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沉船》再議主題

張朝柯

《沉船》是泰戈爾創作的著名長篇小說，自從1903年在《孟加拉之鏡》上發表、1906年刊印單行本以來，便一直受到印度國內外讀者的喜愛和歡迎。研究泰戈爾的印度專家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曾經說過：“除了《吉檀迦利》之外，羅賓德拉納特的任何著作都沒有像它（指《沉船》——引者）那樣用那么多種語言翻譯過。”在我國，《沉船》的讀者也與日俱增，越來越多。192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徐曦、林篤信譯的《沉船》；1957年又出版了黃雨石譯的《沉船》，1996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開元譯的《沉船》；1997年，漓江出版社刊印了彬仁譯的《沉船》；1998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又發行了董友忱譯的《沉船》。這些版本一次次地掀起了《沉船》的閱讀新熱潮。

《沉船》的主題思想，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泰戈爾的創作主旨到底是什么？在我國的研究者中，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作者“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與爭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間的矛盾。小說批判了包辦婚姻的危害，贊成青年們的自由戀愛。同時，作者通過羅梅西的形象揭示了印度資產階級反封建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提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堅決反對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戀愛自由和婚姻幸福的。”有的說：“這部小說的意義，在于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反映新興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同舊的傳統習俗的矛盾。但作者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善良和道德規范的力量上，則缺乏說服力。這是作者思想的局限。”還有的說：“格姆娜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自趨絕境的勞動婦女的典型。而正因為格姆娜是這樣可愛、這樣善良、這樣堅強，她的悲劇才使人同情。這才是泰戈爾塑造格姆娜的主觀意圖，也就是《沉船》的主題思想。”還有的說：“小說的主旨一方面在于譴責封建包辦婚姻的不合理，雖然這種譴責并不那么直接和露骨，在某種程度上被離奇的情節所沖淡；另一方面在批判羅梅西的軟弱性格，這種軟弱性格歸根結底是資產階級知識青年軟弱性的反映，印度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反映。”也有的說：“我們看到《沉船》里所描寫的世界真可稱之為好人世界。這里每一個人都隨時全心全意為別人著想，都不惜自我犧牲以謀求別人的幸福……仿佛依靠人的善心，世間的種種苦難就可以解除了。”

學者們對《沉船》主題思想的認識和理解，都是經過認真鉆研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的很有啟發性的論斷。但是，如果從作品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出發，似乎不完全符合泰戈爾的創作主旨，忽視了泰戈爾社會改革的理想和救國救民的主張。

泰戈爾不僅是一位蜚聲世界的詩人、文學家、藝術家，而且是一位眾人敬仰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他念念不忘的是祖國的獨立自由、民族的進步發展，他的文學創作總是離不開這一政治目的。

泰戈爾的政治主張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強調爭取祖國獨立的斗爭必須和改革社會弊端結合起來。他認為，印度遭受英國的壓迫，根源在印度內部，不是因為英國力量強大，而是因為印度愚昧落后；不改變這種現狀，爭取民族獨立的政治斗爭不能得到勝利，即使獲勝也無法得到鞏固。因此，他支持羅摩·摩罕·羅易的社會改革運動，而不同意極端派宣揚的先實現自治后進行社會改革的主張。他提倡越是臨近爭取自治的時刻越是要抓緊社會改革。因此，他竭力宣傳新思想、新風尚、新道德，堅決反對禁錮人們思想、窒息社會活力的舊思想、舊習俗、舊倫理。

《沉船》的創作，主要是為了宣傳他的社會改革理想，通過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婚姻糾葛表現了作家對當時印度人際關系和婚姻關系的新理想，反映了他關心人民大眾、同情被壓迫婦女、重視祖國命運的愛國主義精神。

