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山人物簡歷簡介,歐陽山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歐陽山是被稱為“左聯”時期涌現出來的優秀作家之一;但是他的文學創作活動，卻遠在大革命時期就相當活躍，顯露出卓越的才華了。他的作品一貫以強烈的創作個性和鮮明的地方色彩，以及在文藝大眾化方面的嘗試，表現出獨特的藝術風格。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歐陽山又在一條嶄新的道路上堅持為工農兵群眾創作，成為我國現代和當代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
人生旅途的飄泊者
歐陽山原名楊鳳岐，又名楊儀，1908年12月11日出生在湖北古城荊州(今江陵縣)的一個不知名姓的貧民家庭里。生身父母由于家境過于窮苦，幾個月后把他賣給一戶姓楊的人家。楊家是廣東人，沒有孩子，把他當親生兒子撫養，起了個乳名叫“烊”。 “烊”與楊姓同音，是取意把他熔化過來的意思。
歐陽山的養父楊鶴儔是個小職員，曾在小機關里做出納，然而常常失業，賦閑在家，生活也很窘迫。但他對自己的際遇并不甘心屈服，抱著“確信自己遲早必會發財”的幻想，決心要到各地去闖闖運氣。于是他走鄭州，上北京，去西安，下鎮江，闖上海，四處擇地謀生，最后回到廣州。一家人也就這樣隨著他飄泊了大半個中國。可是他并沒有在廣州居住多久， 當發財的美夢破滅以后，就獨自跑到上海去了。他在上海城隍廟賣字，在同鄉開的小旅館里幫閑，做賭徒和其他各種沒有名目的雜事，繼續去尋找他的“幸運”，而留下歐陽山的養母在廣州整天與疾病和藥材打交道，歐陽山也就過著乏人管教的頑童的貧困生活。這種顛沛流離的童年經歷，使歐陽山在剛剛開始認識世界的時候，便置身在一個廣闊無邊的天地里，看到無數光怪陸離的現實圖景，在幼小的心靈中儲滿了對舊社會的黑暗混亂和炎涼世態的極深印象;也使他相當廣泛地接觸和熟悉了社會下層的各種人物。除了一般的市民和勞動者以外，什么三教九流，應有盡有： “他們有北京小公寓的臥病失業者，有嫖賭詐騙的無賴漢，有紅臉孔、手執長棍的騾轎夫，有在山腳挖洞、做旅店業的老板，有畫符念咒的神巫，有在城墻上放馬的夫卒。”還有“賣青菜、咸魚、花生和其他各種粗賤東西的小販子。私娼底弟弟。學唱花旦的年輕戲子。木料鋪、米店、酒肆底學徒。以斗蟋蟀和斗畫眉鳥為生的回教徒。 說書講古，賣蟹，變戲法，賣假藥，玩蛇等的流浪漢，被戰場咬傷了吐出來的退職兵和衣裳襤褸精神頹喪的老警察。我聽得更多了，很不費力地能夠分辨出他們底嗜好，罵人的習慣，被不同的人使用的各異的鄙語……大家共同地高興，共同地憤怒，一道玩笑，一道打架，我自己的姿態逐漸地溶化而消失了。” (歐陽山《我與文學》)各色的人物，各樣的生活，各種的思想，都紛至沓來，雜陳在他的面前，大大豐富和開闊了他的視野。這對他以后的文學創作，發生了極深遠的影響。
歐陽山小時候常常愛聽養母講述各種神話和故事，即使是殘缺不全的，他也聽得津津有味，并生發出許多遐想來。可是漸漸地他不滿足了，他向往著能夠打開人類知識的大門。1915年，歐陽山停止了流浪生活，跟養母在廣州定居下來。起初舅父和養母曾商量叫他去做小販，又想讓他到當時廣州大新公司天臺游藝場的影戲院做“領位人”的小伙計，后來終于還是讓他進了一所小學讀完了初小和高小。在那幾年時間里，他憑著學來的粗淺文字知識，斷斷續續地讀了許多中外文學作品，譬如什么《封神榜》、《三國演義》和其他一百幾十種石印的神怪武俠小說。有時還讀到些鴛鴦黑幕派的小說、 《少年雜志》和童話。小學快畢業時，他又從《璣司刺虎記》開始，牛吃牡丹似地咀嚼過好幾十部“林譯叢書”。1922年9月，歐陽山考入廣東高等師范附屬師范初中，他更象發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貪婪地閱讀了大量有關心理學、哲學、文學、美學、生物學等讀物，并如饑似渴地把魯迅、葉圣陶、郭沫若、郁達夫、冰心等人的作品當作日夜捧讀的功課。在外國作家中，他則喜歡讀莫泊桑、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契訶夫、歌德、辛克萊、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大量閱讀中外文學名著，為歐陽山日后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奠定了基礎。特別是高爾基的生活經歷、創作道路、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對歐陽山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影響。
歐陽山在學校勤奮好學，見聞廣博，善于獨立思考，又聰敏過人，很快在學生中初露頭角。為了學到更多東西，他和幾個同學在學校附近租住了一間房子，幾乎把所有的課余時間都消磨在學校的圖書室里。他常常把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接觸的人物跟書本上講的內容加以比較驗證，試圖解答他對于世界和人生的種種疑惑。然而書本能夠叫他著迷，有時又令他大失所望。他感到許多書本近乎虛偽和說謊。就拿他見過和交游過的那些下層人物來說吧，他們固然窮困、卑賤、粗野，卻有高尚的人格，純潔的靈魂，見義勇為的行動，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喜愛他們。可是教科書上從來不講他們的好話，那是很不公平的。同樣，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在貧苦的生活中掙扎，那也是極不合理的。于是歐陽山就時常跟那些接近他的同學講述下層的勞苦大眾，訴說“他們底重要，他們底世界之廣大， 他們底可愛，強壯，勇敢，色調之濃厚。”與此同時，對于現實生活的痛切感受又觸發了他進行文學寫作的欲望。于是， 他便學著“用小小的故事底形式”，通過描寫自己的切身體驗， “給那些人物以較顯著的光彩。”這樣， “混合著文言、白話和廣東話”，歐陽山“用自己的語調寫了許多短的故事”，零碎地記錄了他在人生旅途中飄泊流浪時所經歷的見聞和結識的人物，并且一有機會，便把它“一篇一篇地讀給”自己的親友和同學聽，以便了解別人的反映和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上均見歐陽山《我與文學》)這許多不成熟甚至幼稚的故事，便成為歐陽山從事文學創作之前所做的最早練習。
步入文學創作的大門
1924年8月，歐陽山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初中二年級學生，便開始了文學創作的生涯。那時，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精神，曾經給予他十分積極的影響，那種反對封建專制，提倡民主與科學，要求個性解放，主張婚姻自由，爭取男女平等的主張，以及鼓吹文學革命等等，使歐陽山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他原先尋求解答的對于現實人生的許多問題，他渴望追求的新思想新認識，一下子都在這里得到相當的滿足。于是他用凡鳥做筆名，開始在銷行全國的上海出版的《學生雜志》上正式發表文章。
