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從印度走向西方

雷武鈴

一

1913年11月13日，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榮獲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開之后，世界文壇一片嘩然。詩人的同胞驚喜之后，陷入狂歡，認為這是給整個印度民族文化的榮譽和尊敬。西方世界在驚訝之余，發出各種抱怨、稱贊、爭論。詩人自己也感到意外。此前一年，當詩人的一位住在美國的同胞對詩人說他遲早能獲諾貝爾獎時，詩人問：“亞洲人有資格獲得此獎嗎？”當時西方人自認為自己是文明的，而其他一切民族都是野蠻的，不開化的。

諾貝爾文學獎從1901年開始頒發，至今亞洲作家獲獎人數很少，多年來中國作家一直為此很熱鬧地爭論，這是無法消除的中國人對這項最具世界權威的文學大獎的情結。這種情結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沖突、交融的時代背景中的困惑。這個時代被稱為文化的多元共生時代，每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內部，都必須與其他文化碰撞、交流，都渴望得到其他文化的承認、接受。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包含著種族文化的偏見，而各種文化在交流中肯定會帶有自己的偏見的。所謂的偏見、誤解也是交流的產物。

我國對泰戈爾的介紹相當多，在這里我想專門考查他獲諾貝爾獎這件事，他在與西方文化交流中遇到的挫折、誤解，得到的贊賞和榮譽。這也許能給我們不少啟發和借鑒。因為泰戈爾所處的時代面臨著在其古老的文學傳統和西方文學的影響下創造新的接近口頭語言新文學的問題。就像中國在西方影響下，從文言文走向白話文學一樣。

二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在西方世界可以說是一舉成名的。在1912年5月去英國時，他已51歲。盡管當時他已寫出并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詩歌、小說、劇本，但他的名聲只限于印度孟加拉語文學中。印度其他語種的文學界對他都不太知道。即使是在孟加拉語文學中，他也是被看做眾多優秀者之一，而不是最優秀的。西方世界對他更是一無所知了。最早在歐洲宣傳羅賓德拉納特的英國畫家威廉·羅森斯坦于1910年到印度時，先被人介紹給詩人的侄子，在此遇到了他們的叔父。羅森斯坦被詩人的外貌吸引，覺得詩人不但有驚人的形體美，更有令人驚異的內在美。他為詩人畫了像，但沒有人告訴他詩人是他們民族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

泰戈爾在西方世界的成名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令他立即在西方世界獲得巨大榮譽的詩集《吉檀迦利》的翻譯工作，可以說是一場意外的疾病促成的。泰戈爾原定1912年3月19日從加爾各答乘船去英國，但他突然病倒，旅行只能取消。于是他選擇了一項似乎比創作新作品要輕松的事情做起來，就是把自己寫過的作品一首一首地譯成英文。等他身體康復到倫敦時，他的行李中便多了一樣東西——英譯的《吉檀迦利》，這是他此時帶往英國的最重要的物品。1912年泰戈爾英國之行的成功得益于少數幾個朋友對他的極力稱贊。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威廉·羅森斯坦和W.B.葉芝。羅森斯坦“是使泰戈爾能從孟加拉的小天地跨入西方大天地的橋梁。”羅森斯坦在英國極有影響，他認識英國文學界思想界中最著名的一些精英人物。泰戈爾把英譯《吉檀迦利》的手稿給了羅森斯坦。羅森斯坦寫道：“那天傍晚，我讀了那些詩，感到這是一種嶄新類型的詩，是神秘主義高水平的偉大詩作。當我把那些詩歌給愛德魯·布萊德雷看時，他很同意我的觀點：‘看來一位偉大的詩人終于來到我們中間。’我通知了葉芝。起初，他沒有回答，但當我又寫信給他時，他讓我把詩寄給他，讀了那些詩后，他與我一樣興奮不已。他趕到倫敦，仔細地讀了全部詩歌。”

羅森斯坦并未到此為止。1912年7月30日他專門為泰戈爾邀請了一些朋友在家里舉行晚會。葉芝朗誦了《吉檀迦利》中的詩歌。晚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詩人獲得了幾乎一致的稱贊。在西方現代詩歌運動中最富創造性的詩人埃茲拉·龐德寫道：“他具有自然的寧謐，這些詩似乎不是風暴或激情的產物，而只是顯示了他經常的脾性。他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沒有任何矛盾。……當我向泰戈爾先生告辭時，我確實有那么一種感覺：我好像是一個手持石棒，身披獸皮的野人。”