在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20世紀初期，泰戈爾在《沉船》《戈拉》等小說中之所以著重宣傳新思想、新風尚和新理想，是因為他深切感到：如果不改變和破除舊觀念、舊傳統，就無法使人民大眾了解國家大事、反對殖民統治、爭得民族獨立。這正像《戈拉》中的戈拉到農村看到人們因循守舊、愚昧無知、頭腦遲鈍的嚴重情況之后所產生的醒悟：“戈拉開始覺得給這些由于盲目遵守舊習慣、連自己村子最迫切的需要都不理解的人去講國家大事，未免太滑稽了。”戈拉的覺悟，正是泰戈爾的覺悟。這表明：泰戈爾明確地認識到：要想獲得民族運動的勝利，首要任務是解決內部問題。泰戈爾曾說過：“我堅信印度最需要的是它自己內部的建設性工作。”

一、人際關系的新理想

要想開展印度“自己內部的建設性工作”，就必須反對利己主義、爾虞我詐、互相傾軋、損人利己的言行，提倡彼此同情、互相關心和團結友愛的精神，宣揚為他人、為集體、為公共利益而積極獻身的精神。泰戈爾曾經說過：

每個人都有他的利己主義。因此，他的獸類本能使他為了單純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別人斗爭。但是人類還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這種崇高的道義力量而且彼此不能結成伙伴關系的人，他們一定會滅亡，或者在墮落中生活。唯有具備強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并創造文明。因此，我們發現有史以來人們就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互相斗爭或者聯合，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或者為全體的共同利益服務。

泰戈爾竭力主張：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應提倡彼此同情、互相幫助、真誠諒解、努力合作，反對相互歧視、以強欺弱、施加暴力、損人利己的一切行為。因此，在人際關系上，他一再宣傳新的理想、新的品德、新的風尚。

在《沉船》中，他突出愛的奉獻、真誠為他人著想的高尚品德，強調關愛他人的精神，甚至不惜以犧牲自己的幸福為代價謀求別人的幸福。《沉船》體現了這種人際關系的新理想，展示了社會交往的新風尚，反映了近代印度“精神文明建設的新任務”。

泰戈爾認為，這種新理想、新風尚尤其要體現在對待被壓迫、被侮辱婦女的態度上。因為他看到“對財富和權勢的貪得無厭，使婦女世界的大部分被剝奪了，家庭日益被辦公室所排擠。男性要把整個世界占為己有，幾乎不給婦女留下任何空間，這不僅是對婦女的傷害，而且是對婦女的侮辱”，“今后的文明，將不單純地建立在經濟的和政治的剝削與競爭的基礎上，而要建立在世界范圍的社會合作上；不再建立在效益的經濟理想上，而要建立在互利的精神理想上。那時，婦女將會擁有她們真正的地位”；“如果婦女意識到她們的責任，就會以她們新鮮的思想和全部的同情力量投入到建設精神文明的新任務中去。”可見，泰戈爾非常重視婦女問題，把提高婦女地位的問題看成是改善人際關系和建設精神文明的大問題。

在《沉船》中，人際關系的新理想，主要是通過對作品中的焦點人物卡瑪臘的關心和幫助表現出來的。在作品中，對待被侮辱、被損害的婦女——卡瑪臘，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不同態度。

卡瑪臘，是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生父的遺腹子，她的母親在娘家生下她不久便死去。這個孤女是“在舅舅和舅媽的虐待和無休止的斥罵中一天天長大”的。這個不幸的卡瑪臘，雖然已經超過了一般孟加拉女孩出嫁的年齡，可是她還孤苦伶仃，無人知道她的父親是誰，“村里饒舌的人，散布了許多關于她出生的謊言”，“哪能輕易地找到對象。”她的舅父是放高利貸的，家道殷實，卻是愛財如命的吝嗇鬼，決不肯為嫁她出錢，而想娶她的人又都想“從她舅舅身上擠出一筆買妝奩的錢”。外地的年輕婆羅門經過這里，她舅父總是乞哀告憐，“要人家娶走卡瑪臘。”如果有誰表示同意，“村里人就擠眉弄眼地起哄，把他嚇跑。”

