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泰戈爾短篇小說的藝術成就

楊曉霞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文學創作成就令人矚目，除50多部詩集外，他創作出了20部長篇小說，100多部短篇小說和20余種戲劇。從這些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到，詩歌僅僅是他創作的一部分。泰戈爾雖以詩歌作品獲諾貝爾獎，但是他一向把短篇小說視為自己的寵兒，并被人們譽為孟加拉短篇小說的真正創建者，成為印度創作現代意義短篇小說的第一人。英國著名文學家E·湯普森曾這樣評價泰戈爾:“優秀的短篇小說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可以與莫泊桑、契訶夫等世界短篇小說巨匠相媲美。隨著對泰戈爾研究的不斷深入，泰戈爾的短篇小說創作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在泰戈爾之前的印度作家，他們小說中的故事背景往往是虛構的，人物的境遇也往往是由于環境或偶然事件而發生了重大改變，小說的整體氛圍顯得浪漫氤氳、遙不可及，無法讓人信服。泰戈爾的小說，雖然故事情節大都也是以生活中的偶然性的事件展開，但細膩真實的細節描寫，讓人物變得親切可信。尤其是《喀布爾人》《法官》中的細節描寫增強了人物形象的個性光彩，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喀布爾人》中，一個喀布爾小販同作家的五歲女兒米妮成了好朋友。喀布爾人常同她說笑玩耍，帶去一些杏仁、葡萄干果，但是，從不要錢。這使孩子的母親對喀布爾人疑神疑鬼，總擔心這個大漢會把女兒拐走。幾年以后，剛剛出獄的喀布爾人又給已經長大，即將出嫁的米妮帶來了一串葡萄和一小包干果。當作家接過東西要給他錢時，他卻握住作家的手說：“‘……請別給我錢!先生，在家鄉，我也有一個像你女兒一樣的閨女。我一想起她，就帶點果子給你的女兒。到你們家來，我不是為了做買賣賺錢的。’說到這里，他把手伸到寬大的衣服里，從胸脯什么地方掏出一張又小又臟的紙來……紙上有一個小小的手印。它不是相片，也不是一張圖像。小手上的臟跡還清晰可辨地印在紙上。羅赫莫特每年到加爾各答街上做買賣，總是把回憶女兒的印跡裝在心窩里。”草蛇灰線，伏筆千里，行文至此，人們方才明白喀布爾人的所做所為，任何疑慮和擔心都煙消云散，不由得對喀布爾人肅然起敬。

泰戈爾對“小小的手印”這一細節的渲染，使得原本稀松平常的喀布爾小販的形象頓時變得豐滿高大，充滿著濃厚的生活氣息，令人感動。小說中對深沉父愛的不著痕跡，舉重若輕的刻畫，使《喀布爾人》成為一篇上乘佳作。

泰戈爾往往能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從紛繁復雜社會生活中選取典型的事件，提煉發人深省的細節，對突出人物的個性起到點石成金的作用，顯示出作者卓越的藝術才華。《法官》中基羅達因錢財被席卷一空，對生活感到絕望而抱子跳井自盡，結果孩子溺死而她卻獲救。律師們努力來挽救她，但法官卻以謀殺罪判她絞刑。接著，泰戈爾以插敘的方式道出了法官莫西特年輕時的一段經歷。在莫西特讀大學二年級時，曾化名將村子里一戶小康人家十五歲的寡居女兒赫姆莎西引誘離家，過了不久又將她遺棄，使她不得不墮入風塵。

泰戈爾用平常的口吻著力強調“現在沒有提及這些往事的必要”，現在的法官是個虔誠的教徒，模范丈夫，稱職的父親。法官好奇地走進女犯人的牢房，恰好聽到基羅達與看守在吵鬧。原來，基羅達頭發里藏著一只戒指，被看守拿走了。她吵鬧著，讓看守還給她。這引起法官的恥笑，明天就要被絞死了，還對一只戒指念念不忘，“珠寶真是女人的一切啊！”法官拿著戒指，“仔細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仿佛手里拿的是一塊燒紅的木炭”。因為戒指上刻著的名字：比諾德·錢德拉——正是當年法官的化名。