歐陽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篇短論，題目叫《白話文與新文學》。文章正確指出了新舊文學的界限，最根本的區別在于作品思想內容的性質，因此必須警惕那些利用白話文的形式去販賣舊思想、舊文學的罪惡勾當。接著，他又在該雜志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那一夜》，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和罪惡，歌頌青年的反抗斗爭精神，反映出五四青年追求個性解放和改革現實社會的強烈愿望。小說的主人公密斯李是一個熱心從事婦女運動的女學生，她決心為反對丑惡勢力、爭取婦女的光明前途而努力奮斗。但是她的父親卻封建意識濃厚、思想頑固保守而又秉性急躁粗暴，他誤以為女兒有見不得人的男女私情，不由分說硬是把她逐出家門。可憐的姑娘不久便在外面染病死去。小說借“我”和y君的談話對舊社會虐殺無辜提出了沉痛的控訴，可是又深感舊勢力壓迫的沉重和改革社會的困難，不知道光明的出路在哪里;作品涂抹著相當濃厚的感傷和悲觀的色彩，反映出作者在開始探索人生和社會問題時的苦悶和彷徨的思想情緒。
第一篇小說發表以后，極大地增強了歐陽山搞文學的興趣。但是他也深感自己的幼稚和不足，因而求知欲更加強烈。1925年夏天他到了北京，準備投考北京大學，并渴望得到魯迅先生的教導。可是他在香港印刷廠做刻字工匠的養父突然失業，斷了經濟來源，他只好折回廣州。這時正值大革命高潮，歐陽山就一邊繼續念高中，一邊參加省港大罷工的革命活動，到韶關、新會等地去做喚醒群眾的宣傳工作，幫助香港罷工工人組織夜校，辦識字班，上政治課。后來他離開學校，到當時正在準備北伐的國民革命軍中擔任政治工作，先后做過中尉、上尉宣傳科員和少校編纂股長等職。1926年春天，他邀約趙慕鴻、馮慕韓等十幾位同學和朋友，組織了“廣州文學會” ， 主編《廣州文學》周刊。因為廣州原先的其他文學刊物那時幾乎都停刊了，所以這份《廣州文學》雖然很小，但在當時的廣州來說，就算是唯一的文學刊物了。這時歐陽山才十八歲，不僅顯露了文學的才華，而且表現了組織的才干;適逢郭沫若來到中山大學擔任文學院長，他對這份刊物也給予肯定和鼓勵。他還幫助歐陽山進了中山大學預科二年級當旁聽生。不久，郭沫若參加北伐離開中大，歐陽山對旁聽的功課失去興趣，半年以后便專門搞他的文學活動和寫作小說去了。
歐陽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殘了》，是用羅西的筆名在《廣州文學》周刊上開始發表的，次年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作品通過描述一個戀愛故事，用象征主義手法說明主人公的青春和愛情，就象曾經盛開的美麗玫瑰一樣，但在黑暗的生活環境里，再鮮艷的花朵也會隨著時光的流逝，無情地凋謝了。接著作者還在香港出版了詩集《墳歌》、詩與小說集《仙宮》等作品。這些作品和《玫瑰殘了》一樣，都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過去那個動蕩黑暗的社會的罪惡，訴說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憂郁與苦悶，以及他們要求個性解放和對革命的幻想，表現了作者對下層人民的同情和對丑惡現實的憤恨。在藝術上，往往愛用第一人稱手法，加強抒情氣氛的描寫，造成一種情景交融的境界，呈現出浪漫主義的色彩。
然而歐陽山這時對文學上的許多問題，還是弄不清楚的，他的文藝思想和藝術傾向也是比較混雜的。最初他受郭沫若和創造社的影響，相信“為藝術而藝術”的見解，稍后又受魯迅和文學研究會以及語絲社的影響，贊成“為人生的藝術”的主張。但是這兩種影響又不是“完全分割開來的，而是混合在一起經常有反復的”，甚至“有時兩種藝術觀在自己腦子里互相攪纏和斗爭”，無法分解。 “因此，我有時喜歡寫追求個性解放，自我表現的東西，有時也客觀地寫些反映社會上貧苦人民的生活和命運的作品，當然這種描寫也只能是站在同情他們的悲慘命運的立場上去寫，這種作品，只是對舊社會的一種憤怒的控訴，一種不平則鳴的吶喊，但如何改變這種貧窮的生活，出路何在，我是看不清楚的，也是指不出來的。”(歐陽山《光明的探索》)
1927年1月，魯迅先生來到中山大學擔任文學系教授兼教務主任，這使歐陽山感到極大的振奮和鼓舞，他很快就前去向魯迅請教。這時盡管歐陽山已經不到中山大學注冊旁聽了，但魯迅先生每次講課他都一定去聽，并且深受教育與啟發。在魯迅的鼓勵和支持下，歐陽山等人決定把“廣州文學會”擴大為“南中國文學會”，以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聯合更多的文學青年。在3月14日召開的“南中國文學會”成立座談會上，魯迅應邀出席指導，幫助他們認識文學與革命的關系、革命文學的意義和作用等一系列問題，勉勵他們要多接觸社會上的各種人物，要多寫東西，多讀有益的書，并贊成和支持他們辦《南中國文學》雜志。一個月以后，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四一五”大屠殺， “南中國文學會”雖然被迫停止了活動，籌辦中的雜志也跟著流產了，但魯迅對歐陽山等人的影響卻是不可磨滅的。七月下旬，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籠罩下，魯迅先生利用市教育局舉辦的夏期學術講演會，發表了題為《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的關系》的著名講演，用借古諷今的辦法影射當時的政治環境，極其巧妙地抨擊了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歐陽山為這個講演作了出色的記錄，并盡量保持了魯迅講演時的語氣和神態，后來交魯迅修改發表。魯迅在廣州的日子，歐陽山經常直接受到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教導，得益是異常豐厚的。
探索光明的足跡
1927年國民黨發動廣州“四一五”大屠殺后， 接著又殘酷地鎮壓了廣州起義，造成了兩次白色恐怖。歐陽山感到在廣州非但不能搞革命活動，甚至連搞文學創作也不成了。這時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已經在上海出版，便于1928年初去到上海。但他一時寫不出稿子，在上海無法生活，只得轉到南京借住在叔叔家里。為了生活，他一邊拚命寫作，一邊把稿子寄到上海的書店求售，不久便回到上海。在這兩年左右的時間，他一連出版了六、七部小說，并開始在魯迅主編的《奔流》等刊物上發表作品，從此成為職業小說家。
這期間，以創造社為中心在上海發起了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歐陽山也受到它的影響。但他還沒有學習馬列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又不了解，因此他的認識還是很模糊的。他在這時期的主要作品，如長篇小說《桃君的情人》、《蓮蓉月》、 《你去吧》、 《愛之奔流》、 《蜜絲紅》以及短篇小說集《再會吧黑貓》等等，基本上與他在廣州早期的作品一脈相承，大多數仍然以青年男女的婚姻戀愛為題材，反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以及要求個性解放的愿望。其中雖然也不乏以廣州大革命前后的生活為背景的作品，或描寫主人公最終擺脫愛情的糾葛和苦悶，表示要投奔到革命的工作中去;或者由于環境所迫，忍痛離別戀人，到上海去流浪，作者都試圖探索他們走向光明的道路，但這種帶著當時流行的所謂“革命加戀愛”的故事，與現實生活有著較大的距離，并表現出相當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和某些自然主義藝術傾向。