在杜巴普古爾這個小村莊里，對命運多舛的卡瑪臘幾乎都缺少應有的同情、關心、愛護和幫助。泰戈爾對他們的言行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反對舅父，舅媽對卡瑪臘的虐待和斥罵，他憎惡村里饒舌者對卡瑪臘的流言蜚語和造謠中傷，他唾棄那些想從卡瑪臘舅父那里撈取妝奩錢的利欲熏心之徒。泰戈爾對這些人在人際關系上所表現出來的利己主義言行，是極其厭惡和痛恨的。因為這種利己主義思想是團結互助、共同對敵、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最大障礙。

同杜巴普古爾的村民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諾利那格和拉穆斯，這兩個人物形象對卡瑪臘的同情關愛、支持幫助同那些村民們對她的輕薄冷漠、誣蔑傷害是迥然不同的。諾利那格和拉穆斯對卡瑪臘的態度和言行反映了泰戈爾在人際關系上的新理想。

諾利那格是泰戈爾塑造的理想人物。他是一個富有朝氣的青年，宗教改革的熱情宣傳者。他以出色的辯才在梵社中“樹立了自己的威望”。他是一位醫生，“因品德高潔、醫術精湛、樂善好施而聲譽滿邦”。

卡瑪臘的不幸遭遇和苦難處境，使他義憤填膺，不顧一切地當即決定同卡瑪臘結婚。這一決定，既是為了把備受摧殘的卡瑪臘救出火坑，又是為了給母親找一個稱心如意的兒媳。在終身大事上，他著重考慮的是他人的幸福，唯獨沒有想到自身的利益，表現了諾利那格高尚的犧牲和奉獻精神，這正像他以“損失”為題進行演講時所說的：

在生活中如果一個人什么都不損失，那么，他就什么也得不到。有些到達我們手里的東西——我們也并沒有完全獲得；我們只有通過犧牲所獲取的東西，才會成為我們的心靈財富。我們的某些自然財富從我們面前消失了，失掉這種財富的人當然是不幸的；然而，失去它就意味著，在人類思想中擁有更多獲取它的能力、如果我面對我所失去的東西，躬身而又雙手合十地說：“這就是我所作的奉獻，我所做的犧牲，我所作出的飽含痛苦和淚水的奉獻，那么，渺小就會成為偉大，轉瞬易逝的就會變成永恒，那些我們平常所使用的東西就會成為我們崇敬的對象，永遠保存在我們內心神殿的寶庫里。”這是諾利那格的人生哲學，是他奉獻精神的高度概括，他正是以這種精神為言行準則的。當然，這也是泰戈爾人際關系的新原則、新理想。

拉穆斯對卡瑪臘的態度，也生動地體現了這一奉獻精神，鮮明地反映了人際關系的新理想。當拉穆斯知道卡瑪臘不是他的妻子時，他開始反復思索：

……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卡瑪臘的丈夫八成是淹死了。即使找到她婆家的地址，把她送去，婆家人能否接受她仍是個疑問。送她回舅舅家吧，那簡直是將她重新推進火坑。她以媳婦的身份在別人家住了幾個月之后，真情一旦張揚出去，社會上她將落到怎樣的境地？哪兒還會有她的立足之地？她的丈夫假如還活著，能有收留她的愿望和勇氣么？如今不管將她安頓在哪兒，都無異于把她投入無底的大海。

拉穆斯一再替卡瑪臘著想：究竟應該怎樣做才是對她最合適的幫助，才能盡到自己的責任。當拉穆斯把安置卡瑪臘的一切可能性都一一排除之后，甚至想到：“除了把她當做妻子”，則“無法讓她以別的身份留在他的身邊”。然而，他又想：這“是絕對不行的”！泰戈爾充滿詩意地寫道：

