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綱常倫理的批判

革命派對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整個傳統法制的批判，并不限于法律本身，而且追根溯源，深入到傳統法制的根本——禮教上面。

他們首先指出，傳統社會的“禮教”是后世人為制造出來的，是極為虛偽的東西。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不過是“大奸巨惡，欲奪天下之公權而私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從也，于是借圣人制禮之名而推波助瀾，妄立種種網羅，以范天下之人”。這種舊禮教舊道德，其實并非真道德而系偽道德。他們認為，道德有天然道德和人為道德之分：“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愛是也；人為之道德，原于習慣，綱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是真道德，人為之道德是偽道德。中國數千年相傳之道德，皆是偽道德，而非真道德。

革命派痛恨舊禮教、舊道德，指出禮教使人喪失最高尚的自由平等資格，“耗人血、消人氣，不至于死亡而不止”。它是比“猛獸盜賊”更為兇殘、更為野蠻的吃人之道。專制者在偽道德的假面具下“等道德于芻狗，借權術為護符，橫流所屆，將惻隱廉恥之心蕩然俱盡，人類之禍日益酷烈”。不僅如此，為了維護舊禮教、偽道德之尊嚴，統治者還將“道德與法律混而一之”，強迫人民接受。“出于禮則入于刑”，“禮教與刑法相為表里”，“其事茍為偽道德所非，即有峻法嚴刑以待其后”。因此，其惑民誣民，實在是甚于洪水猛獸。舊律“拘守不通之禮教”，乃其“最乖謬之處”，“最足為民害”之處。

針對舊禮教所鼓吹的“君為臣綱”，革命派指出，這是專制君主壓制人民的工具。由于君主“自念威福權力，皆由強取豪奪而來”，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才“不得不創尊君親上之謬說”。至于官尊民卑，則因官吏“為君主所信任，奉君主之命令以治人民”，抵抗官吏，便被視為抵抗君主。官吏受君主之命治民，“故人民之生死予奪，悉握于官吏掌握之中。殘民以逞，莫敢誰何……羅織無辜，流血成川”。因此，老百姓稱他們為“破家縣令，滅門知府”。

針對舊禮教的“父為子綱”，革命派認為父母有養育子女之恩，子女盡孝父母，乃理之當然。但是，法律根據禮教，規定尊長有命，卑幼不能違；甚至尊長殺卑幼，尊長亦不為罪，任憑父母凌虐子女，這就有背公理。他們堅決反對父母對子女專橫：“當其幼時，不知導之以理，而動用權威，或詈或毆”，致使長大以后“卑鄙相習，殘暴成性”；教以“崇拜祖先，信奉鬼神”，而使之喪失判別是非之能力；教以“敬長尊親，習請安跪拜”而成奴性；婚姻唯聽父母之所擇，不能自由，因而造成人世間無數慘劇。

對于所謂“夫為妻綱”，革命派批之尤烈。他們指出：“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國人，而中國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婦女“奴隸于禮法，奴隸于學說，奴隸于風俗，奴隸于社會，奴隸于宗教，奴隸于家庭，如飲狂泉，如入黑獄”。婦女“襁褓未離，而‘三從’‘四德’之謬訓，‘無才是德’之讏言，即聒于耳而浸淫于腦海，禁識字以絕學業，強婚姻以誤終身，施纏足之天刑而戕賊其體干焉，限閨門之跬步而頹喪其精神焉，種種家庭教育，非賊形骸即錮知識”。與其如此而生還不如早夭為幸。出嫁后，強悍翁姑“禁遏自由之權力，且不遜于父母兄弟而尤過之”。丈夫于“閨房之內，儼然具有第二君王之威權”。因此，婦女出嫁等于進了第二重地獄。總之，在“三綱五常”的家族主義下，“婦女出入無自由，交友無自由，婚姻無自由”，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暗沉淪在十八層地獄”。

總之，革命派不但對君主專制、君主立憲進行了抨擊，而且批判了整個傳統法制及其背后的禮教，為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大造了輿論。并且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積極進行法制建設，實踐其理論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