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人物簡歷簡介,殷夫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殷夫，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前驅者，是優秀的革命詩人。在那腥風血雨的年代里，他以高昂激越的紅色鼓動詩，鼓舞人們為自由解放而戰斗，成為革命詩派的代表。他是詩人，但不是一般的詩人。他作為詩人，首先是一個革命者，在他身上體現了英雄品格與詩歌藝術的完美結合。他的詩不是普通的詩，而是用鮮血譜成的戰斗的歌，詩人的個人抒情完全表達了時代的革命精神，是“屬于別一世界”的詩。十五歲，他就參加革命，天真、單純，那么專一地把革命作為自己的生命;二十一歲，他便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的一生是那么短促卻又那么光輝。殷夫自己說過： “我的生命，和許多這時代中的知識者一樣，是一個矛盾和交戰的過程，啼，笑，悲，樂，興奮，幻滅……一串正負的情感，劃成我生命的曲線;這曲線在我詩歌中，顯得十分明耀。”(《“孩兒塔”上的剝蝕的題記》)讓我們沿著他用詩歌描畫出來的生命曲線，了解他的生活道路和創作歷程吧。
一、青春最初的蓓蕾
1910年6月11日，殷夫誕生于浙江省象山縣大徐村。他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兄弟四人以芝、蘭、松、柏順序命名，殷夫因之取名徐柏庭，親戚朋友們親熱地呼他為阿白(“柏”的偕音)，所以他又別名徐白。筆名除殷夫外，還有白莽、任夫、徐文雄、徐任夫、徐殷夫、沙洛、莎菲、Ivan等。
殷夫在大徐村度過童年。這是浙東海濱的一個小村莊，村后是峰巒疊翠的珠山，村前是撒滿黃花的田野，明澈的楓溪繞村而過。這里的自然風光，正如殷夫所描繪的那樣：“山也清，水也秀，鱗波遍吻小葉舟”。美麗的山村景色，陶冶著詩人的心靈，并給他留下飽含詩情的回憶。
殷夫的童年生活，深受父母親的熏陶。父親徐孔甫(又名孔父)，是個鄉村知識分子。他熟讀四書五經，喜愛唐詩宋詞，頗有才學，但未能登上仕途，郁郁不得志。便自學中醫中藥知識，騎著騾子，走鄉串戶，為老百姓治病，成了一個為群眾尊敬的、救貧扶弱的鄉村醫生。殷夫的母親也是一個勤勞善良的婦女，她不但對子女非常慈愛，也常常樂于幫助周圍貧苦的鄉鄰親友。殷夫十二歲，父親就去世了，母親獨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她除了承擔繁重的家務，還得親自下田勞動，含辛茹苦，忍辱負重，深得殷夫的敬愛。父母親正直善良的品格以及樂于為別人解除疾苦而犧牲自己的精神，成為殷夫一生為人的楷模。后來，他寫過好幾首詩獻給母親，贊頌她是“東方的瑪利亞”，是“偉大的愛情與慰安的中心”。他滿懷深情地寫道： “她是我最大的愛者，我的熱情都從她產生”。
殷夫的父親眼看自己的抱負不能施展，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對子女的教育極其重視。殷夫還只三、四歲時，就受到父親的啟蒙教育，每天要認幾個字。到了五歲，父親就要他背誦唐詩和神童詩，從而啟發了他對文學的愛好。童年的學習對殷夫的成長有深遠的影響，他讀高小時，曾把四句神童詩書贈給同班同學： “自少多才學，平時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立下了以筆作刀的志向。當他成為一個詩人的時候，對自己的童年生活曾作過這樣的憶念：
檐下，我記得，/讀倦了唐詩，/抱膝閑暇，/浮想著天涯，海洋，/飛越而去，幻想，/渙散了現實的塵網。
(《我還在異鄉》)
古代優秀的詩詞使詩人陶醉，激發起無限的遐想。殷夫童年，在父親的培育下所形成的文學興趣和修養，成為他以后走上詩歌創作之路的起點。
1920年秋，剛滿十歲的殷夫就離開家鄉大徐村，來到象山縣府所在地丹城鎮，進入象山縣立高等小學校讀書，學名徐祖華。這所學校的前身叫丹山書院，歷史悠久，校址設在象山腳下。象山以其山形如象而得名，相傳梁陶弘景(貞白)在此煉丹，山頂有丹灶，山下有丹亭、丹井，故象山又名丹山，山下的城鎮即名為丹城鎮。殷夫在縣立高小讀書，常常去丹亭復習功課，登臨山頂眺望祖國大好河山。當時， 正值五四運動的浪潮波及象山，縣立高小成了象山宣傳新思潮的中心，在賀剛峰(該校學生，后曾任地下黨杭州地委書記，1926年遭軍閥孫傳芳殺害)等人的領導下，成立起象山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積極參加愛國反帝斗爭。教殷夫的語文教師，也是一個熱情的愛國者，上課常常激動地背誦起秋瑾的《寶刀歌》、文天祥的《正氣歌》，課外帶領學生瞻仰張蒼水、戚繼光等民族英雄的遺跡，殷夫由此而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這位語文老師還向殷夫等人介紹“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組織學生搞創作及文藝演出。殷夫是個積極的參加者，他開始創作新詩，并在畢業典禮上與同學一起演新劇，受到老師、同學及親友的贊揚。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激蕩中，少年殷夫顯露出文藝的才華。
1923年7月，殷夫考入上海民立中學。上海是新文學創作最繁榮的城市，大量的新作在此出版、發行。殷夫如饑似渴地閱讀，新詩、新小說一本接一本，特別是冰心的小詩，湖畔詩社的愛情詩簡直使他入迷，這些作品還直接影響著殷夫自己的詩作。現在我們從《孩兒塔》里讀到的《放腳時代的足印》，是殷夫1924到1925年間的作品，正是他開始學步時留下的足跡。新詩的創作在當時雖然已經蔚成風氣，但仍保留著剛從舊詩體中解放出來的痕跡，新詩還處于放腳的時代，殷夫個人的創作更屬起步階段，因此， 《放腳時代的足印》中八首短詩，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深受流行的“小詩”的影響。如：
我有一個希望，/戴著詩意的花圈，/美麗又莊樸，/在靈府的首座。
小詩抒發少年殷夫的理想和希望，含蓄、雋永，恰似冰心創導的“春水體”。他寫的愛情詩，也有著濃厚的湖畔詩派的氣息，如：