基羅達臨死前還把戒指看得比性命還重要，這表明她為了糊口雖然找過無數的男人，但她始終難以忘懷、鐘情的依然是年少時愛戀的比諾德·錢德拉。基羅達這個不幸女人的內心依然純真不染，對美好愛情的堅守，她身上閃爍著的動人光彩。相形之下，二十四年前，法官對基羅達始亂終棄。二十四年后，他又判她死刑。戒指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了基羅達和法官的美丑高下，照出了法官道貌岸然外表下卑鄙骯臟的靈魂。

泰戈爾從不脫離故事情節的主干去單純地追求細節的生動，從不故作驚人之語，總是在看似平淡無奇的敘事中將人性的善惡美丑揭示出來，發人深省，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泰戈爾的短篇小說十分重視人物心靈的刻畫，都十分重視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思想斗爭，展示他們在客觀世界和主觀意識的相互作用下心靈搏斗的真實細節，深刻地揭示了情感、金錢和權勢欲望等對人的內心世界的不同作用。他筆下的人物都是有血肉的活的生命，而不是簡單的符號。這也是泰戈爾的短篇小說真正能夠深入到讀者的心靈深處的根本原因。

《河邊臺階的訴說》中恒河邊的臺階經歷過多年六季的美景，穿越歷史的云煙，娓娓道來，為我們講述了庫蘇姆的故事。庫蘇姆八歲時結婚，婚后只和丈夫生活了一兩天，便從一封信中得知她的丈夫死了。庫蘇姆回到娘家。十年之后，正當妙齡的庫蘇姆越來越美麗，可她始終憂郁、不快樂，青春被罩上了陰影。一位苦行者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自從黃昏在河邊偶遇苦行者后，庫蘇姆每天都到濕婆廟里向苦行者行觸腳禮，聆聽苦行者宣講經典，悉心地完成苦行者的任何吩咐。幾個月后，庫蘇姆突然再也不到廟里來了。苦行者將她約到河邊詢問。庫蘇姆向苦行者講述了自己的夢境，夢境中有個人對她傾訴著愛戀，在苦行者的再三追問下，庫蘇姆說出那個人就是她崇敬的尊師——苦行者。苦行者聽后離開了，而庫蘇姆則“慢慢地走進了恒河的水里”。

小說自始至終沒有挑明庫蘇姆和苦行者的關系，但我們卻能從文中他人的議論中，從庫蘇姆和苦行者第一次見面時的描述中猜測出苦行者就是庫蘇姆離家出走的丈夫：他們的目光相遇，“仿佛在互相辨認，好像他們前生彼此相識”。庫蘇姆向苦行者行了觸腳禮，苦行者向她祝福，詢問了她的名字，“那一夜，他們再也沒有說什么”。庫蘇姆“慢慢地向自己的家里走去”。而苦行者在河邊的臺階上坐了很久，直到東方發白，他才回到廟里。泰戈爾沒有長篇大論地來描寫他們相見后內心的波瀾起伏，而是通過兩人的動作含蓄地表明他們的心靈震顫。一個是慢慢離去，一個是久久盤桓。庫蘇姆也許認出了自己的丈夫，也許沒有。畢竟結婚時她只是個八歲的孩子，而且與丈夫在一起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兩天。而苦行者呢？當他知道庫蘇姆的名字之后，倆人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結婚時，苦行者的年齡不詳，但至少比庫蘇姆要大些，因為按照印度教經典《摩奴法典》的規定“三十歲的男子應同十二歲幼女結婚，二十四歲的男子應同八歲的幼女結婚”。正因他知道了眼前這個年輕女子竟是自己的妻子，所以才會在河邊長坐，徹夜不眠，他的心中定然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十年前，為了修行云游，苦行者拋棄了新婚的妻子離家出走。十年之后，當他們相遇，庫蘇姆將自己的愛情奉獻在苦行者面前時，他害怕了，用右腳使勁兒踩臺階，他退縮了，又一次選擇了欺騙，將她推向毀滅的深淵。童婚、苦行戕害了如花的生命，讓人為庫蘇姆的不幸嘆惋。

