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思想家晁錯

晁錯 (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西漢潁川 (今河南禹州市)人。早年曾在軹 (今河南濟源東南) 師從張恢學習戰國時申不害和秦代商鞅的 “刑名之學”。惠帝時，他因為詞章修養甚高，而被任命為太常掌故一職，負責保存朝廷文書典籍，研究國家典章制度。朝廷派遣晁錯隨伏生學習 《尚書》。不久，因深得伏生之學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為太子所信任而號稱“智囊”，晉升為門大夫，遷博士。多次上書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張，在回答皇帝的策問中，被視為當朝第一，深得文帝賞識，加官為中大夫，掌管朝廷諫議顧問。于是他 “更所從令三十章”，這一舉動引起了諸侯國的強烈不滿。文帝雖然沒有全部聽從，但更加賞識他的才能。景帝即位以后，任為御史大夫。晁錯在如何治理國家、發展經濟、防御外敵和加強中央集權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得到景帝的采納。景帝三年 (公元前154年)，吳、楚等七國以誅晁錯為名，發動武裝叛亂，晁錯為吳相袁盎所譖，被殺，時年46歲，雖然他著有《晁錯》31篇、《晁氏新書》3篇，但均已亡佚，故其生平事跡、思想主張，僅可從《史記》與《漢書》本傳及一些佚言得知其梗概。

在如何治理國家問題上，晁錯回答文帝所提策問“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兩個問題時，認為國家之大體和通人事在于配天地，順人情。他說：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然后風調雨順、民和，“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而通人事則在于本人情，晁錯把人情歸結為四種欲望，即壽、富、安、逸。他的看法是與法家的主張基本一致的，惟一的區別在于晁錯在法家的基礎上增加了儒家的調和劑，即“取人以己，內恕及人”。這是與晁錯本身兼通法家、儒家學說有關的。

晁錯主張承認人欲而有分寸地加以適應和引導。認為為政之忌是違反人情; 如果能夠順人情，那么君主與天下的老百姓就能實現和諧，而要做到順人情，晁錯特別強調注意民眾的衣食和賞罰，并把這個視為為政之首。他在著名的《論貴粟疏》 中指出：“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勞民于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晁錯把使人們安定看成是帝王的首要之責，生養萬物。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晁錯的思想不完全是屬于法家，而是以儒術補法家之弊。

在經濟思想上，晁錯堅持重農抑末的主張，認為這是保證衣食之源的重要手段。他在《論貴粟疏》中批評了漢初重農抑商政策流于形式的口號，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不能只靠法令。因為人們的行為是受利益驅使，所以是否務農，關鍵在于是否有利可圖，如果沒有利益可圖，單純的行政命令是無濟于事的。根據當時的情況，晁錯提出了貴粟的主張。他建議實行以粟贖罪和輸粟為官，粟貴而趨農，國家貯備了大量的糧食，既可以備荒，又可以備戰。

從晁錯在經濟問題上的思想認識和主張來看，盡管他認識到了人們的經濟觀取決于利，并且針對當時的情況，指出驅民于農在于貴粟，但是，他這些主張的出發點完全是取決于政治需要的，并不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問題。他所提出的用粟贖罪、買官作為貴粟的措施辦法，從根本上說，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相反，只會招致政治上的更加腐敗和社會經濟的無序。

他從法家的思想和主張出發，認為法律不是使民懾服和畏懼，置民于死地，而是“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針對當時所奉行的重罰傾向，晁錯指出，行賞不是妄予和表示恩惠，而是為了 “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 與此相應，行罰決不可肆意示威，而應該是“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

晁錯認為統治者必須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只有這樣才能防止重蹈覆轍。為此，晁錯深刻地分析和總結了秦王朝的成敗得失和漢初政治的偏頗。他認為秦王朝的失敗在于“任不肖而信讒賊”，從而造成奢侈無度、妄賞罰、輕人命及奸吏侵奪的局面。進而分析說： 要防止秦朝的局面重演，根本在于除其亂法。他認為漢初政治的偏頗，最根本之點在于君主奉行黃老之術，即推行所謂無為而治。他在《賢良對策》 中直言批評漢文帝 “未之躬親，而待群臣” 的做法，結果造成國政不順，“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

再次，針對當時侯國日益與中央分權的情況，晁錯繼賈誼之后，重申削藩的必要性和嚴正性。他在《削藩策》 中講，藩王與王權的決斗是不可避免的，所謂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 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不削藩，“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從后來的實際情況來，充分證明晁錯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表明他與賈誼一樣，具有一定的政治遠見。

在防止外患方面，由于當時對中原王朝的威脅力量仍然是從秦以來就形成的匈奴，所以，晁錯的觀點也局限在對待匈奴問題上。他批評秦王朝在匈奴問題上是知攻而不知守，而西漢王朝卻走向另一個極端——知守而不知攻。認為這兩種政策都不足以解決匈奴的入侵和騷擾。他在分析比較匈奴與漢王朝的優劣長短之后，指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是“以蠻夷攻蠻夷”、徙民實邊和選擇良將守邊。

晁錯作為漢代著名的政論家，法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與傳統法家的思想有著明顯的不同，表現出以法家為主，儒法合流的特征。在一定意義上，他可以說是推動傳統思想發生變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他在思想史上有著不可低估的地位，其政治思想和經濟問題上的建議則更是影響了當時和后來，特別是漢王朝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