我初見你時，/我戰栗著，/我初接你吻時，/我戰栗著，/如今
我們永別了，/我也戰栗著。
我們從中仿佛窺見到一對剛從封建禮教束縛下掙脫出來的青年的心，初戀時的羞澀，熱戀中的矜持，產生愛情悲劇以后的痛苦。詩歌表現了“五四”時期青年們從產生希望到陷入失望的普遍心情，打著鮮明的時代印記。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殷夫雖然天真爛漫，但并沒有陶醉在稚氣的幻想之中，時代的風暴、周圍的環境，象無言的老師，默默地向他指點。在潛移默化中，殷夫感受到現實生活的艱難，對現實的黑暗有一定的認識，這是他比一般同齡人高出一籌的地方。他曾經寫過這樣一首小詩：
泥濘的道路上，/困騾一步一步的走去。/它低著它的頭。
短短的詩句描繪出一幅生活的畫面，這是殷夫童年時代經常見到的景象：父親騎騾出外行醫，騾子在泥濘的道上艱難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這首小詩似乎是寫實，然而卻寓意深長，含有象征意義，以困騾的形象來象征在艱苦歲月里掙扎著前進的人們，通過現實生活的某一剎那的直感，寄寓一定的人生哲理。這首詩一方面反射出“五四”哲理小詩的特點，另一方面正表現了少年殷夫對人生的體驗，黑暗的現實已在他稚嫩的心田上投下了陰影，他看到了生活的艱難、想到了斗爭的必要，他的思想已超越那單純的、稚氣的少年時代。《放腳時代的足印》作為殷夫詩歌創作的起步，真實地反映了他學步的足跡。殷夫曾把他的少年時代稱之為“青春最初的蓓蕾”， “平凡一生的序曲”，他吸吮著時代的雨露，飽滿的蓓蕾將綻放出鮮紅的花朵，緊接著序曲，即將演奏起英雄的樂章。
二、 “生命!生命!清晨! ”
1925年，殷夫在上海目睹了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的暴行使他怒不可遏，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又使他深受鼓舞。 “五卅”的浪潮很快地波及到全國各地。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此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將這次運動擴大到各階層人民中去，結成各階層人民反帝聯合戰線。殷夫響應時代的召喚，返回寧波象山一帶，推動家鄉人民的愛國反帝斗爭。他在寧波參加了革命文藝團體“新蚶社”，這是一個以旅居寧波的象山青年為主組成的社團，也有一部分在上海讀書的象山青年加入。因為象山縣城又名“蚶城”，故該社取名“新蚶”，含有改造象山，使之新生的意思。 “新蚶社”發起人許福瑩是殷夫象山縣立高小時的同學，當時已是共產黨員，后來據他回憶，殷夫曾在“新蚶社”辦的《新蚶刊》上發表過詩，可惜此刊現已散佚。1925年的《時事公報》上曾報導：“新蚶社”同人“對于滬上慘案極為憤激，嘗壘電各界堅持到底”。 “旅甬滬各社員”也紛紛回到象山， “出發至鄉間各市鎮宣傳募捐，頗得良好成績”。殷夫在《意識的旋律》這首詩中，曾經描述過宣傳“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景：
南京路的槍聲，/把血的影跡傳聞，/把幾千年的塔門打開，/久睡的眼兒自外探窺，/在群眾中羞怯露面，/拋露出仇恨，隘狹語箭!/實際!實際!第三實際!/“科學!”旋律迫至中央C。
五卅運動的革命實踐，使年僅十五歲的殷夫很快成熟起來，從一個富有幻想的少年，迅速成長為從事實際斗爭的青年，這是他生活道路上一次重大的突進。他結合著實際運動認真學習革命理論，閱讀《中國青年》、《向導》等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報刊，并與黨的組織建立了聯系。1926年7月，殷夫越級考入上海浦東中學高中三年級，此時，革命形勢如火如荼，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上海工人階級建立了武裝組織，黨的力量迅速發展壯大，殷夫也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開始了他生命的新航程。
1927年4月上旬，四一二政變的前幾天， 殷夫見到了在蔣介石總司令部當參謀處長的大哥徐培根。大哥告訴他“時局要變”，并提出警告，不準他再參加革命活動。還只有十七歲的殷夫聽到這個消息，突然被驚呆了，他從沒有經過革命斗爭的嚴峻考驗，面臨著這樣嚴重的局面，眼前仿佛出現了一幅流血的慘圖，內心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他對這段思想斗爭曾作過描述： “我顫戰著，動搖著走回去，一路上有兩個情感交戰著：我們的劫難是不可免的了，退后呢?前進呢?這老實說，真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舊的階級根性，完全支配了我，把我整個的思維，感覺系統，都攪得象瀑下的溪流似的紊亂，糾纏，莫衷一是。”后來，他向組織作了匯報，同志們的熱情和堅定使他重新鼓起勇氣，組織上要他進一步探明情況，他再去詢問大哥時，大哥已跟著總司令部撤離上海了。第二天，上海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產黨人遭逮捕被殺害，殷夫也被關進了牢獄。在死亡威脅面前，殷夫戰勝了內心的怯懦和動搖，他變得更加堅強。階級斗爭的血的現實，教育了他，他說： “我在這徹悟的境地中，死絕對不能使我戰栗，我在皮鞭扭扼我皮肉的當兒，我心中才第一次開始倔強地罵人了”。“從小就是羞怯的，從來沒罵過人”的殷夫被敵人的殘暴激怒了。他懷著強烈的愛和憎在監獄里寫下第一首長詩《在死神未到之前》，作為寄給朋友們的一封長信。作者以憤怒的火焰照出了敵人的卑劣，畫出了叛徒的丑態，而對朋友和母親則表示了深深的懷念。長詩用濃烈的抒情筆調，敘述了他被告密、遭逮捕以及在監獄里的種種遭遇，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堅強意志和豪邁氣概。長詩既反映了年輕革命者的赤膽忠心，抱有為革命犧牲的決心，具有大無畏的精神，也流露出小資產階級浪漫蒂克的情緒，夾雜著一些過分輕生的稚氣。從這首詩中，我們看到抒情主人公是一個尚未成熟的革命者，他以自己全部的感情擁抱革命，但對革命還缺乏理性的把握。