羅森斯坦又介紹泰戈爾會見了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作家蕭伯納、高爾斯華綏、詩人斯塔特·摩爾等人。羅森斯坦建議印度學會為他的成員泰戈爾出版他的詩集《吉檀迦利》。葉芝同意為詩集寫序。葉芝是當時英國詩壇上極有影響力的詩人。他毫無保留的稱贊毫無疑問地吸引了一般讀者對泰戈爾詩集的關注。

泰戈爾獲諾貝爾獎也像他在英國的成名一樣得益于少數幾個欣賞他的人的極力推薦。英國詩人斯塔特·摩爾最先提名泰戈爾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瑞典科學院對泰戈爾被提名表示驚訝。評獎委員會主席海爾勒德赫迪爾奈不想承擔責任，他認為無法判斷泰戈爾的詩中有多少是自己的創作，多少是印度文學的傳統。但科學院有幾名成員極力稱贊泰戈爾。最有說服力的是三年之后也榮獲諾貝爾獎地瓦爾納·馮·海登斯坦的評論。他寫道：“我讀了這些詩歌（《吉檀迦利》），深受感動，我不記得過去三十多年我是否讀過如此優美的抒情詩歌。我從中不知道得到了多么久遠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飲著一股清涼而新鮮的泉水，……如果任何時候，詩人能夠擁有這些品質，那么他就有權得到諾貝爾獎金。”

泰戈爾從1912年5月赴英，到1913年11月獲諾貝爾獎，僅一年半時間便從一個在西方默默無聞的人登上了西方文學榮譽的最高峰，這種急速發展一方面體現出西方一些精英人物的遠見卓識，一方面也意味著他們還來不及深入地理解泰戈爾。這種贊賞和驚嘆中不可避免地帶著他們自己的臆想、偏見和各種誤解。

三

授予泰戈爾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雖然強調“詩人在努力調和迥然有別的兩大文明區域；這是我們目前時代的特性，是它最重要的任務。”但緊接著說的卻是：“這項工作的真正含義在全世界基督教傳教事業中得到最清晰，最徹底的揭示。”這兩句話正好揭示出西方人的兩方面，一方面他們深刻認識到時代最重要的任務是各種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這體現了他們的遠見；另一方面又把這種文化交流看成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傳播，是西方文明對其他“落后、野蠻”地區的啟蒙和開化，是以西方觀念改造別的文化傳統中的觀念。這就是典型的西方態度。遠見和狹隘的偏見混為一體，深刻的洞察和誤解混為一體。

授獎詞還強調：“基督教傳教事業的影響遠遠超出改變宗教信仰的工作范圍。在上一世紀的印度，活的方言與神圣的古語爭奪新興文學的控制權，如果方言沒有得到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傳教士的精心扶植，那么，這場斗爭的進程和結局將會截然不同。”所以對印度方言文學的肯定是對他們自己文化——基督教事業的肯定。

授獎詞在往下說到泰戈爾時繼續上面的思路：“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于1861年出生在孟加拉，這是最早的英屬印度省份。傳教先驅凱里多年前在那里為促進基督教和改良方言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泰戈爾的父親是著名宗教團體‘梵社’的中堅成員。泰戈爾至今仍屬這個團體……它是十九世紀初，由一位開明的、有影響的對基督教教義懷有濃厚興趣的人創立的。他曾在英國作過研究。他竭力對世代相襲的本國印度教傳統作出與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含義一致的解釋。”在這些關于泰戈爾的介紹中要強調的都是：泰戈爾和他們是多么接近。

總而言之一句話：不用擔心把諾貝爾獎授予泰戈爾，他雖然是印度人，但在精神上是自己人。泰戈爾在他們心目中是“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語言，傳達長期以來存在于臆測之中的東方寶庫的福音，因為他所受到的歡迎與傳送喜訊的使者相仿。”

授獎詞的第一句話：“本學院深感榮幸，能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英印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英印詩人”是對詩人身份的認定，在談到他的文學成就時說：“泰戈爾的《吉檀迦利：獻歌》是一部宗教詩集……是他引起大批評家們特別注意的著作之一。去年以來，這本書已經名副其實地歸入英國文學。”“四面八方一致稱頌泰戈爾是一位嶄新的，令人欽佩的詩歌藝術大師；自從伊麗莎白女王時代以來，這種詩歌藝術一直伴隨著不列顛的文明擴張，永不凋謝。”在這里諾貝爾獎所要尊重的不是深深植根于印度文化傳統中的詩人泰戈爾，而是泰戈爾詩歌的英文譯本，它所稱贊的不是孟加拉文學對世界文學作出貢獻，而是從伊麗莎白女王以來隨不列顛的文明擴張的英語詩歌藝術。