從1930年到1931年間，歐陽山先后轉到南京拔提書店和上海正午書局當編輯，并主編正午書局出版的《每月小說》。這時，由于連年軍閥混戰，生靈涂炭，百業蕭條，出版界也受到嚴重摧殘。歐陽山不但為個人的前途和文學的出路感到困惑，而且從戰亂的無數血淋淋的事實中，開始認識到國民黨叛變革命和投靠帝國主義的本質，深為民族的危難和國家的前途擔憂，進一步啟發了他對中國革命出路問題的思索。這時他在南京結識了張天翼、胡風以及南京中央大學革命學生韓起等人，他們便常在一起談論中國的出路和革命前途。為了探求革命真理，歐陽山開始閱讀當時公開出版的資本論等馬列主義著作，研讀有關介紹蘇聯社會情況和文學的書籍，如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普列汗諾夫的《藝術論》等專著，還按期買來美國共產黨出版的英文機關報《新群眾》以及其他英文小冊子，從中學習革命的知識。不久他們又自費辦了一個叫《幼稚》的周刊，取名英文“青年”的音譯，由歐陽山主編。他們通過這個刊物刊登自己的作品和評論，發表對中國文藝的見解，并傳播一些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觀點。他們還經常到玄武湖畔的北極閣上，秦淮河中的游艇里，談論革命的道理，抒發個人的抱負，描繪各自的理想。他們熱烈探索光明的前途，無限向往美好的未來，但是又不知道光明在何方，尋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僅僅是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和文學的圈子里做一種光明的探索而已。”(歐陽山《光明的探索》)
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和探索，歐陽山的思想認識有了提高，開始傾向無產階級革命，他的作品也有了明顯的進步。這時他一方面把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敘寫成好些散文作品，也融匯到一部分詩歌和短篇小說中去，如短篇小說集《流浪人的筆跡》、《鐘手》、 《光明》、 《人生底路及其他》，詩與散文集《雜碎集》以及散文集《世界走得這樣慢》等，除了其中收錄少數以前的創作外，很多是以歐陽山自己的生活經歷為題材，有的就是作家的自我寫照。這些作品描述了作家過去那些坎坷的旅程和苦難的遭遇，也記錄了下層人民的不幸和他們可貴的品質，反映出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的追求和苦悶，以及對光明未來的執著和向往。同時，歐陽山又寫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和贊頌下層人民美好心靈的作品。短篇小說《兩個沒有靈魂的人》(收在《流浪人的筆跡》中)，描寫兩個被人輕視的叫化子，偶然得到了一點意外的款子，他們原先準備拿去自己使用，后來卻用來幫助一個窮困而生病的婦人。可是當他們枉死了的時候，鄰人不但不替他們悲哀，倒說他們是“沒有靈魂的人”。作家對黑暗的社會和不公平的世道提出了沉痛的控訴。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歐陽山還寫了反映工人斗爭的中篇小說《竹尺和鐵錘》。作品描寫貧苦女工阿菊在紡織工會的幫助和教育下，逐漸提高了覺悟，領導了布廠的罷工運動，挫敗了廠主的陰謀。雖然她被捕入獄，但斗爭終于取得勝利。作品盡管人物形象不夠鮮明，描寫也較粗疏，復雜的生活被處理得簡單化了，但是作家已經有意識地開拓了自己的創作題材，把筆鋒轉到直接揭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表現出工人為自身的生存所進行的抗爭上來，說明了團結的力量，在當時具有頗為進步的社會意義，標志著歐陽山的創作題材和創作思想都開始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為勞苦大眾而寫作
1931年11月，歐陽山在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直接推動下，回到廣州開展革命文學活動。他先在大德、中華等電影院擔任編輯，不久與龔明、趙慕鴻、草明、梁植濤(易鞏)等人于次年9月秘密組織了“廣州普羅作家同盟”，對外的公開名稱則叫“廣州文藝社”和后來的“大家新聞社”;除出版刊物外，還組織和參加許多秘密集會、學校讀書會，與當時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文藝運動密切結合。同時為了動員全廣州作者推進南中國文學運動，歐陽山又代表“廣州文藝社”聯合許多進步的文藝社團和學校讀書會，共同成立了公開的“廣州作者俱樂部”，后來又參加“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并負責這一組織的領導工作，把南中國的革命文化活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歐陽山以“廣州文藝社”為核心，主編出版了《廣州文藝》周刊。歐陽山的筆名就是從這時候開始使用的。他利用該刊積極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并開展粵語方言文學運動，創作通俗易懂、啟發群眾覺悟的大眾文藝，努力為工人、農民、店員、市民和學生服務。因此， “廣州文藝社”的活動，逐漸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當周刊在1933年上半年出版到二十多期時，便被國民黨當局下令禁止發行。但由于他們的社團和出版物都沒有一個固定的地址，所以他們不久又改名出版《新地》，以及用“大家新聞社”的名義出版《大家新聞》，但也都先后遭到查禁，國民黨警察局并下令通緝和追捕歐陽山等人。不過歐陽山當時就在反動派的眼皮底下活動，反動軍警也無法把他抓到。后來歐陽山在革命同志和群眾的掩護下，于1933年8月同草明秘密離開廣州到達上海。敵人失去追捕的主要目標，便施展陰謀，設下圈套，在海員工人罷工運動中誘捕和槍殺了龔明，梁植濤也被長期投進了監獄。此后歐陽山在上海使用的筆名龍貢公、明長照、龍韻、亦拱、易鞏、張招以及梁戈白、梁韻松等，都是由龔明(原名龔長照)和梁植濤的名字引申出來的，用以表示對革命同志的敬意和懷念。又因龔明原是梁植濤在南海中學的老師，因此歐陽山在1938年通過郭沫若設法營救梁植濤出獄后，還把“易鞏”這個筆名送給梁植濤，易鞏同志(現任廣東《作品》副主編)就一直把這個筆名沿用了下來。
《廣州文藝》以提倡粵語方言文學為旗幟，是在左聯文藝大眾化運動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在《廣州文藝》的創刊號上，歐陽山用類似社論的形式，直截了當地“正式提議用廣州話開始創作各種文藝作品”，并“請廣州作者全體動員”，來討論這一切有關“文藝大眾化”的問題(羅西《請廣州作者全體動員》)。接著龔明(筆名宋屏)、趙慕鴻等人也發表重要論文，詳細闡述“倡議‘粵語文藝運動’的動機，是因為廣東一般民眾對于國語文藝不能鑒嘗，不能創作，……使新文藝有效地大眾化，我們必須先將形式表現的文字和粵語成為言文一致。”(宋屏《復興廣東文化》， 《廣州文藝》第五期)也就是“為的使文學在廣東大眾化，所以要提倡粵語文學。”(慕鴻《粵語文學底根據和目的》， 《廣州文藝》第五期)自然，他們對于文藝大眾化的理解還不深，主要停留在用方言創作來實踐大眾化的認識上，如說“我們一致認為文藝工作大眾化的問題最先而且最主要的是語言的問題——文學用語的問題。”(歐陽山《我寫大眾小說的經過》)對提倡粵語文學從理論到創作也還有許多困難問題一時無法解決，但他們希冀有更多的工農群眾能讀得懂自己的作品，決心抱著“不怕錯誤，錯了再改”的精神，毫不遲疑地把粵語文學運動熱烈地開展起來。他們嘗試創作了一系列用廣州話寫作的革命大眾文藝。其中較早的就有歐陽山的短篇小說《跛老鼠》、《懶理》和詩歌《唔算出奇》(筆名吉星)以及署名草明原作、羅西粵譯的短篇小說《蘇妹點樣殺死佢嘅大老》等等;此外，還出版了歐陽山用胡依依筆名寫的《單眼虎》等粵語中篇小說，也都是頗有影響的。在這些作品中，歐陽山的眼光已經從知識分子的憂郁哀愁，從某些個人遭遇的不幸，轉到面向廣闊的社會，著重描寫工人群眾的痛苦生活和憤怒抗爭，揭露社會的黑暗和腐敗，抨擊反動當局的兇殘和罪惡，喚醒群眾團結起來，為改變自己的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而斗爭，具有相當積極的教育意義。同時，這些作品又注意吸收和采用群眾熟悉的廣東民間文學形式，并盡量運用群眾的日常生活口語，努力做到通俗、淺顯、易懂地宣傳革命的道理;作品雖然比較粗糙，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比較真切地表現出廣東的風土人情和地方色彩。這樣， 《廣州文藝》除了早期幾篇文章外，其余所有文字和作品，都是用廣州話寫成的。這些作品受到工人、店員、市民和學生群眾的歡迎，并且廣泛地傳播到工廠、商店、學校、農村和香港、澳門、南洋以及舊金山等地，發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在魯迅先生的旗幟下