總的來說，全詩的基調是健康的樂觀的，具有激動人心的鼓舞力量。這首詩長達五百十二行，在當時的詩壇上，也可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長敘事詩。全詩雖然以敘事為主線，然而每一行詩句都噴發著強烈的情感，詩人善于將敘事與抒情緊緊地交織在一起，達到有機的結合。詩歌在情感的表達上，具有直抒胸臆的特點，沒有詩的含蓄、朦朧，但有詩的激昂、振奮，它不是如泣如訴的短笛，而是宏亮的進軍號角。1928年初，殷夫將這首長詩投寄給創刊不久的《太陽月刊》編輯部，阿英(錢杏邨)接讀這束詩稿， “立刻被這些詩篇激動了，是那樣充滿著熱烈的革命感情。還很快的，以非常驚喜的心情，告訴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魯迅忌日憶殷夫》)。《太陽月刊》迅速刊登了這首長詩，并在《編后記》中特別加以推薦：這首詩“出于一個十七歲被捕以后的革命青年之手，在我們覺得是最值得紀念的”。
殷夫被關了三個月。大哥徐培根將他保釋出來并予以“軟禁”。不久，徐培根要出國，就將殷夫送進同濟大學，企圖利用德國人的力量嚴加管束，并以優裕的生活條件誘使殷夫離開艱苦的革命斗爭。殷夫對大哥的保護和撫養，站在兄弟的立場上，是感激的。因為父親早死，長兄為父， 當時殷夫還只有十七歲，他不得不承受大哥的照顧。但是， 當他一想到大哥要讓他“參加剝削機械的一部門”，他就“不禁要憤怒”。他知道：德國人辦的同濟大學的貴族生涯，會成為他“事業的威嚇”，他就毅然決然的脫離了同濟大學，回到了象山家鄉。家鄉的山水依然雄偉而美麗，但對于被迫離開革命隊伍的殷夫來說，卻好象是改變了顏色：
山是故意地雄偉，/水是故意地漪漣，/……/景物是譏嘲的含著諂媚，/人們是勉強地堆著笑臉，/因為我，/只是，只是， /只是丑惡地在人間徘徊。
詩人將自然景物人格化，借以反襯內心的痛苦。他屈居山水之間，但不能忘懷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不久，便潛回上海，希望能重新接上組織關系， 《醒》等作品就表現了焦灼和期待的心情。他在上海閑著無事，便借用徐文雄的中學畢業文憑考入同濟大學附屬德文補習科讀書，半年以后就能閱讀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經典著作，并敏銳地指出《文化批判》上引用馬克思著作的錯譯。后來，他得知《太陽月刊》由共產黨人主編，就寫信和他們聯系，終于見到了阿英等同志，他們談得很多，談過去被捕坐牢的情況，談現在學校的環境，談他與哥哥的矛盾，談他的寫作生活和文學活動。總之，他象遇到了親人一樣，無話不說，非常興奮。由于重新和組織建立了聯系，回到了革命洪流中，心情振奮，詩歌的基調也轉為樂觀和高昂。正象他在《清晨》中所寫的那樣：
清晨灑遍大地。/陽光喲，鮮和的朝陽， /在血液中燃燒著憧憬的火輪，/生命!生命!清晨!/玫瑰般的飛躍，/紅玉樣的旋進，/行，行，進向羽光之宮，/突進高歌的旋韻。
這首詩用急速的旋律，表現了詩人投身革命時的激越情感。全詩所有的意象，如朝陽、血液、玫瑰、紅玉等都顯現出火焰一樣的緋紅色彩，暖色的調子，熱烈、昂揚。詩人正處于生命的清晨階段，在這革命風雷激蕩的日子里，殷夫以一個剛踏上征途的青年人的熱情，投身在革命的浪潮之中，他充滿著幻想和希望，歡呼著“生命!生命!清晨!”希望能夠“進向羽光之宮”。但革命的道路是艱難的，年輕的詩人將遇到更多的考驗，還要走一段曲折的路程。
三、 “歸來喲!我的熱情”
1928年秋季，殷夫第二次被捕入獄。當時他的大哥已在國外，由大嫂出面將他保釋出來，出獄后就送回家鄉象山居住，他又一次被隔斷了與革命隊伍的聯系。
殷夫回到象山以后，大部分時間住在城北西寺。由于他的母親拜西寺(即等慈禪寺)的住持和尚明耀為師，帶發修行，殷夫常陪伴在母親身邊。殷夫的父親過早去世，母親撫養兒女歷盡生活艱辛，目睹世態的炎涼，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希求在宗教信仰中獲得安慰與解脫。殷夫深深了解母親內心的痛苦，對她的處境非常同情，在獻給母親的詩中寫道：
你生于幾千年來高樓的地窖，/你長得如永不見日的蒼悴地草，默靜的光陰逝去，/你合三重十字架同倒。
殷夫自己的內心世界也陷入了“矛盾和交戰”之中。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的時候，他曾燃燒著青春的火焰投身于革命，他對革命過分天真、樂觀，滿以為“光明，解放，就在前面候等”。突如其來的“四一二”政變使革命遭到夭折，這對帶著小資產階級浪漫蒂克幻想的殷夫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我全身起了寒戰，/我似乎想痛哭一陣;
(《在死神未到之前》)
接著，又因為“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使上海的革命運動一再遭到挫折，黨的地下組織不斷受到破壞，殷夫也連續兩次被捕入獄，這些接踵而來的打擊，更使缺乏斗爭經驗的年青詩人陷入迷惘之中。因此，這一階段所寫的詩，就流露著淡淡的哀愁，有一種悲哀幻滅之感，這是革命低潮的形勢投在殷夫心靈上的陰影，是風云變幻的時代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的反映。這種感情在不少青年身上都有表現，曾經是相當普遍的心理現象。殷夫的可貴之處，是他并沒有被這種幻滅感所征服。他在絕望中追求著希望，在黑暗里探索著光明。雖然處于革命低潮的階段，但他仍然相信地火在運行，總有一天會重新燃燒起來，他在《地心》中寫道：
我微覺地心在顫戰，/于慈大寬厚的母親身中， /我枕著將爆的火山，/火山的口將噴射鮮火深紅。
殷夫的又一可貴之處，是不隱瞞自己思想的陰暗面，他直率的將自己的感情和看法表達出來，而且加以解剖，進行內心的交戰，不斷克服思想上的偏頗。寫于西寺的不少詩，情調是比較低沉的，但也有反映內心矛盾，包含著自我鼓勵，情調奮發向上的詩。他經常在內心開展搏斗，總想振作起來，要把冷卻的心火重新點燃，他在《歸來》一詩中，對自己發出這樣的呼喚：
歸來喲!我的熱情，/在我胸中燃焚，/青春的狂悖吧!/革命的赤忱吧!/我，我都無限饑饉!/歸來喲!我的熱情，/回復我已過的生命：——/盡日是工作與興奮，/每夜是紅花的夢影!/回歸喲!來占我空心!