泰戈爾在西方世界中被廣泛誤解，還表現在一些宗教團體、一些作家、普通讀者對泰戈爾的認識上。泰戈爾獲獎的消息傳出后，一些西方作家發出抱怨。倫敦《新時代》寫道：“我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能寫出那樣一堆廢話，但任何人都不會輕易地受騙，說它是優秀的英語作品，或者優秀詩篇，或優秀精神，或優秀傳統。”有些評論家吹噓說，英國人已把印度人培養得如此有教養，以致現在他們能夠創造出如此優美的作品。一位評論家在《伯明翰郵報》上寫道：“泰戈爾先生的勝利主要意味著英國文學的一條支流已獲得了成熟的發展。”在泰戈爾獲諾貝爾獎之后，1913年12月，《現代名人錄》的最新版本里沒有泰戈爾的名字。1916年的《劍橋英國文學史》第十卷的“英印文學”上還沒有提到泰戈爾的名字。

一些基督教徒把泰戈爾看做是他們想象中的人。《浸禮會時報》寫道：“我們懷著焦急的心情等待著基督思想能在一個具有真正代表性的印度人的心靈上發生暗示性的影響。無疑他（泰戈爾）就是我們所等待的那個人，他是神車到來之前，為了使上帝的道路變得平直而派遣來的使者。”一些人把泰戈爾當做來自神秘印度的茅屋里的先知、預言家、神秘主義導師。他們把泰戈爾想象成童話中的神奇人物，他們根本不考慮泰戈爾是一個詩人。

為了保衛泰戈爾的詩人地位，他的幾位朋友陷入了誤解的另一端。龐德反對把泰戈爾作為道德的偶像看待。他在《自由婦女》雜志上評論《園丁集》時寫道：“我對于他詩歌方面要說的話是，應該自由和完整地讀這些詩歌中的每一首詩，然后忘掉對詩歌所含意思的追究，重新對它加以想象。”龐德和前面的只把泰戈爾當做道德家看待的人所犯的是同樣的錯誤，即他們都把泰戈爾身上的兩個方面和他詩歌的兩個方面對立起來，只看到其中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或者肯定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

威廉·羅森斯坦作為泰戈爾的親密朋友，敏感地體認到泰戈爾身上的兩個不同的方面。他兒子準確地描述了泰戈爾的兩面性和他父親的態度：“留著長長的胡子，戴著頭巾，身著本色絲綢長袍的泰戈爾默默地坐著，像一尊菩薩，四周圍著信徒。當著善男善女的面，他往往神色恍惚，聲音輕柔。這一切都造成了一種東方智者的理想典型。這與他性格的另一面，即與自己密友相處時那種開朗豪放，妙趣橫生……截然不同。我的父親熱愛泰戈爾，對他贊不絕口，但父親往往對他在公共場合里的態度感到不耐煩。我曾不止一次聽說過，他那些神秘色彩的高談闊論常被我父親突然打斷‘泰戈爾，你真胡說八道。’”

四

泰戈爾雖然受到西方人的誤解。但是泰戈爾又強烈地吸引著西方人，特別是葉芝、龐德這些獨創性強、直覺敏銳的詩人。泰戈爾的詩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心醉神搖的夢幻世界。產生這種吸引力的原因何在？我想理由有兩點：一是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二是他們共同的契合點。我想先分析作為詩人他們之間的差異，再分析他們之間的契合處。

印度的詩歌傳統中有這樣一種因素：即許多作品不是為了詩的目的而寫作，卻成了傳統中的詩歌作品。像吠陀本集中的詩歌，許多都是作為祭祀儀式上的咒語或禱詞。印度中世紀蓬勃發展起來的虔誠派詩歌首先是對神的虔誠和敬愛，隨后才作為詩歌的。印度文獻中還有一大特點，便是語言常常作為個人修煉時對宇宙，對生命的親證而寫下的。這是充滿直覺和神秘色彩，充滿個人覺悟和體認的文字。對泰戈爾有極大影響的奧義書文獻便是屬于這類。這樣的文學傳統最大的特點是它時刻關心著一種永恒的價值。詩歌成為一條道路，而不是目的。人通過詩歌這條道路，走向它所沉思，追求的人生極限。