拉穆斯飽蘸各種顏色的情愛之筆，在未來歲月的背景上，將這位姑娘描繪成他的終身伴侶，可惜這美好形象，很快又被他無可奈何地抹掉了。

這表明：拉穆斯要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卡瑪臘，為她可以犧牲一切，奉獻一切；然而，就是不能過夫妻生活。這種男人對女人的幫助，沒有絲毫的情欲因素，是真誠的、純潔的和無私的。在當時的印度社會中，拉穆斯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品德是極為罕見的、難能可貴的。這一形象也反映了泰戈爾人際關系的新理想。

拉穆斯對卡瑪臘盡心竭力，對她的關心和庇護是堅定不移的；但是，他對胡蒙莉妮的感情卻常常顯得進退維谷、優柔寡斷和三心二意；甚至想到：為了卡瑪臘而決心犧牲自己的愛情和幸福，始終矢志不渝地承擔著對卡瑪臘道義上的責任。泰戈爾描寫：“拉穆斯絞盡腦汁，試圖妥然解決以責任為核心的棘手問題”。

他已省悟，胡蒙莉妮和卡瑪臘，他只能選擇一位，放棄一位。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同時與她倆朝夕相處的第三條道路并不存在。胡蒙莉妮有父兄的關懷，有棲身之所，現在可以遺忘他，與鐘情于她的別的男人結為夫妻。但卡瑪臘孑然一人，無依無靠，拋棄她意味著把她推上絕路。

拉穆斯和卡瑪臘，既不是舉行過婚禮的夫妻，又不是早有來往的親戚朋友，只不過是在沉船災難之后偶然遇到的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為了照顧和幫助一個萍水相逢的無依無靠的孤女而不惜犧牲自己的愛情和幸福，這種助人為樂的精神同諾利那格在杜巴普古爾村毅然決定娶卡瑪臘時的心情是一樣的。賈格羅帕爾迪對葛曼克麗說：“甘愿承擔照顧女人責任的男子，在世界上并不多見。”這句話，既適合于拉穆斯，也適合于諾利那格，他們兩人的美德閃爍著泰戈爾人際關系新理想的耀眼光輝。

人際關系的新理想，還體現在呵護卡瑪臘勝過自己生命的賈格羅帕爾迪大叔，一見到卡瑪臘就成為親密無間、推心置腹好朋友的蘇伊洛佳，對卡瑪臘表示倍加疼愛的葛曼克麗等人物形象上，也體現在卡瑪臘對烏摩奇親如母子的愛護體貼和關心幫助上。他們本來是毫無聯系的、互不熟悉的人，在偶然相遇之后，卻像一個大家庭里親如手足的成員一樣。這些人對卡瑪臘親切關愛的神態，同娜賓卡里對卡瑪臘破口大罵的兇相是根本不同的。

泰戈爾筆下的這些人物形象，都是萍水相逢、素不相識，沒有任何遠親近鄰的關系；但是，他們卻能一見如故，推心置腹，真誠相待，親如家人，處處時時為他人著想，甚至把別人的困難看得比自己的困難還重要。他們之間的和睦融洽、親密無間，生動地體現了人際關系的新理想。

二、婚姻關系的新理想

印度傳統的婚姻習俗一直沿襲到近代社會，種姓制度、宗教觀念、包辦婚姻、嫁妝習俗、男尊女卑等因循守舊的陳規陋習，嚴重地束縛了青年男女的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和夫妻平等，影響了民主和自由，有礙于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解放。因此，羅摩·摩罕·羅易提倡的婚姻改革主張，泰戈爾是極為同意和支持的。他在《沉船》中所表現的婚姻關系的新理想，也反映了他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在遭受殖民統治的近代印度，這也是他所說的印度內部“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由之路。