1928年在象山的殷夫，正處于幻滅與追求的內心交戰之中，他的詩作標出了生命的這一曲線。
在這段時間里，殷夫還在愛情問題上經受了一次波折，引起了內心又一場“矛盾和交戰”，并給我們留下了一批感情真摯熱烈的愛情詩。
早在1926年夏，他的二姐徐素云就給他介紹了一個名叫盛淑真的女友。當時，盛淑真與徐素云同在杭州浙江省立女子蠶桑講習所讀書。殷夫與盛淑真彼此通信了解，建立了感情。殷夫替盛淑真修改文章，推薦發表，還給她取了個筆名叫“黛芬”。1928年秋，盛淑真應徐素云之邀來到象山縣立女子完全小學校任教，不久，殷夫也回到了家鄉，與盛淑真會面。殷夫熱烈地愛上了盛淑真，稱她為“東方的Beatrice”。從殷夫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常到象山的一些風景區游玩談心，他們同登峰巒疊翠的珠山，游酣于綠蔭之下;他們并坐在西寺的高橋，凝視長松輝映著夕陽;他們徜徉在黃沙十里的爵溪，一塊兒共作游戲。這純潔的初戀，使他們都陶醉在幸福之中。但是，殷夫的母親，由于誤信了一些流言，加上迷信的舊觀念，堅決反對他們結合，對盛淑真的態度變得十分冷淡。盛淑真感到非常委曲，決定離開象山。殷夫對母親的干涉很不滿意，他曾寫了一首題為《給母親》的詩，陳述自己的看法。但他不愿太拂逆慈母的意志，因為孤獨的老人已有了太多的痛苦，殷夫害怕給她增添煩惱，只得同意淑真暫時離開。在分手的晚上，盛淑真“于慘切的燈光之下，伏枕大哭”，殷夫“亦悲不能勝”。后來，他連續寫了《別的晚上》、 《致F》(F是黛芬的“芬”字的第一個字母)、 《想》、 《給》、 《舊憶》、 《死去的情緒》等許多抒情詩，表達對盛淑真的無限思念，在《舊憶》中殷夫滿懷深情地寫道：
姑娘，純情不能死亡，/赤忱不易消散，/你今在天涯，/還在地角，還……/且由我祝禱，/愿我倆同夢珠山。
殷夫與盛淑真的戀愛中斷，一方面由于遭到母親的反對，另一方面也因為他自己陷入了革命和戀愛的矛盾之中。很多青年革命家，那時有一個共同的觀念，認為戀愛會妨礙革命，也有不少革命文藝作品以革命與戀愛的矛盾為題材。殷夫不能不受這股思潮的影響，在他的日記中也反映了“革命與愛情的矛盾”心情。殷夫固然深深地愛著盛淑真，然而他又不敢愛，甚至覺得不能愛，在《宣詞》這首詩中，體現了這種矛盾。在抒發了“純潔的愛顧之花，/舒展于我倆心的底層”的戀情以后，接著寫道：
你不看，漫漫的長夜將終了，/朝陽的旭輝在東方燃燒， /我的微光若不合著輝照，/明晨是我喪鐘狂鳴，青春散殞， /潦倒的半生歿入永終逍遙。/我不能愛你，我的姑娘!
殷夫為了使自己能以全部精力投身于革命，決定結束與盛淑真的戀愛，他后來雖然仍與盛淑真有聯系，并在革命工作中多次得到這位摯友的幫助，但一直沒有進一步發展他們的愛情關系。殷夫對革命事業永遠保持純真的熱情，獻出一顆忠貞的心，他以自己的行動，認真的精神，實踐著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格言： “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四、 “向真理的王國進禮”
1929年春，殷夫離開凄清的象山西寺，回到戰斗的黃浦江畔。由于斷絕了家庭的生活接濟，他過著極為艱苦的流浪生活， “每日趿著漏了底的破鞋，整天的東跑西走”(《流浪筆記之一》)，為找不到職業和接不上關系而焦急。在流浪中他觀察著現實人生，并把他的切身感受熔鑄成詩篇。他躑躅上海街頭，更看清了十里洋場的腐敗：
呵，此地在潰爛，/名字叫做“上海”!