在西方的觀念中詩歌是為詩的目的而寫成的。詩的意義到詩的文字為止。寫詩的詩人是一種需要技術培訓和鍛煉的工匠。對這種技術的分析研究在詩歌發展到現代時達到了高峰。他們建設了形式主義的詩學理論。而印度人為詩歌寫不好尋找理由時也講技巧，但同時認為寫詩的人心靈不夠成熟和深刻，他沒能看見暗藏在神秘事物內部的真實神奇的詩歌語言。

一般來說詩人有兩類：一類以寫作表達方式的探索而被人稱贊，他們提高了人類表達工具的精致，這種表達方式的改進，也常常伴隨著人類未知領域的被發現。另一類型的詩人以心靈深刻的領悟而被人稱贊，他們用最樸實的語言，最樸素的方式，卻把人帶入心靈的神秘深處。

泰戈爾作為一個印度詩人，典型的體現了印度的上述特點。而這一點正是他令其他民族的詩人著迷的美麗之所在。他是一個心靈的詩人，而非是一種技巧的詩人。前一類詩人、作家在西方很有代表性，特別是近現代文學的發展史充分地展示了這點。從自然主義、象征主義，到超現實主義、意識流、荒誕派，這是一部寫作技術思想的發展史。后一類作家多處在東方民族中，他們在萬物流變中試圖捕捉住永恒不變的某種品質。當然西方也有后一類詩人、作家，東方也有前一類，但它們不代表其文化中的典型。同時還要注意的是這兩種類型的人不是截然分立，而是互相聯系的，這兩種類型的人著重的兩個方面也是詩歌無法分離的兩個方面，他們只是著重點不同而已。這一點在泰戈爾身上也能清晰地看到。他雖然是一個著重心靈修煉、真理探討的人，但在寫作過程中，他從經驗中感到西方文論中許多非常現代，典型的問題，這些是有關技術性的。同樣西方詩人也會直覺地感受到詩歌必須從一個技術層面上升到神秘的永恒境界，這必然牽涉到靈魂問題。這一點是他們能彼此理解的緣由。

在泰戈爾的寫作道路上，有一件事在他的《回憶錄》和若干演講中，在有關他的傳記材料和對他的文學評論中被反復引述過。這就是他在寫作《晨歌集》時神秘的內心體驗。我認為這一事件典型地說明了他的寫作最深刻的特點：心靈的神秘體驗。狂喜的宗教情緒下的不由自主的歌唱。他這樣寫道：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們的喬拉桑科的房子的屋頂涼臺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蒼白的黃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來臨的夜晚對我有一種特殊的奇妙的魅力，連毗鄰的墻都美麗地放光。……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徹悟，這徹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續著。……有一天早晨我偶然站在涼臺上往那邊看，太陽正從這些樹的密葉上升起。在我不停的凝望中，忽然間有一層簾子從我眼上落下去了，我發現這個世界沐在奇妙的光輝中，美和歡樂的浪潮在四周涌溢著，這光輝立刻穿透積壓在我心上的重重疊疊的愁悶和蕭索，以宇宙的光明注滿了我的心。

《晨歌》被認為是泰戈爾成為第一流詩人的標志，這種詩藝的成熟是來自于一次神奇的精神體驗，是伴隨著精神的成熟，伴隨著對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認識的成熟而成熟的。在寫完《晨歌》之后不久，泰戈爾寫作了《自然的報復》。在談到這出歌劇時，他說：“這是迷人的光的故事，這光射進我遁世隱退的深穴，使我更圓滿地重與本性一體。《自然的報復》可以看做我以后的全部文學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我所有作品都詳述的一個主題——在有限之內獲得無限的喜悅。”

泰戈爾在回想他的生活、他心靈的成長時，特別強調的是他對自然的強烈感受“我永遠記著那一天，放學之后，當我下了馬車，抬頭一望，突然看到我家陽臺上空一團烏黑的云，毫不吝嗇地撒下大片涼爽的陰影。這種神奇的景象和慷慨使我激動不已。”Edward TThompson說：“曾有過的詩人中，沒有哪一個有像泰戈爾一樣對自然之美有如此經常、親密的領悟。”他對大自然的關注，深入的體驗，他與自然的對話完全像他所處的文化傳統中那些在森林凈修林里沉思的先輩一樣，他直接從大自然中吸取神秘的原料。這一點也是西方詩人所無法比擬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泰戈爾的寫作特點也正是印度思維的特點。印度人習慣于綜合性思維。在西方人看來這種思維是混亂的，充滿矛盾的，但印度人認為這些不同之處融合在一起，盡管有矛盾，但卻構成整體的和諧。在泰戈爾的身上，詩人、哲學家、布道者這幾種身份是不可分割的。“象吠陀詩人一樣，他祈禱真理表層的遮蓋物消逝，顯露出真理本身。當然，這種寫作狀態不僅是詩意的，更是道德性的；不僅依賴于詞語，更依賴于人生體驗。”

