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雖然嚴厲懲貪，但不可能杜絕貪官的滋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以至他尸骨未寒，便揭發出和珅這樣地位最高、財額最大的貪污犯。

清統治者入關以后，長期養尊處優，使他們的寄生性大大加深。即使用巨額“養廉”也難以填滿他們日益加深的欲壑。于是，他們便比康、雍時期更加鋌而走險，以攫取更多的不義之財。

天下承平日久，官權長專，無論滿漢官員，不僅腐化日深，揮霍日巨，而且久居官場，得以進一步互通聲氣，互為依恃，互為聯結。這樣，就使乾隆嚴厲的法制不能認真實行，因而不僅貪風不斷，甚至在某些時候還會貪風更熾、贓額更巨，貪官更多更大。

這種客觀社會現實確實為乾隆皇帝懲貪制造了比他前輩更多的困難。但乾隆皇帝本人也有不足。

一為用人不當。乾隆皇帝雖然認識到督撫為吏目之綱，懲貪懲到督撫一級高官，但他卻未發現綱上有綱，對和珅這個天字第一號的最高級貪官，不僅沒作一絲觸動，相反還三次差他父子查辦貪案。乾隆時期大案要案都發生在和珅專權以后，這與和珅不無關系。御史曹錫寶在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 奏劾和珅家人劉全兒，竟受到革職留用的處分。

二為執法不堅。乾隆皇帝與其它幾位前輩比，執法較嚴。但他畢竟是個封建帝王，執法時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時隨意改動成法。山東全省財政虧空一案，歷任上司免于降革; 富勒渾侵貪被逮后，竟獲 “恩釋”; 盛柱多次因貪污案件而被革職、解任，最后仍擢為內務府大臣，晉升承恩侯，任為工部尚書。真正受到嚴懲的，還是中、下級官吏。到了晚年，此弊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