(《無題的》)
他目睹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暴行，發出了憤怒的詛咒：
呵，吃人的上海市，/鐵的骨胳，白的齒， /馬路上揚著死尸的泥塵，/每顆塵屑都曾把人血吸飲。
(《夢中的龍華》)
流浪生活加深了他對黑暗社會的認識，更激起對舊勢力的憤恨，他多么希望立即投身到粉碎舊世界的斗爭中去，但他當時還沒有與組織接上關系，還游離于斗爭之外，因而感到自己軟弱無力，就難免傷感起來。他痛哭社會的黑暗，象黃浦的濤歌那樣凄慘難堪，他看到鬼狐魑魅到處爬行，脆弱的神經就亂如麻線。他在暗夜，冷風和凄雨中流浪，寫下了一些流露出苦悶和感傷情緒的詩。他感受著砭骨的寒冷，祈求著春天的微溫，“即使微溫也足使我心靈蘇醒!”(《春天的禱詞》)
春寒終于過去，他又找到了黨組織。從此，他結束了學校生活，成為一個從事地下工作的職業革命家。他又重新振作起來，在《月夜聞雞聲》中他以無比興奮的心情發出呼喚：
友人，起來，這正是時候，/月光的清輝正洗照了樓頭， /束著你閃光的剛亮的寶劍，/趁著半夜正可踏上銀河白練。
表達了詩人在暗夜中要戰取光明的決心。4月間，詩人寫出了第一組充滿了革命激情的紅色鼓動詩。在《血字》中，詩人憤怒地譴責帝國主義在五卅慘案中欠下的血債，號召人們起來斗爭： “‘五卅’喲/立起來，在南京路走!/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盡頭，/把你剛強的姿態投映到黃浦江口，/把你洪鐘般的預言震動宇宙!”在《一個紅的笑》中，詩人歌頌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力量，并預示著“勝利的光要照到時空的盡頭”。這組詩一共七首，它標志著殷夫詩歌戰斗特色的形成，作為年輕的革命家和詩人，他以詩作為戰斗的號角，鼓舞著群眾的斗爭。
1929年5月1日，一場反帝國主義的游行示威開始了，詩人親自上街去散發傳單： “我在人群中行走，/在袋子中是我的雙手，/一層層，一疊疊的紙片，/親愛地吻我指頭”。寫革命者在斗爭中的內心感受，如此細膩親切，沒有切身的體驗，產生不出這樣的詩意。長詩《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記敘了五一游行示威的過程，描繪了群眾運動的雄壯場面：“呵，響應，響應，響應，/滿街上是我們的呼聲!/我融入一個聲音的洪流，/我們是偉大的一個心靈。”詩人揭露了反動派對示威群眾的鎮壓，滿懷信心地表示： “未來的世界是我們的，/沒有劊子手斷頭臺絞得死歷史的演遞”。殷夫的敘事詩，給我們留下了工人階級英勇斗爭的一頁。
1929年夏天，殷夫在參加上海絲廠罷工斗爭中第三次被捕。他沒有讓大哥大嫂來保釋，以免再受他們的束縛。他被關了一段時間，受了幾次毒打，終于獲得了釋放。由于當時“左”傾路線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殷夫一時又找不到組織，再次過著流浪生活，他看到黨內的一些混亂情況，心情十分苦悶：“人事的不測的波浪，/終擊打著我們軟弱的羽翼，/我只有空望飛云箭歸虛寂之鄉，/失望的心兒在幽暗的夜中吞泣。”(《給林林》)在這種失望心情的支配下，詩人又寫了一些情調比較低沉的詩。好在這次流浪生活很快就結束了，不久，他就恢復了組織關系，擔任了青年反帝大同盟、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他的詩情也轉為激昂奮發，1929年底，他寫出了一組《我們的詩》，其中有《前燈》、《決議》等六首。這是他的詩歌戰斗風格的發展，在這組詩中，詩人把個人的抒情和對革命的謳歌結合在一起，把戰斗集體“我們”作為抒情的主人公，充分表達了群眾的感情和力量。
從1927年到1929年殷夫的詩歌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明晰的曲線：當他投身于戰斗，生活在革命組織中，他就充滿著朝氣和活力，詩歌的格調也顯得高昂;當他被隔斷了和革命的聯系，脫離了集體，他的思想就陷入苦悶，詩歌的情調也就低沉下去。他的喜怒哀樂無不與革命聯系在一起。他是一個與革命共同著生命的詩人。他的思想和詩藝的發展，是他不斷追求真理，不斷參加革命實踐的結果。在《小母親》中他曾這樣來敘述知識分子的成長過程：“她起初突向自我犧牲的道路時，說是理性的把握，還毋寧說是情感的突擊;只是在接近了許多人和許多事物之后，她理性的力，一天天地堅強起來。”在這里，他概括了自己的親身經驗，他是經過革命斗爭的鍛煉，受到許多同志和戰友的幫助，才成長為無產階級的戰士和詩人。
在幫助他成長的那些人中，應該特別提到魯迅。殷夫早就對魯迅十分敬仰。1929年5月，殷夫將他所譯的《彼得斐·山陀爾行狀》寄給魯迅。6月，魯迅由北京省親返回上海看到譯稿，立即決定在《奔流》上刊用，并發信向殷夫索取原文。6月24日，殷夫親自把他收藏的德文版《彼得斐詩集》送到了魯迅家里，這是熱愛裴多菲的青年詩人和同樣熱愛裴多菲的偉大作家的第一次見面。第二天上午，魯迅又親自寫信給殷夫，希望他“再譯十來篇詩，一同發表”，并把自己珍藏的兩本裴多菲的集子鄭重其事地托柔石親自送去。九天以后，即7月4日，殷夫將譯詩九首送給魯迅。當時殷夫生活極不安定，正如他在譯詩后記中所寫，是處于“窮愁病夢四騎士的困擾之中”。魯迅對殷夫十分關心，第二次見面時，立即借錢給他，幫助解決困難。此后，殷夫將自己的稿件陸續寄給魯迅，魯迅不但給予熱情的支持和幫助，而且數次送書，提供創作和翻譯的材料。對于殷夫的來稿，魯迅總盡量優先給于刊載，《奔流》停刊以后，魯迅就將他的稿子推薦到《萌芽月刊》、《巴爾底山》等刊物上發表。殷夫第三次被捕出獄，大熱天里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地去見魯迅，告訴他因參加革命工作被捕的情況，魯迅立即破例地將稿費支付給他(按規定魯迅只擔任《奔流》編輯、不負責稿費的支付)，讓他去買一件替換的衣服。魯迅和殷夫之間不僅是文學導師和青年作者的關系，也是同志和戰友的關系。魯迅以他自己崇高的人格影響著殷夫，從各個方面支持和幫助詩人健康成長。
1929年，是殷夫思想和藝術更趨成熟的一年。經過革命斗爭的鍛煉，他更堅定地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宣布要和大哥所代表的階級徹底決裂。殷夫的大哥徐培根，在反動軍隊里擔任要職，與殷夫走著完全不同的道路。由于父親過早地去世，徐培根負責照料弟弟，送他上學讀書，在殷夫被捕時又設法保釋出獄。正如殷夫在《寫給一個哥哥的回信》中所說的那樣：“你是的確做得和我父親一般地周到的，你是和薄云一般的柔軟，那么慰貼”。但是殷夫并不被哥哥的溫情所迷惑，他看清了哥哥關心他的目的是： “預備做剝削階級的工具”，因此他“不禁要反叛了”。在“四一二”政變兩周年的日子里，他寫成《別了，哥哥》一詩，要哥哥將“二十年來手足的愛和憐，二十年來的保護和撫養”，都收回去。他知道在哥哥的一方，“有的是，安逸，功業和名號”，只要聽話，就“很容易能夠獲得一切，從名號直至紙帽”。詩人向哥哥豪邁的宣布：