1933年8月，歐陽山到達上海后即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在“左聯”小說研究委員會工作，并擔任“文總”宣傳部長，又與楊騷合編《作品》月刊。從此，歐陽山不但受到黨的領導和教育，而且得到魯迅的直接幫助和指導，在魯迅先生的旗幟下積極為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貢獻力量。
歐陽山參加“左聯”后的創作，無論思想水平和藝術造詣都有很大的提高。他除了在報刊上發表大量的小說、速寫、散文以外，還出版了七、八部中、短篇小說集，把他的筆鋒伸向復雜的社會生活深處，寫出了時代的苦難和動蕩不安，表現人民群眾對反動統治者的抵抗斗爭，比較集中地顯示出歐陽山的創作個性和藝術特點。
首先，歐陽山的作品始終以描寫廣東人民的生活和斗爭為題材，勾勒出廣東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面貌。僅以結集的作品而論，就有表現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紀念沙基慘案的短篇集《七年忌》，也有控訴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廣州人民的中篇小說《鬼巢》;有反映勞苦大眾凄慘生活和頑強掙扎的小說集《生底煩擾》、 《夢一樣的自由》和《失敗的失敗者》;更有描寫廣東水災造成遍地澤國、農民流離失所的慘狀的中篇小說《崩決》;此外，還有抒寫封建專制和舊習俗對人們的摧殘和迫害的中短篇集《青年男女》等等。這些作品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現實性和戰斗性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雖然當時處在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之下，某些作品(如《鬼巢》)不能不采用一些隱晦曲折的形式，但總的說，革命現實主義的傾向有了進一步的加強。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35年歐陽山給魯迅主編的秘密刊物《木屑文叢》寫了短篇小說《心的俘虜》，描寫國民黨士兵被紅軍游擊隊俘虜后，逐步改造成為新人的過程，在當時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品。
其次，歐陽山的作品注重刻畫下層人民的高尚品質和頑強的生活意志，反映勞苦群眾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七年忌》和《崩決》是作者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七年忌》記述七年前的1925年6月23日，廣州酸枝花梨工會青年木工倪大德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沙基慘案中壯烈犧牲的情景，以后他的同伴工友就象兒子一樣對待他的母親倪三太，并于每年的忌日都陪送老人到工會一起祭奠犧牲的難友;雖然在第七個忌日那位革命工友失蹤了，工會也被查封了，但烈士的母親始終記掛著國家抵抗外敵的大事，相信那些熱血澎湃的工人還會回來。這個集子的其他短篇，也都表現了工農大眾在生活的重壓下備受洋人、資本家和財主的欺凌以及他們的痛苦掙扎和憤怒的抗爭。《崩決》寫的是三十年代廣東西江大水造成的一次特大水災的慘狀：洪水吞沒了整個維化村，周圍近百里也都成了澤國，有錢的人早已逃進城里了，只剩下窮苦無告的農民與無情的水患、饑餓、疾病搏斗。他們起初還期望官府的賑濟，結果落空，只好流離他鄉。然而地主、商人和鄉團武裝卻處處攔阻他們，女人被搶走了，男人被打死了，最后他們被迫聯合其他災民，冒死沖向平流鎮，奪來糧食和槍枝，成為三水、高明、肇慶、云浮等縣聞名的一支農民武裝隊伍。作品較為深廣地展現了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的黑暗和腐敗圖景，并把勞苦大眾求生的愿望引導到對現實壓迫進行殊死的斗爭上，無疑是對舊社會的一種革命性的行動。《崩決》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國文學創作的重要收獲。
第三，在藝術上，歐陽山的作品不是以情節取勝，而是以人物刻畫見長。他的小說大多是以一幅幅生活畫面串聯起來構成的，其中也不乏曲折的情節(如《崩決》、 《鬼巢》)，動人的故事(如《青年男女》)，但作家的著眼點在于刻畫各種人物的鮮明性格。他往往截取許多有典型意義的生活片斷，把人物放在幾個不同的場景上去描繪，顯示出形象的獨特個性，甚至連周圍的景物也賦予性格化。因此歐陽山作品里眾多的人物顯得真實、生動和多采。不過，生活斷面的各個場景之間的聯系，有時不夠自然緊湊，使得結構稍嫌松散，甚至有時造成情節之間的過分跳躍，加之語言句式比較“歐化”，也給人帶來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
關于歐陽山作品語言“歐化”的問題，曾經有人執此一端，對他的小說加以指責，這是不恰當的。但歐陽山當時對“歐化”問題的認識也有偏頗。他承認他作品里的“文字是相當歐化了的”，但其原因是“要補救中國文字底空疏浮泛，以及在運用上的科學性底缺乏，文法上的顛倒簡陋。”(以上均見歐陽山《“生底煩擾”序》)因此他不僅認為“文學用語歐化有必要”(龍貢公《文學用語歐化有必要》)，而且進而強調“與其恭維新文藝作品已經過于歐化，還不如責備他們還歐化得不夠。”(歐陽山《我寫大眾小說的經過》)這就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作品獲得更廣泛的流傳。
這一時期，歐陽山還和方之中合編《夜鶯》，與周而復合編《人民文學》，與張天翼合編《現實文學》，與丘東平合編《小說家》等等。歐陽山除了辦刊物、搞創作外，還積極參加當時的文藝斗爭。1934年汪懋祖秉承國民黨右派的意旨妄圖復活古文，歐陽山多次撰文給予嚴厲批判;1936年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歐陽山則用龍貢公等筆名著文，擁護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主張。后來為了搞好“兩個口號”論爭雙方作家的團結，歐陽山還利用他主編的《小說家》邀請雙方有關作家舉行多次座談會，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歐陽山為喪失這位偉大的導師無限悲痛。在魯迅的治喪活動中，歐陽山協助做了許多組織工作，還和巴金等人抬著魯迅的靈柩入葬，在出殯隊伍中他掌執“魯迅先生喪儀”的巨幅橫額，走在最前面。這些都寄托著他對魯迅的深情厚意。十多年來，歐陽山一直得到魯迅的親切教導和熱情幫助，他們之間有著深厚的師友情誼和密切的交往。魯迅給歐陽山寫過二十多封信，其中有兩封還是魯迅在病重期間，于1936年3月18日和8月25日寫的。魯迅在這兩封感人肺腑的回信中，熱情地關心歐陽山及其家屬的健康，赤誠地談了自己的工作態度，并言傳身教，以“中國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勉勵歐陽山多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正是魯迅這種徹底革命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思想作風，使歐陽山幾十年來一直銘感在心，始終堅定不移地沿著魯迅先生的道路前進。