我想正是一種對西方人來說陌生的神秘主義吸引了葉芝和龐德。葉芝和龐德所處的時代，是西方文化發展到一種頂峰時期，以西方傳統思維的分析為基礎的文學創作到了一個必須尋找新的發展因素的時期。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神秘的東方。龐德翻譯了一些中國古代詩歌和日本詩歌，他抓住了中國古代詩歌中意象優美堅實的特點，宣布要在詩歌中廢除西方浪漫主義詩歌傳統的熱情而空無一物的寫法。龐德極富獨創性的個性使他面對泰戈爾時，比一般的西方人能更深刻地領會泰戈爾的藝術之美。他對這種美不抱有偏見，他感受到，他便接受。

葉芝把泰戈爾稱為“比我們中間的任何人都偉大的詩人”。在倫敦印度協會出版的《吉檀迦利》第一版序言中寫道：“這些詩的感情顯示了我畢生夢寐以求的世界。”葉芝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他為自己的詩歌創立了一種獨特的象征體系。他說：“我渴望一種思想系統，可以解放我的想象力，讓它想創造什么就創造什么，并使它所創造出來的或將創造出來的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靈魂的一部分。”葉芝為了建立他的這種象征體系向東方尋找不少材料，他試圖“喚醒某種已被遺忘的冥想方法，主要是如何中止意志，使思想稱為自動的，成為一種可能的與幽靈交流的工具。”他的努力是要從西方傳統的邏輯分析和理性哲學中解脫出來，而進入一個完全由想象操作的非理性的神秘世界。泰戈爾詩中的神秘主義正好給他展示了他所向往的世界。

五

泰戈爾雖然遭受各種誤解，但仍被西方人接受，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泰戈爾向西方人深刻地揭示了印度精神的本質，這是西方精神所缺乏的，因此也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尼赫魯在泰戈爾去世之后，寫給詩人的親屬的信中說：“師尊和甘地從西方或其他國家吸收了許多東西，特別是師尊尤其如此，他們之中誰都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使命面向世界。然而，兩人是百分之百的印度之子，是印度幾千年以來文化的繼承者、代表著和解釋者。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人。”同樣的話在許多著作里可以看到。V.S.納拉萬稱：“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在印度文化的各個方面產生了如此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未來的歷史學家很有可能會把自己的研究材料分為兩個部分：‘前泰戈爾’和‘后泰戈爾’。”

但這并不是事實的全部。當我們理解“民族的即世界的”我們要看到它的復雜性，被本民族所贊賞也許是指最終能為本民族贊賞。當我們看到泰戈爾被他同胞所誤解的一面時，我們對民族性這問題的理解也許會更深刻一點。在《藝術家的宗教》中泰戈爾寫道：“我為祖國贏得了榮譽。但直到現在，大多數同胞仍對我懷有敵意。有些說我的詩缺乏民族精神，有人抱怨我的詩難以理解，還有人說我的詩是有害的。實際上，我從未得到我國人民的完全承認。”

在泰戈爾近七十歲時，他遭到了一批孟加拉青年作家、詩人的猛烈攻擊。這些作家、詩人接受西方現代派的影響，攻擊泰戈爾是孟加拉文學進步的障礙，泰戈爾應該退出歷史，因為泰戈爾過于保守、傳統，孟加拉新的文學應該是像西方現代派一樣的。泰戈爾面對批評，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答，并寫出了《最后的詩篇》。這使這場爭論停止，但并沒有解決爭論的問題。

從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最能代表其文化傳統，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去的詩人既遭受來自其他文化中的人們的誤解，也遭受自己同胞的誤解，這使我們看到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把握并不是一個由本民族人們投票可以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同樣困擾著目前要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化。認識什么是中國文化這一點極其重要，否則便無從談起。泰戈爾能超越他同時代的許多同胞的偏見和愚昧，把真正的印度精神展示給其他民族看，在世界文化中樹立印度文化的形象，其中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詩人、作家、思想家借鑒。

雷武鈴，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