《棄絕》寫的是婆羅門青年赫蒙托知道自己娶的妻子是首陀羅年輕寡婦前后發生的事件。赫蒙托為純真愛情與低種姓庫蘇姆共結連理，相親相愛，但受到婆羅門家庭種姓的束縛，于是他的內心就一直處在理智與情感的沖突中，泰戈爾深刻揭示出赫蒙托內心的波動和抗爭。赫蒙托在得知妻子真實身份時由開始棄痛苦的妻子于不顧，憤怒之下獨自走出家門，到質問得知事情的真相，欲休棄妻子，再發展至后來面對咆哮的父親，沉著地聲稱“我不能棄絕自己的妻子”。“我不在乎種姓”。雖然作者在小說中并無大段心理沖突的描寫，但人物的語言行動無不是其思想的真實流露。

魯迅曾說過“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卻多”。泰戈爾關注到身處苦難中的底層人民反映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悲劇命運，展示了印度真實的社會生活場景。泰戈爾的筆下既有失敗的英雄所顯示出來的氣吞山河的悲壯情懷，也有按照常理本來不該遭受慘禍但無端遭到厄運的犧牲者的悲憤情結，還有那些由于經受不住金錢、權力的誘惑從好人蛻變為心術不正的投機專營者，以及被印度種姓制度、嫁妝制度、童婚制戕害的無辜女性。泰戈爾在短篇小說創作中，對人物本身的精神品質、所作所為與悲劇的命運的深層關系的準確把握與生動描述，揭示了人生命運變化的某種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內在關系，反映了社會大環境對于人的作用。

《王冠》中，特里普拉國王的二王子被小王子所嫉恨，在與鄰國交戰時，不服從部署，置自己的兄弟于危險之中。面對數倍于自己的敵人，二王子表現出超常的勇氣。但是到最后，小王子竟因兄弟之間的爭執而懷恨在心，給敵人通風報信，不僅使自己的國家戰敗，還因此害死了王太子。泰戈爾通過這篇小說批判了人們對皇權的迷戀，揭露了人性的弱點和骯臟的一面。《女乞丐》中熱戀情人奧莫爾與科莫爾因戰爭暫時分離后，孤苦無依的科莫爾母女在黑暗現實中苦苦掙扎，無人相助。最終科莫爾被迫改嫁，抑郁身亡，其母從此瘋癲的殘酷現實，揭示了窮人孤苦無依，走投無路的生活悲劇，撕下了人與人之間溫情脈脈的面紗，批判了人性的冷漠。

泰戈爾曾經說過生物之中最不幸的就是人了，人們與現實社會展開著強烈抗爭。泰戈爾小說中的人物面對苦難，總是努力地進行著抗爭。《河邊的臺階》中庫蘇姆以自己的死亡向童婚制提出了控訴；《郵政局長》中的孤女蘿坦在被結下深厚情誼的兄長拋棄后毅然拒絕其金錢的饋贈；《打掉傲氣》中古麗芭拉離開無情的丈夫去劇場演出。泰戈爾作品中人物的悲劇就是印度苦難社會中不幸人們的真實處境。

別林斯基把悲劇藝術稱為藝術皇冠上的明珠，他說：“沒有一種詩像悲劇那樣強烈地控制了我們的靈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們心向神往給我們如此高度的享受。”從1877年發表《女乞丐》到1941年6月創作《穆斯林故事》，歷時六十多年，在泰戈爾創作的一百篇左右短篇小說中，表現了佃農、小販、漁民、教師、醫生、村婦和兒童等不同階層人物的悲劇性生活，多向度地展示了悲劇藝術震撼人心的美學效果。泰戈爾短篇小說表現出來的人性價值和藝術魅力同他的詩歌一樣，都是世界文學寶庫中不可或缺的藝術瑰寶。

楊曉霞，深圳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