反映人民抗戰的意志
1937年抗戰爆發后，歐陽山于9月間回到廣州，被舉為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長，并先后擔任廣州《光榮》半月刊主編， 《新戰線》周刊編委，廣州《救亡日報》戰地記者，長沙、沅陵《抗戰日報》編輯等職務，輾轉于廣州、韶關、長沙、沅陵等地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文化活動。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歐陽山經過數月的長途跋涉，穿越湘桂黔等省，于次年到達重慶。歐陽山在抗戰文藝工作中，榮幸地得到周恩來同志的教誨與培養，于1940年7月由沙汀和吳奚如介紹，光榮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歐陽山對抗戰開始抱著滿腔的熱情，認為這將是使我們民族和國家走向新生的轉機。他迅速參加了全國抗日總動員，并自覺地擔負起用文學組織和教育工農大眾的神圣使命。他清楚地認識到人民大眾必將成為抗戰的主要力量和新生活的主人。因此，只有“以英勇的戰士底新姿態出現在東亞戰場上的武裝工農大眾”，才是中國人民抗戰的堅強意志的體現者(歐陽山《抗戰的意志》)。于是，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的炮聲中，他和丘東平、邵子南、草明、于逢等五位作家集體創作了中篇小說《給予者》。作品就是以這次上海抗戰為題材，描寫工人出身的抗日戰士黃伯祥的故事，他不但屢次帶傷作戰，英勇殺敵，而且為了消滅當時入侵虹口的敵寇，忍痛炮轟了自己原來的家園，犧牲了自己的妻室兒女。作品塑造了一個以自己的生命保衛祖國而什么也沒有收受的“給予者”的英雄形象，表達了中國人民抗戰不可動搖的決心，并深刻地指出，只有“給予者”的獻身精神，才能保證全國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茅盾當時熱情地撰文向讀者推薦這部小說，贊許它塑造的典型人物雖然“沒有英雄的逼人的光焰，然而他就是抗戰意志的化身。”(茅盾《給予者》)在抗戰初期， 《給予者》激發了中國人民奮起抗擊侵略者的愛國熱情，無疑是獲得了成功的。
仿照著黃伯祥抗戰的意志，此后歐陽山用自己全部的作品去集中反映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英勇行動。《一個廣州人的迷惑》動人地記述了失業汽車司機幾經周折終于獲準入伍開赴前線抗敵的經過;《好鄰居》熱情地贊揚了窮苦工人葉祥把他僅有的財物全部虔誠地貢獻給了抗日的募捐運動;《愁城》描寫了韶關皮鞋工場的工人準備用手中的勞動工具隨時回擊進犯的敵寇的決心;《扯旗樹》則表現了中國抗日士兵維護祖國尊嚴、從容就義的崇高愛國精神……其他如《皺眉的射手》、《世代冤仇》、《洪照》、《人心》、《農民底智慧》以及劇本《我們八百個》、三幕劇《敵人》等等，都從不同角度暴露了日本侵略軍的血腥罪行，歌頌了人民大眾的覺醒以及他們同仇敵愾、保家衛國的動人事跡，對鼓舞人們抗戰救國的熱情起了積極的作用。
長篇小說《戰果》是歐陽山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它通過一個農村孩子在抗戰中轉變和成長的過程，反映了農民所受的沉重壓迫和抗日的強烈要求。小說描寫廣東一個偏僻山村的貧農孩子丁泰，他的父親、叔叔和哥哥都為抗戰當過兵，叔叔被打跛了一條腿，哥哥也在前線陣亡了，父親又失了業，丁泰則被人斷定為沒有價值和希望的賤種。一天，鄉長和團丁搜刮了一個流浪漢的大筆錢財，槍殺了流浪漢，又逼死了他的妻子;丁泰準備控告他們，反而被誣侵吞了流浪漢的錢財， 慘遭毒打。他被迫做過扒手，又協助過抗日宣傳隊做救亡工作，后來他流落到廣州做擦皮鞋的小工，把所有的工錢和“義賣獻金”所得全部獻給抗日運動。這時敵機空襲廣州，丁泰以自己弱小的身軀抵擋敵人掃射的子彈，掩護了在軍服廠做工的流浪漢的母親，用壯烈的行動證明自己短促的生命因抗戰而獲得了充分的價值。小說真切地反映了勞苦大眾的覺醒和力量，說明抗戰給他們帶來的變化和新生，同時也揭示了他們的抗戰力量并沒有受到重視和發動，作家對他們的遭遇和命運表示了深厚的同情和熱切的關心。雖然《戰果》也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樣，對當時抗戰的形勢的估計過于樂觀，對國民黨政府中部分人的投降賣國路線還缺乏足夠的認識，但對抗戰中的消極力量和黑暗面仍然是有所揭露和批判的。不過有些地方寫得較為晦澀，語言仍然存在著“歐化”難懂的傾向。
令人高興的是，在當時文藝工作者再次提出文藝大眾化和開展民族形式問題論爭的影響下，歐陽山也積極提倡和創作抗戰的大眾小說。他說， “第一，我們的抗戰需要這類的作品”去“發動民眾，鼓動士兵”; “第二，人民大眾底文化水準并不比七年前高出多少，他們依然不能直接閱讀教人認識生活的新文藝作品，但他們需要認識生活比過去的任何時候更為迫切”;第三，為了扭轉文壇上“說話的人多而做事的人少”的壞風氣，自己要切實做點“大家都主張應該做的事”(歐陽山《我寫大眾小說的經過》)。于是他用最淺近的白話文先后創作了《三水兩農夫》、 《揚旗手》、 《英烈傳》、《爸爸打仗去了》、 《長子》、 《第二家庭》、 《香港菠蘿》以及《流血紀念章》等十多篇反映中國人民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作品。歐陽山的這一努力，不但擴大了抗戰文藝的影響，而且為他后來的創作走向民族化和大眾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表現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
1941年皖南事變后，周恩來同志安排歐陽山等人從重慶轉移到了延安。歐陽山先是擔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接著又擔任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置身在完全嶄新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深感需要加緊學習馬列主義，并“以學習的心得，對現實細心觀察，對每一個生活現象研究又研究”，才能進入創作的過程(歐陽山《馬列主義和文藝創作》)。他開始嘗試寫作了人物特寫《馬革同志》，記述一個革命干部的成長。
1942年2月，歐陽山調進中共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 5月即參加了毛澤東同志親自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和偉大的整風運動。從此，歐陽山的生活與創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過去漫長的歲月中，由于他還不能以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來觀察和分析工農大眾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在思想內容上還不能真正為工農大眾所理解;同時他那種“歐化”的語言、結構和表現手法，又使他的作品在形式上不能普遍為工農兵所接受。雖然他也曾積極提倡和努力創作過大眾化和通俗化作品，但也因當時處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受到諸多的限制和壓迫，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他在思想上真正明確了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這樣兩個根本的問題，同時對文藝思想和文藝創作的一系列原則問題，也進一步獲得了新的認識。他決心遵照黨的指示，投身到新的生活中去，描寫新的世界，表現新的人物，努力創作出新的作品來。