在近代印度社會中，包辦婚姻的傳統依然嚴酷地摧殘著青年男女的愛情和婚姻。這正像泰戈爾使我們看到的：在《摩訶摩耶》中，因為哥哥發現妹妹同鄰居家的小伙子在破廟里約會，當天晚上便把妹妹嫁給躺在火葬場旁小屋子里等死的老頭子；在《棄絕》中，因為爸爸發現兒子娶了一個首陀羅種姓的寡婦，便逼著兒子把兒媳趕走。同這種粗野蠻橫的包辦婚姻相反，泰戈爾在《沉船》中著重宣揚了婚姻自主的思想。當拉穆斯決定要推遲婚期時，安諾塔先生看著自己的女兒胡蒙莉妮說：“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你們自己商量一下，妥善解決吧。”當約肯特羅要給妹妹換一個新郎頂替拉穆斯時，身為父親的安諾塔先生說：“總得讓胡曼同意吧”；“你認為怎么好就怎么辦吧。”他所強調和重視的是兒女的意見，而不是家長包辦。

同胡蒙莉妮的父親安諾塔先生一樣，諾利那格的母親葛曼克麗也一再強調：婚姻大事要由兒子自己決定。她讓兒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找一個稱心如意的“年齡相仿的姑娘，結為夫妻”。當談到胡蒙莉妮和諾利那格的婚姻時，這位母親說：“諾利那格一開始就不愿意，是我自作主張，非要他娶胡蒙莉妮的。”但是，隨后她又改變了主意，不再逼兒子了，因為她知道：不該成的婚姻，硬逼它是不會幸福的。葛曼克麗的深切體會，正反映了泰戈爾反對包辦婚姻的新理想。

按照印度的傳統習俗，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雙方是不能通婚的。自從近代印度開展社會改革運動以來，主張不同種姓、不同宗教之間可以通婚的呼聲，日益強烈。泰戈爾一再提倡：男婚女嫁可以不必考慮宗教信仰問題，只要男女雙方情愿，即使宗教信仰不同也完全可以通婚。

《沉船》中表明：胡蒙莉妮的父親“安諾塔先生是主張改革的梵社成員，而拉穆斯的父親是正統印度教徒”。雖然他們兩家宗教信仰不同，但是，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兩人愛情的發展。在當時，這種不顧宗教信仰的愛情，是屬于新的愛情。正如泰戈爾所描寫的：他們這種“嶄新的愛情，使人高山一樣堅定，森林一樣胸襟寬廣”，什么力量都“不能阻遏拉穆斯和胡蒙莉妮心田歡悅的萌發、生長”，雨季的“云影、雷鳴、淅瀝的雨聲，使兩顆年輕的心愈加貼近”。

同年輕人的愛情不受宗教信仰的束縛一樣，老年人在決定孩子們的婚事時，也不考慮宗教信仰的問題。安諾塔先生認為拉穆斯是自己女兒合適的對象，希望盡快確定婚期時對拉穆斯說：“只是因為你家發生了不幸，你們的婚期一直定不下來。可是，孩子，不能再拖延了，社會上已經有流言蜚語，應該盡快加以杜絕。”安諾塔先生催促他們盡快結婚，是為了杜絕社會的流言蜚語，根本沒有考慮宗教信仰問題。諾利那格的母親葛曼克麗對胡蒙莉妮則更明確地表示了頗有新意的看法。“我對你們也有看不慣的地方，你別介意。但那不是出于內心的憎惡，僅是習慣罷了。我婆家的人，脫離了正統的印度教，信奉梵教學說，我多少年一直默默地忍受，從不指摘。對他們我只有一句話：堅持你們心目中的崇高事業吧。我是個無知的女人，不能放棄自己多年的生活方式。”可見，她是一個沒有宗教偏見的人。她是印度教徒，每天“一絲不茍地完成宗教儀式”，“然而，她不贊成諾利那格也恪守教規。”她總是寬容和諒解“男人的不節制和缺乏宗教責任心，認為不該橫加指責”。所以，她對諾利那格說：“兒呀，你為了我終身不娶，像個僧人，那可萬萬使不得呀。只要你中意，娶什么樣的姑娘，我都不在乎。”她認為，只要兒子相中了，不同宗教的，完全可以結婚。她毫無偏見地支持不同宗教的婚姻，這一點倒很像《戈拉》中的安南達摩依。

