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為國民之公意

憲法，是近代西方的產物，為建設憲政和法治國家所必需。改良派曾經把開國會、制憲法作為自己的重要目標，并為之奮斗。革命派也重視憲法，但是，其憲法觀與改良派有很大差別。

革命派所要的憲法是民主憲法，所謂“憲法者，國民之公意也，決非政府所能代定”。因此，他們反對改良派所堅持的君主立憲，認為完全之憲法應是民權憲法，其目的在于“保護人民之權利”。憲法的制定，完全取決于國民的意志，“而與君主官吏漠無相涉”。他們指出，改良派所鼓吹的憲法，是由清政府自己制定的。而清政府中，從君主到臣下，都是至卑至劣之人，沒有任何人能代表國民，因此，由他們制定的憲法，只能是“貴族憲法”。“其治人者與治于人者，等差厘然各殊。”所以這種憲法，縱然“襲用歐美之憲章成法”，政治之“惡劣亦仍然如故”，“不過于尋常腐敗法律之外，多增一欽定憲法，以掩飾大地萬國之瞻聽”而已，不可能有什么新的變化。

在革命派看來，“憲法者，一國之根本法，又人民權利之保障也”，自由、平等、博愛乃其內在之精神。在這種憲法之下，君民上下是平等的，“均處一律之地位，無稍差異”；人民不但有言論、出版、遷徙、集會之自由，財產人身之不受侵犯，而且有“訴求請愿，秘密書函，干涉行政之得失，選舉議員之資格”等廣泛的權利。

在革命派看來，清政府所謂的立憲卻恰恰相反，其目的只不過是“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為維護皇權，他們在憲法中首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其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東西，“神圣之前提既不正確，不可侵犯之斷定自屬誤謬，則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斷定，尤為誤謬之誤謬”。如果君主不盡“公仆”之責徒借憲法妄為神圣，妄求不可侵犯，以欺壓國民，則商湯放桀，周武伐紂，法國路易十四上斷頭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想獲得中國人民所需的憲法，只有像世界各國一樣，通過流血斗爭，絕不可以為君主立憲。

革命派不但認為憲法應當出自國民之“公意”，而且認為其他所有法律也應當出自“公意”。他們認為法律是“國民之公器”，“所以保護國中之安寧、秩序、生命、財產者也”。但在君主專制制度之下，人民“除服從（君主個人）私意，遵從王法外，更無可以發表意思之余地”，“數千年蜷伏于專制政權之下，復罔論憲法！全社會束縛于名分大防之內，復罔論法律！”在這種法律制度下，人民無權無勢，雖然財產、生命、人格被任意吞蝕、剝奪、污辱，但由于“畏懼王法之森嚴，又怵惕強權之暴厲，于是乎不得不蠕然馴伏，禁吞無聲”，敢怒而不敢言。清末，雖然在立憲的招牌下進行了修律活動，但是也根本不能消除傳統法律的弊端，相反，“法律愈多，殺人愈多”。例如，以前沒有訴訟法，現在有了，按其規定“審訊憑證據不問口供，此豈非文明之法律！然地方官吏，不從事于檢證，惟幸于不取口供可以定罪，殺人之益見其易”。又如，“梟首、凌遲之淫刑，豈非明示廢止者耶？而徐烈士（徐錫麟）之獄，剖其心、磔其肢體，猶以為不足，暴尸兼旬，人莫敢殮，雖至野蠻之國，有淫刑以逞至于此極者耶？”總之，不推翻專制政體，即使改革法律，也改變不了傳統法律和法制的專制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