1944年夏，歐陽山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邊區合作社模范工作者會議，采寫了一篇人物速寫《活在新社會里》，記述一個會紡織的老大娘翻山越嶺，不辭勞苦地去教別人紡織的故事。這位老人在舊社會里連個姓名也沒有，大半輩子受罪、討飯，幾乎餓死。邊區政府救活了她，在勞動生產中再次煥發了青春，不但當了一個合作社的紡織組長，而且還用她的全部力量幫助邊區發展經濟，成為新社會的真正主人。文章短小精悍，語言通俗生動，筆法簡潔流利，寫出了新舊社會兩重天的鮮明對比。作品刊登在6月30日的延安《解放日報》副刊上，毛主席當晚讀后，第二天清晨就給歐陽山寫去賀信，要為他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對他的作品給予了熱情的鼓勵;還特別邀請他在慶祝黨的生日那天，到主席住處作客細談(見《毛澤東同志給丁玲、歐陽山的信(1944年7月1日)》)。毛主席的親切教誨，使歐陽山又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鼓舞，更加堅定了他反映工農大眾的火熱斗爭生活，走新的創作道路的決心。
一個月以后，歐陽山離開中央黨校，到當時邊區樹立的模范集體——延安縣柳林子村南區合作社安家落戶，擔任合作社的秘書和助理會計。他生活在群眾當中，替他們寫字算帳，破除迷信，講解政策和革命道理，幫助開路條，做雜工，提建議，出主意，搞評比，鬧改革等等，什么工作都干;他又虛心向群眾請教，老鄉們也都高興接近他，給他擺心事，找他商量解決問題。他還收集了許多在群眾中的諺語、傳說，為農民群眾在勞動斗爭中表現出來的勇敢和智慧所感動。這樣，他認識的老鄉多了，朋友也多了，對翻身農民越來越熟悉了，生活積累日益豐富了，思想感情也逐漸起了變化：他愛上了他們，常常為他們的成就高興，也為他們的挫折而難過。這時，他象敞開了寬廣的胸懷，盡情地吸收那從未得到過的豐富養料，他的淋漓大筆通向了生活的源泉。他一方面用短篇小說和速寫、特寫的形式，先后寫出《黑女兒和他的牛》、 《成功的竅》、《人山人海》以及《柳林隨筆》等作品，歌頌那些他在生活中親切感受過的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迅速反映當時的現實和斗爭;另方面，于1946年寫成了我國第一部反映解放區農民干部艱苦地從事經濟建設和反對教條主義、官僚主義斗爭的著名長篇小說《高干大》。
《高干大》描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一個農村辦供銷合作社的故事。作品中的任家溝供銷社，由于社主任任常有脫離群眾，思想僵化，造成經濟虧損，幾乎面臨絕境。副主任兼推銷員高生亮(高大干)與任常有的教條主義和包辦代替的作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依靠群眾的力量，進行大膽創造，把合作社經濟推到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增辦了紡織廠、運輸隊、醫藥社和信用社等等，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綜合性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動生產、繁榮經濟和改善農民生活的作用。小說真實地反映了解放區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具體面貌，并在文學作品中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合作經濟發展中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嚴重斗爭。作品對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揭露和批判，對黨的實事求是精神、群眾路線的肯定和贊揚，不但對當時的邊區具有重要的現實教育意義，而且對以后的革命和建設也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作用。
《高干大》成功地塑造了我國農村財貿戰線上第一代優秀干部高干大的形象。高干大是1934年土地革命時期貧農出身的老黨員，有著淳樸戇直的性格，對黨和革命一片赤誠;為了要改變邊區貧窮落后的面貌，他舍身忘我地工作。不但關心群眾利益，傾聽群眾的意見，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而且具有高度原則性，勇敢地同危害革命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以及封建迷信勢力作斗爭，切實地把合作社辦好，深得群眾的擁護。但他又不是個理想化的英雄，而只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在群眾經濟工作中成長起來的先進人物。他“大半個是共產黨員了，小半個仍然是農民”，可貴的是他在斗爭中不斷克服了自己身上的缺點，如農民的狹隘意識，對鬼神還不能徹底否定，性情比較粗暴等，逐漸成長為人民的好干部。作品真實地表現了人物性格，從而創造出一個概括了深刻時代內容和具有鮮明個性特點的典型形象。它較之當時解放區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顯得更加深刻和豐滿，有力地反映了解放區新人的成長。
《高干大》在藝術上學習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表現手法，并加以創造發展。作品的結構嚴謹，故事性很強，并以人物為中心安排情節，使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線索分明，首尾連貫;故事層層展開，斗爭步步深入，一環緊扣一環，順理成章地推向高潮，達到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人物也由少到繁，都具有自身的行動特點，既聯結故事，又個性鮮明，活靈活現。作品的語言更是樸實生動，明快流暢，與描寫的環境、人物、性格顯得和諧一致;同時還注意吸收了陜北農民豐富的口語，形象性強，使作品更加增添了地方色彩。
《高干大》的創作，不僅是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實踐《講話》的一個重要成果，而且也是歐陽山創作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標志著作者在民族化和大眾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巨大的一步。小說出版后受到熱烈的歡迎，在群眾中廣為流傳;1948年華北地區還把它列為區級干部的讀物;全國先后出版過十多個版本，解放后還翻譯成俄、英、匈、捷、日等國文字介紹到國外。《高干大》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部有影響的重要作品。