古已有之的嫁妝習俗，到了近代印度社會已成為困擾每個家庭的一大弊病。因為嫁妝問題給婦女帶來的不幸和災難，與日俱增；常常由于女方滿足不了男方的永無休止的嫁妝要求，媳婦往往忍受虐待，被害傷殘，甚至被活活燒死。泰戈爾對這一陳規陋習，也是極為憎惡和否定的。他在《沉船》中描寫了三種婚姻，沒有一個男方提出嫁妝要求。

《沉船》中描寫的第一種婚姻，是拉穆斯的父親一手包辦的婚姻。新娘子是父親亡友的女兒。他的這位朋友“英年早逝，身后留下的不是萬貫家產，而是一筆債務。這使他的遺孀和幼女陷入困境”。選擇這樣的兒媳，很明顯，絕不是為了索取妝奩錢。恰恰相反，“這幾年，他一直想請她搬到他村子里，和他一起安度晚年，以報答他亡友的恩情。”泰戈爾借助情節展示：親家的困難就是自家的困難，應該幫助解決。這種只講奉獻、不求索取的精神，也是一種反對妝奩陋習的新理想。

《沉船》中的另一種婚姻，是拉穆斯和胡蒙莉妮的夭折了的婚姻。泰戈爾在敘述這一婚姻時，一句未提嫁妝問題。這是因為：雙方都是有文化、有知識、有新思想的，當然要新事新辦，怎能提出妝奩要求呢！其實，泰戈爾筆下的拉穆斯是青年的理想，體現了作家反對婚姻陋習的愿望。

《沉船》中的第三種婚姻是諾利那格決定娶卡瑪臘。孤女卡瑪臘的舅父雖然很有錢，卻愛財如命；盼望娶她的人又想從她舅父身上擠出妝奩錢……諾利那格聽到這一情況，滿腔義憤！他憎惡杜巴普古爾村的吝嗇者和貪婪者，他同情備受虐待摧殘的卡瑪臘，因而立即決定娶她。泰戈爾借助諾利那格的義憤反映了對嫁妝陋習的強烈不滿。

更值得一提的是：諾利那格對離散很久的妻子的真誠接納，反映了一種夫妻關系的嶄新理想。在沉船天災之后，諾利那格一直念念不忘卡瑪臘，不肯再娶。卡瑪臘在知道拉穆斯不是自己的丈夫之后，便毅然離開他，歷經艱險，一心要找到自己的丈夫。然而，當她果真來到丈夫跟前、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愿望時，她又隱姓埋名，不愿公開和丈夫離散后的日日夜夜，更不敢說出同另一個男人像夫妻一樣生活過的經歷。傳統的陳舊觀念使她擔驚受怕，忐忑不安。她唯一擔心的是怕失去丈夫、失去一切。她申訴似的喃喃自語：“薄迦梵大神明察秋毫，我沒有罪過，可為什么要感到恥辱？我沒有罪孽，為什么非要懲罰我？我怎么對他講明那段復雜的經歷？”令人慶幸的是諾利那格大膽地沖破了舊傳統、舊觀念，勇敢地接納了同別的男人一起生活過的妻子。他對卡瑪臘的接納鮮明地反映了泰戈爾婚姻觀的一個嶄新的理想：不管妻子離散多久，只要她是無罪的、是純潔的，丈夫就應該無條件地真誠地接納她。這一新理想表現了泰戈爾對被侮辱、被損害婦女的深厚同情，對傳統舊觀念的深惡痛絕。

《沉船》的創作表明：當時，泰戈爾這位愛國者雖然退出了民族革命的暴力斗爭，但是并未退隱，他依然在積極地開展印度內部的精神文明的建設性工作。他既不同意極端派的恐怖活動，也反對溫和派的妥協投降。他在竭力實踐精神面貌的改變、自強救國的理想。

張朝柯，遼寧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