但你的弟弟現在饑渴，/饑渴著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榮譽，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國進禮。
年輕的殷夫，拒絕哥哥的“教導”和“培植”，鄙棄一切名利和榮祿，他認定了革命真理，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這是何等高貴的情操。作者在詩題之下注明： “算作是向一個class的告別詞吧!”class在這里譯作“階級”，所以他這首《別了，哥哥》的詩，不只是向哥哥個人告別，而是向哥哥所隸屬的階級告別。1930年3月11日，殷夫又寫了一篇題為《寫給一個哥哥的回信》的長篇文章，詳細地回顧了他與哥哥的幾次接觸。最后用斬釘截鐵的語言寫道： “我們的階級和你們的階級已沒有協調、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離愈遠，在敵人地位上愈接愈近的了”。他告別了哥哥投身到“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大隊伍中”，他覺得驕傲，因為“我的兄弟已不是什么總司令，參謀長，而是多到無窮數的世界創造者!”當他徹底和他哥哥所屬的階級決裂的時候，他感到自己已經完成了“從一個階級沖進了另一個階級的過程”。他感到無窮的快樂。
在這一年中，殷夫的創作思想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929年11月，殷夫在《Romantik的時代》一詩中宣布了創作新階段的開始：
Romantik的時代逝了，/和著他的拜倫，/他的貴婦人和夜鶯……/現在，我們要唱一只新歌，/……
接著，他又創作了《寫給一個新時代的姑娘》一詩，顯示了審美觀念的變化。詩中寫道： “姑娘，你很美麗，/但你不是玫瑰，/你也不是茉莉，/十年前的詩人，/一定要把你拋棄!”我們翻閱詩人過去寫的愛情詩，就愛用“紅色的玫瑰”、 “五旬的玫瑰”、 “流淚的茉莉”、 “帶淚的梨花”等形容姑娘的美。現在，詩人不以玫瑰茉莉型的姑娘為美，如果不是有意和早期的詩作照應，就是審美觀念變化的無意流露，詩人筆下的新時代姑娘有著新的美色：
你是一株健美的英雄樹，/把腰兒挺得筆直，/把步兒跨得輕捷，/即使在群眾的會場上，/你的聲音沒有一些羞澀。/……
在創作這些反映新的文藝思想和美學觀點的詩作時，他還把以前寫的未刊詩稿編為一集，定名為《孩兒塔》，準備付印。孩兒塔是殷夫故鄉義冢地中專供丟棄死嬰的塔。他在《“孩兒塔”上剝蝕的題記》一文中，說《孩兒塔》詩集所收的都是“陰面的果實”，他編這本詩集的目的是“想把這些病弱的骸骨送進‘孩兒塔’去”。他“埋葬病骨”是為了增加前進的勇氣，為了使自己“更向前、更健全”。這些話，如果作為對《孩兒塔》詩的估價當然是不夠客觀的。正如我們在本文中所介紹，殷夫早期詩作有著相當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但是，我們從殷夫編輯《孩兒塔》詩集這一行動中，看到了他自我決裂的勇氣。為了“向真理的王國進禮”，他給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要向著“光明的去路”前進，要唱一只新的歌。
五、 “我們要唱一只新歌”
1930年初，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革命文藝家們總結1928年以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歷史經驗，正在醞釀著新的團結和聯合。1930年1月1日，殷夫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列寧青年》上發表了《過去文化運動的缺點和今后的任務》的長篇論文，系統地總結了五四運動以來文化運動的經驗教訓，肯定了1928年以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成績，也指出了太陽社創造社的某些錯誤，并批評了無產階級文學標語口號的傾向。作者提出要將“建設革命文藝”作為文化運動的重要任務，并要求“文化運動要與實際斗爭密切結合起來”。雖然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些偏頗之處，但他所提出的文化運動的任務和方針，是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對當時正在醞釀中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的聯合， 是有推動作用的。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殷夫為發起人之一。他當時雖然擔負著極其繁重的實際革命工作任務，但仍然堅持文藝創作。他認為：革命文藝具有“偉大作用，它是訴諸情感與直覺的最有效的東西”， “是一個極有力的武器”。1930年，他在“左聯”和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上，發表了許多紅色鼓動詩。《前進吧，中國!》抒發了詩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被帝國主義掠奪日益貧弱的情況下，詩人卻以堅定的信心呼喚著：
前進吧，中國，/目前的世界——/一面大的旌旗，/歷史注定：/一個偉大的搴手;你/前進吧，中國!/……
這宏亮的聲音，鼓舞著振興中華的熱情。對祖國的愛，是殷夫詩情的源泉。由此出發，詩人對那些把我們國家拖入黑暗深淵的“帝國主義”、 “豪紳軍閥”、 “地主爺”，表示了極大的恨。他召喚人們團結起來， “我們要用血用肉用鐵斗爭到底!我們要把敵人殺得干凈。”(《五一歌》)創作于“五卅”紀念日的《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是戰斗的宣言書，詩人以擲地有聲的詩句表達了青年革命者的堅強決心：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一切——都是鋼鐵，/我們的頭腦，/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紀律!
在這首戰斗抒情詩的結尾，詩人奏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戰斗的警鐘響徹了天空，/是時候了，全世界無產青年快團結!齊聚在共產青年團的旗下，/曙光在前——/準備刺刀槍炮，襲擊!