1947年3月，由于蔣介石軍隊進攻延安，歐陽山隨西北局機關轉戰陜北，隨后調到晉冀魯豫邊區參加土改，次年擔任華北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以及華北文藝協會常務理事，《華北文藝》主編，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彩筆描繪時代的風云
新中國成立后，歐陽山即調回廣州工作，一直擔任省、市的宣傳和文化部門的領導，以及歷屆省文聯主席和作協主席。1979年以來，歐陽山又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協副主席;此外，歐陽山還擔任了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重要職務，積極從事繁多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活動，努力為黨和人民繼續作出貢獻。
在做好各項黨政工作和參加社會活動的同時，歐陽山堅持深入生活和文藝創作。他曾多次到南海、新會、海南島等地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幫助基層工作，因而，思想境界更為開闊，生活積累更為豐富，使他能夠創作出一批優秀作品。這里有描寫海南島人民革命斗爭歷史的中篇小說《英雄三生》，有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光明前景的中篇小說《前途似錦》，也有記敘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州起義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特寫《紅花岡畔》;而短篇小說《鄉下奇人》和《在軟席臥車里》，則突出地批判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頌揚了我黨一貫提倡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這些作品，在刻畫真實鮮明的人物性格的基礎上，切中時弊地提出現實中尖銳的問題，不但在當時有著重要意義，今天讀來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
長篇巨著《一代風流》，是歐陽山建國后的主要創作成果。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時，作者就開始醞釀構思這部小說，直到1957年才動手寫作。全書共分五卷：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已分別于1959年和1962年出版， 第三卷《柳暗花明》的前五章也曾于1964年第一季度的《羊城晚報》上連載;可惜已經寫好待發的《柳暗花明》的其余全部書稿以及第四卷《圣地》的一部分手稿，共五十五章五十多萬字的作品，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遺失。1979年作家又以頑強的毅力開始重寫，第三卷《柳暗花明》和第四卷《圣地》終于在1981年和1983年先后寫成出版。而后，作家又克服視力模糊等困難，用口授錄音方法完成第五卷的創作，定名為《萬年春》，于1985年3月出版。
《一代風流》主要以現代廣州地區的人民生活和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通過主人公周炳這個打鐵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半生經歷，反映從1919年到1949年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壯麗的革命斗爭生活，希圖用三十年間敵我力量消長的過程，說明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作品主要圍繞三個家庭錯綜復雜的關系和矛盾變化，生動地描繪出這一歷史時期的激烈而復雜的階級斗爭，藝術地概括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光輝歷程，讓讀者看到當時具體而又色彩斑斕的時代風貌。特別是開頭兩卷的《三家巷》和《苦斗》，填補了我國文學反映二、三十年代南方革命斗爭這一空白，有著突破性的貢獻。同時，作品較好地塑造了周炳這樣一個精神世界極為復雜的藝術形象。他從小做過工，受過欺凌、剝削和壓迫，但他又是知識分子，并且和地主、資產階級的親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他踏上革命征途的過程是曲折而艱巨的，經過幾十年奮斗，才鍛煉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堅強戰士，成為一代風流的代表人物。他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有缺點的人，然而又是一個真實的人。這樣一個從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概括出來的典型人物，在建國以來的文學中是獨特的和富于創造性的形象。至于其他的反面人物，大多塑造得栩栩如生，活龍活現。作品在藝術表現上，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優秀傳統，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和個人風格。故事生動曲折 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緊湊自然;人物描寫鮮明細膩，傳神逼真，不概念化;語言簡潔明快，富有情趣，方言諺語的提煉和運用也恰到好處;而在民俗風尚、世態人情的描繪方面，也力求細微真切，維妙維肖。作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氣息與時代風貌緊密相連，交相輝映，使小說在精雕細琢中充分顯出民族的氣派。這些，都標志著作家藝術探求和藝術風格臻于成熟。
《一代風流》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點，主要是在概括時代風貌和歷史斗爭形勢的深度上，以及在表現革命氣氛的強度上，不夠深刻有力;描寫共產黨人和革命力量的筆力也較薄弱，使某些形象缺乏光彩。此外，在刻畫周炳形象時，也過多地渲染了他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緒，而對他積極向上的一面，則描寫得比較空洞和缺乏生氣。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力量。
《一代風流》出版第一、二卷后，曾在全國引起廣泛的討論。這本來是對一部有影響的作品進行全面評價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但是后來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一度出現某些上綱上線、不切實際的批評。十年動亂時，“四人幫”及其御用工具則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橫蠻地將歐陽山及其作品，包括《一代風流》已出版的頭兩卷，一概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粉碎“四人幫”后，歐陽山及其作品獲得了解放。關于《一代風流》的創作實踐以及圍繞它展開的討論，涉及到當代文學創作、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許多重大問題，進一步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仍將是十分有益的。
