。當然，那時的《寧夏文藝》，也是以《朝霞》馬首是瞻的。

70年代初，我在擱筆數年之后又開始創作。編輯向我明確宣布，知識分子只能當配角，作品可以發表，但不能多發。后來我也做了編輯，更不敢發自己的作品。因此，那些年，我只發表了幾篇新詩和文藝評論，基調均未能突破當時的閾限。我還寫了兩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評凱洛夫《教育學》的，刊載時署名銀川師范革命大批判小組。另一篇用本名發表，其時，寧夏正集中批判劇本《西吉灘》，我的這篇是其中之一。文中雖未點作者的名，但對作品卻冠以“宣揚歷史唯心主義”的罪名。我當時的認識就是如此，并非違心而寫；現在看來當然是十分錯誤的。我對已故的劇本作者姚以壯同志懷著深深的歉意。

風雨頻頻的年月，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八、藝術青春愿常在

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悲大喜之年，史實俱在，不需我多說了。

隨著“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被推倒，文藝界的氣氛開始趨向寬松。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79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劃出了文學藝術的社會主義新時期。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明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復歸了。文學藝術的春天來到了！我的真正的藝術青春也開始了。雖然這時我已近“知天命”之年，但晚來的藝術青春終于在我的身上煥發出了流螢的光彩。

我創作的作品數量大大增多。從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的30多年間，我一共發表了百余篇作品；而從70年代末期到現在的不足20年中，我登載于報刊的詩文，卻為前30余年的10倍，計千余篇（首）。

我掙脫了“左”的桎梏，逐漸遵循藝術規律進行創作，迄今雖未寫出、也寫不出傳世佳作，但作品的思想與藝術卻較之以前有明顯的長進。我曾有句云：“愧疏佳什驚天下，幸有俚詞聊自珍”，是我的自況和寫真。

我創作的品種也多了起來。新時期以來，舊體詩詞恢復了生機，綻開了鮮艷花朵。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創作了大量舊體詩詞，已發表的達四五百首之多。此外，我也涉足歌詞、報告文學、小說等過去不曾或很少探索過的領域。

跟著文藝春天的步履，我的作品從寧夏走向區外，走向全國；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深化，我的作品也走向海外，刊載于海內外百余家報刊。

我的作品多次獲省級以上文學獎。

1979年末以來，我先后出版了詩集《塞上山水》《漂泊的云》《新聲舊調集》，散文集《夢里青山》《人世滄桑誰識》等。我的詩文被選入海內外約一百種文學作品選集。

于創作之外，我還主編、編輯了“塞上詩叢”9種以及《寧夏當代作家論》《寧夏文學十年》（與人合作主編）、《古峽濤聲》等書。

80年代初，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后來，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榮幸地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之一員。我曾連續當選為寧夏作家協會第二、第三屆副主席，擔任過寧夏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塞上文談》主編等工作，現在還任著中國散文學會理事、寧夏詩詞學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黨、政府和人民給予了我許多榮譽。我還接受過國內外文藝團體的顧問、名譽理事、特約編審等聘書，并跨入多種辭書。

1992年，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應邀訪問了希臘，在愛琴海畔景色如畫的半島之國，度過了春光明媚的季節。

就政治生命和藝術生命來說，我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產兒。沒有三中全會，就沒有我的今天。

而今，我已經68歲了。但現在卻是我文學創作上的青春時期，也是我一生最好的歲月。我將繼續堅持創作，爭取再寫20年。

藝術青春愿常在。

［本篇八節單獨行文，于1997年3月17日至8月11日在《銀川晚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