這些如火一樣會燃起讀者戰斗熱情的詩篇，以其強大的鼓動力為特征，被稱為紅色鼓動詩，而留存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
殷夫的詩歌具有獨特的風格。魯迅在《白莽作〈孩兒塔〉序》中曾經指出，殷夫的詩“并非要和現在的一般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魯迅的這一崇高評價，揭示了殷夫詩歌的特色及其在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
在當時的詩壇上，殷夫的詩作確與一般詩人不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后，革命進入低潮階段，在詩壇上彌漫著的是一種低沉、凄婉的調子。小資產階級的詩人們，喪失了革命的熱情，彈奏著幻滅、感傷的歌。資產階級作家則打起“唯美”的旗幟，提倡寫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的純詩。可是殷夫卻在這形勢的轉折關頭，堅定地走革命的道路，唱出了新的歌。黑格爾說過： “詩的出發點就是詩人的內心和靈魂”。殷夫內心充滿了革命的感情，他的靈魂與整個革命事業融為一體，他寫詩不是為了抒發個人的哀怨，也不想進入高雅的藝術之宮。他用寶劍蘸著鮮血寫成的紅色鼓動詩，是為了表達千萬革命者的心聲。因此，他的詩，與當時詩壇上風靡一時的新月派、現代派詩完全異趣。讀他的詩，我們眼前會出現：鮮紅的血字、飄揚的戰旗、暴怒的人群、激烈的搏斗……我們耳邊會震響著鼓聲、號角、吶喊……我們會感到一股熱潮涌來，感到血液在沸騰。在他的詩中，我們感受到的是崇高的美、斗爭的美、力的美。他的詩產生在階級斗爭極其激烈的時代，他的詩是屬于代表著未來的無產階級的“世界”。
即使在無產階級這一“世界”里，在革命詩派的作者中，殷夫的詩也并非一般。他的詩是最富藝術感染力的。三十年代就登上詩壇的老詩人力揚曾經指出：殷夫“那些寫革命斗爭的詩篇，都有著豐富的形象和強烈的感情，而沒有他的同時代的詩人們在作品中常常出現的那種標語口號化的缺點。這種缺點，是因為作者缺乏豐富的現實生活的基礎，因之，在作品中形成形象的貧乏和感情的虛假，常常出現對于革命的空洞的叫喊，和一些革命術語堆積的現象。”(《讀殷夫同志的詩》)而殷夫卻是一個有著強烈的革命感情和豐富的斗爭生活體驗的人。他和他所敬仰的匈牙利詩人裴多菲一樣，既是一個歌者又是一個戰士。他并不是站在革命隊伍之外高叫著“革命”，他自己就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他的個人情感與革命事業達到了最高的融洽： “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著大群燃燒。”(《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都在詩篇里噴發出來。丁玲曾稱贊他是“詩壇的驕子”，并說： “我還沒有讀到過象他這樣充滿了階級革命感情的詩。”熟悉當時文壇情況的力揚和丁玲等老作家的評價，充分說明了殷夫在革命詩派中的突出地位。
殷夫是一個詩才橫溢的青年，他善于運用與內容相和諧的藝術形式，并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寫的愛情詩，情深意切、格調委婉：
我拈花，摘花，插襟，/你微笑、點頭，紅暈。/花上有水珠，/花下有深心。
(《青的游》)
他寫的小詩，言簡意賅，詩意含蘊：
春給我一瓣嫩綠的葉，/我反復地尋求著詩意。
(《放腳時代的足印·二》)
可是，當他為了鼓舞群眾革命情緒，為了表達具有強烈政治內容的主題時，他找到了紅色鼓動詩這一形式，形成一種旋律急速，節奏強烈，音調鏗鏘的詩歌風格。請看《意識的旋律》的末節：
最高，最強，最急的音節!/朝陽的歌曲奏著神力!/力! 力!力!大力的歌聲!/死!勝利!決戰的赤心!/朝陽!朝陽! 朝陽!/憧憬的旋律到頂點沸揚，/金光!金光! 金光!/手下生出偉大翅膀，/旋律離了鍵盤，/直上，直上天空飛翔，飛翔! 飛翔!
這種詩的表現形式，與他所寫的愛情詩、小詩的風格完全不同。它繼承“五四”時期郭沫若等自由詩的戰斗傳統，吸收了拜倫、裴多菲等國外詩人的藝術經驗，熔合為自成一格的戰斗鼓動詩。為了使他的詩作更便于朗讀和背誦，他還注意克服自由詩的散文化傾向，使詩行大體整齊并具有一定的韻律。在《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中，就有整齊、押韻、音調鏗鏘的詩句：
在你們的頭頂上，/我們建筑起新都，/在你們的廢墟上，/我們來造條大路，/共產主義的勝利，/在太陽的照耀處。
為了使紅色鼓動詩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殷夫改變了早期詩作含蓄雋永的風格，而追求詩歌的通俗化和口語化。這種風格的變化是與讀者對象的不同緊密聯系著的。紅色鼓動詩是給工人群眾和青年讀者看的， 當然不能過于高雅、深奧;要在急遽的斗爭中迅速發揮戰斗作用， 當然不可過于含蓄、隱晦。他在《過去文化運動的缺點和今后的任務》一文中，就提出文藝作品要“力求群眾化”。他說： “在過去，我們看一般做文化運動的人，滿口是‘奧伏赫變’， ‘戰取’， ‘意德沃羅基’，‘布爾喬亞’， ‘普羅列達利亞’……不一而足，筆下也都是詩意蔥蘢，做得又溫雅，又漂亮。可惜這種文章，連中等以上的學生都看不大懂……這是不行的，今后須努力求其群眾化”。殷夫自己創作的詩，總是力求為群眾所理解，詩中所用的比喻也多為群眾所熟悉的事物，如：
我們的意志如煙囪般高挺，/我們的團結如皮帶般堅韌。
(《我們)》)
煙囪之高挺，皮帶之堅韌，這是廣大群眾，特別是工人很常見的，因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這樣的比喻既貼切又形象，由于是工人群眾熟悉的東西，因而能夠引起藝術聯想，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1929年開始，殷夫拓寬自己的創作領域，從事短篇小說的創作，塑造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其中較為成功的是《小母親》中的林英。她出身于相當富有的家庭， 本來可以“在華美的環境中，做她女性的春夢”，但她仍愿拋棄“好的享受，好的生活”，為了正義和真理， “準備迎接一切的苦難和不幸”。作者截取生活中的一天，描寫她從清晨到夜晚的繁忙的革命活動，并充分揭示出她豐富的內心世界，殷夫在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中，和這些新型的女性有著密切的交往，感受到她們內心崇高的美。林英的形象是殷夫新的審美理想的結晶，是新的知識分子女性的典型。
殷夫小說中有一些是以自己的生活經歷為素材的，如《KlngCoal》《監房的一夜》等，這些作品不僅可以作為研究殷夫生平的材料，更重要的是為我們留下了一類青年的藝術形象，并反映了在革命浪潮沖激下青年們的思想變遷。
殷夫在散文創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速寫《“March 8 ″S》，選擇“三八”婦女節這一天，通過不同階級人物，不同生活場景的勾勒，生動地顯示出上海的整個社會面貌，無論從剪裁或描寫上，都是相當成功的。《血淋淋的“一一三”慘案》、 《又是一筆血債》等關于工人運動的通訊，描述生動，感情橫溢，具有很強的形象性，堪稱是優秀的報告文學。