歐陽山的文學創作生涯，已經度過了六十個革命的春秋。他總共創作和翻譯了長、中、短篇小說集以及詩歌、戲劇、散文四十多部，另外還有不少散見于報刊的作品和文章，估計不少于九百萬字，為我國的革命和文學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現在，七十八歲高齡的歐陽山仍然精神矍鑠，正在撰寫有關回憶錄，并著手整理過去的創作，即將出版一本《歐陽山自選集》和十大本的《歐陽山文集》，把他六十多年來主要的文學創作成果，比較完整地呈獻給讀者。
注釋
附錄一 歐陽山主要著作目錄:
《玫瑰殘了》(長篇小說,署名羅西),1927年上海光華書局版。
《墳歌》(詩集,署名羅西),1927年香港受匡書店版。
《仙宮》(詩與短篇小說集,署名羅西),1927年香港受匡書店版。
《桃君的情人》(長篇小說,署名羅西),1928年上海光華書局版。
《蓮蓉月》(長篇小說,署名羅西),1928年上海現代書局版。
《你去吧》(長篇小說,署名羅西),1928年上海光華書局版。
《愛之奔流》(長篇小說,署名羅西),1929年上海光華書局版。
《蜜絲紅》(長篇小說,署名羅西),1929年上海光華書局版。
《再會吧黑貓》(短篇小說集,署名羅西),1929年上海北新書局版。
《流浪人的筆跡》(短篇小說集,收七篇,署名羅西),1930年上海光華書局版。
《鐘手》(短篇小說集,收六篇,署名羅西),1930年南京拔提書店版。
《雜碎集》(詩與散文集,署名羅西),1930年南京拔提書店版。
《光明》(短篇小說集,署名羅西),1930年南京書店版。
《人生底路及其他》(短篇小說集,署名羅西),1931年上海正午書局版。
《竹尺和鐵錘》(中篇小說,署名羅西),1931年上海正午書局版。
《世界走得這樣慢》(散文集,署名羅西),1931年上海正午書局版。
《單眼虎》(粵語中篇小說,署名胡依依),1933年香港書店版。(據歐陽山同志對筆者說,“香港書店”是假托的名稱,實為“廣州文藝社”出版)
《七年忌》(短篇小說集,收八篇小說),1935年上海生活書店版。
《青年男女》(中短篇小說集),1936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版。
《崩決》(中篇小說),1936年6月上海生活書店版。
《生底煩擾》(短篇小說集,收十一篇小說),1936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鬼巢》(中篇小說),1936年11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版。
《夢一樣的自由》(短篇小說集),1936年上海天馬書店版。
《失敗的失敗者》(短篇小說集,收九篇小說),1937年9月上海潮鋒社版。
《我們八百個》(劇本),1937年11月抗戰文藝出版社版。
《給予者》(中篇小說,歐陽山、丘東平、草明、邵子南、于逢集體創作,丘東平執筆),1938年讀書生活出版社版。
《流血紀念章》(短篇小說集,收十一篇抗戰大眾小說),1941年10月華中圖書公司版。
《戰果》(長篇小說),1942年重慶生活書店版,1942年桂林學藝出版社版。
《高干大》(長篇小說),1947年華北新華書店版。
《英雄三生》(中篇小說),1955年4月作家出版社初版。
《前途似錦》(中篇小說),1955年3月華南人民出版社初版。
《紅花崗畔》(中篇歷史速寫),1957年12月10日至1958年1月1日
《羊城晚報》連載,1959年2月工人出版社出版。
《三家巷》(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第一卷),1959年9月廣東人民出版社、1960年1月作家出版社。
《苦斗》(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第二卷),1962年12月廣東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同時出版。
《柳暗花明》(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第三卷),1981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同時出版。
《圣地》(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第四卷),1983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同時出版。
《萬年春》(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第五卷),1985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同時出版。
附錄二 歐陽山研究資料簡目:
秋明(胡風)《〈七年忌〉讀后》,載《文學季刊》1935年2卷3期,后收入胡風《文藝筆談》,1936年上海生活書店; 1951年泥土社。
茅盾《給予者》,載《文學陣地》1938年創刊號,收入《茅盾文集》第9卷。
石濱《〈扯旗樹〉與〈洪照〉——歐陽山底創造方法的檢討》,載《現代文藝》1940年1卷3期。
趙樹理《介紹一本好小說〈高干大〉》,載《人民日報》1948年10月7日,后收入《趙樹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趙仲邑《高干大》,載《光明日報》1949年12月10日。
雪峰《歐陽山的〈高干大〉》,載《小說》月刊1950年3卷4期。
竹可羽《評歐陽山的〈高干大〉》,載《新華月報》1950年1卷3期后收入《論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杜埃《〈高干大〉》的藝術成就》,載《作品》1962年11期。
中南七院校《中國現代文學史》(下)第四編第五章、第五節《柳青、歐陽山、草明的長篇小說》,長江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
吳錫河、林炳銓《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歐陽山專集》,福建師范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
孫國偉《談談高干大的形象塑造》,《新文學論叢》1982年第1期。
謝望新《歐陽山及其創作斷論》,載《新文學論叢》1983年第3期。
于逢《讀〈前途似錦〉》,載《長江文藝》1956年2月號。
劉金《一篇好小說——讀歐陽山的新作〈鄉下奇人〉》,載《山東文學》1961年4期。
黃偉宗《題材·諷刺·風趣——兼談歐陽山的短篇小說》,載《羊城晚報》1962年4月12日。
昭彥《革命春秋的序曲——喜讀〈三家巷〉》,載《文藝報》1960年2期。
易征、張綽《談談〈三家巷〉》,上海文藝出版社《文學作品分析小叢書》(3)1961年11月版。
莊犁、黃葵《〈苦斗〉的藝術特色》,載《羊城晚報》1963年2月21日。
《〈三家巷〉、〈苦斗〉及其討論》,北京大學《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7月版。
李天平《也談周炳》,載《韶關師專學報》1980年1期,《作品》1981年6期轉載。
譚方明《在精雕細琢中顯出氣派——淺介歐陽山的新作〈柳暗花明〉》,載《南方日報》1981年12月18日。
黃偉宗《形象的真實性與傾向性——評歐陽山的〈柳暗花明〉,兼論革命現實主義》,載《新文學論叢》1982年第4期。
李天平《普通人中的先進典型——評〈柳暗花明〉中的周炳》,載《作品》198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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