殷夫是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作家，他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他從事創作的時間很短，而且緊張的斗爭生活，使他不可能在藝術上進行錘煉和推敲，因而某些作品顯得有點粗糙。如果能給他發揮才能的條件和機會，他將會創作出更完美的作品來。
六、“我們沖鋒陷陣，奮不顧身”
殷夫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了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正如他在《五一歌》中所寫的那樣： “我們為解放自己的階級，/我們沖鋒陷陣，奮不顧身。”他擔任青年反帝大同盟的領導工作，負責編輯同盟的刊物《摩登青年》。他參加共青團的領導工作，并擔任團中央機關刊物《列寧青年》的編輯。他為黨刊《紅旗》撰寫政治論文，為“左聯”刊物創作詩和小說。他還親自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撰寫反映工人運動的報告文學。1930年，他發表了三十六篇論文、 翻譯和創作，在文藝作品方面有詩歌、小說、散文、劇本等各種體裁。他以年輕革命家和詩人的充沛的熱情，奮不顧身的工作著。他在給親友的信中寫道： “我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陽火中，我得到處奔跑”。此時殷夫風華正茂，是創作力最旺盛的黃金時代。
1931年1月17日，殷夫到上海東方旅社參加一次黨內秘密會議，由于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同時被捕的有黨的重要干部及柔石、胡也頻等左翼作家共二十余人。殷夫在獄中堅強不屈。他還幫助柔石學德文，準備出獄后更好地為革命工作。在他犧牲的前兩天，他有一張小條子送給朋友，從這小條子的內容看來， “他的心境是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樣， 異常平靜的”(阿英《殷夫小傳》)。2月7日晚，他同二十多位革命者一起，被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的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
殷夫被殺害的時候還只有二十一歲，他給我們留下了詩作九十九首，譯詩十一首。創作的數量雖然不多，但他在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上是有貢獻的，他是革命詩派的代表詩人。正如丁玲所說的那樣： “殷夫同志象曇花一現似的，象小小的火花，爆幾爆就滅了，但他的光是隨著這一束詩篇放射到很遠，他的頑強的意志，革命的精神永遠不會死，而他的詩更將燃燒著后代年輕者的心”。
注釋
附錄一 殷夫主要作品簡目:
《孩兒塔》(詩集),1929年。
《伏爾加的黑浪》(詩集),1929年。
《一百零七個》(詩集),1930年。
《詩集》(包括譯詩),1928——1930年。
《小母親》(小說、隨筆、戲曲集),1928年——1930年。
《蘇聯的農民》(翻譯),1928年。
《蘇聯的少年先鋒隊》(翻譯),1930年。
《列寧論戀愛》(翻譯),1930年。
以上著譯據1931年出版的《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中阿英的《殷夫小傳》一文所列。建國前均未出版。除《孩兒塔》手稿由魯迅保存下來之外,其它手稿未曾發現。
《殷夫選集》(茅盾主編的《新文學選集》之一)1951年7月開明書店版。內分2輯:第一輯收詩歌二十六首,第二輯收小說和速寫四篇。
《殷夫詩文選集》,1954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共分四輯:第一輯收詩歌三十五首,選自《孩兒塔》手稿;第二輯收詩歌二十七首;第三輯收殷夫譯裴多菲詩九篇;第四輯收小說兩篇。
《殷夫選集》,195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共分三輯:第一輯收詩歌三十五首,選自《孩兒塔》手稿;第二輯收詩歌二十九首;第三輯收小說和速寫四篇。
《孩兒塔》(文學小叢書第四十四種),195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分二輯:第一輯收詩歌二十七首,選自《孩兒塔》手稿;第二輯收詩歌二十七首。
《殷夫集》丁景唐、陳長歌編,1984年2月浙江文藝出版社版。共分六輯;第一輯收《孩兒塔》全部詩作六十五首及《“孩兒塔”上剝蝕的題記》一篇;第二輯收詩作三十四首;第三輯收小說速寫五篇;第四輯收散文傳記七篇;第五輯收論文一篇;第六輯收譯文、譯詩十三篇。
附錄二 殷夫研究資料簡目:
凡尼《論殷夫及其創作》,1962年7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版。
丁景唐、陳長歌著,《詩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1981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
阿英《殷夫小傳》,載1931年4月15日《前哨》。
林莽《白莽印象記》,載1931年5月25日《文藝新聞》第11期。
馬寧《記白莽》,載1937年5月《西北風》第15期。
阿英《魯迅忌日憶殷夫》,載1956年10月20日《北京日報》。
丁景唐《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載1963年《學術月刊》第1期。
樓適夷《殷夫,永不凋謝的青春》,載1979年《詩刊》2月號。
肖榮,莽砂《殷夫生平的一些新史料》,載1981年《文學評論叢刊》第8輯。
殷參《憶殷夫》,載1981年2月1日《光明日報》。
丁景唐《阿英〈殷夫小傳〉校讀雜記及其它》,載1981年《新文學史料》第1期。
丁玲《讀殷夫同志詩有感》,載1951年《文藝新地》第2期。
洗寧《談殷夫的詩》,載1958年《詩刊》第2期。
力揚《談殷夫同志的詩》,載1959年《長江文藝》5月號。
曾偉強等《談殷夫的紅色鼓動詩》,載1959年7月《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6級魯迅文學社《殷夫的詩》,載1960年《文學評論》第二期。
凡尼《關于殷夫研究工作中的若干問題》,載1978年《文學評論叢刊》第1輯。
肖榮、莽砂《論殷夫的生活和創作道路》,載《文學欣賞與評論》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丁景唐、瞿光熙編《左聯五烈士研究資料編目》(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有殷夫的研究資料及有關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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