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才是兵家治軍治國的核心問題

1．為國之道，持賢與民；治國之道，務在養賢

《六韜》指出：“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第314頁）《三略》也指出：“為國之道，持賢與民，信賢如心腹，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第413頁）諸葛亮進一步指出：“治國之道，務在養賢。”“故治國之道，舉直錯諸枉，其國乃安。”（第583頁）兵家把人才問題看作是關系國家、軍隊興衰存亡的根本問題。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只要“持賢與民”就會不可戰勝。所謂“賢”就是成千上萬的德才養備的領導人才，民就是億萬人民群眾，有他們的擁護、支持與愛戴，則“國治民安”。兵家將“持賢與民”概括為“為國之道”的見解是十分深刻的。

2．解放思想，人才輩出

在現實生活中，不少人常常感嘆沒有人才或人手不夠。對此，毛澤東早就指出：只要思想問題解決了，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了。在這一點上，兵家的思想是比較解放的。《吳子》指出：“世不絕圣，國不乏賢。”（第84頁）《六韜》也指出：“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患無有。”（第378頁）每個時代都會造就一批優秀人才，問題在于怎樣去發現、培養和使用人才。

人才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與解放思想、發展經濟、群眾路線等密切相關。對此，《六韜》講得十分透徹，“心以啟智，智以啟財，財以啟眾，眾以啟賢，賢之所啟，以王天下”（第294頁）。就是說開動腦筋，就會有智慧，人們聰明了，就會促進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就會增加，人民就會富裕，積極性就會調動起來，于是人才輩出，國家昌盛。人才問題是個戰略問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前途與命運。

3．善于發現、識別、考察人才

兵家十分重視領導人才的發現與識別，人才關系到國家安危，是事業成敗的根本問題，領導者必須具有坦誠謙虛的態度。劉備三顧茅廬，曹操下詔求賢，提出“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然而不少杰出人才，不是招之即來的，正如諸葛亮所說：“夫柱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眾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無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悌，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質于君，朋黨相讒。”（第583頁）總之，人才不易發現，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可以公開誠聘，有的則要派人或領導者親自登門禮見。

如何識別、考察人才，自古以來是個難題，在兵家關于治國、治軍的論述中，對此問題也是十分重視的，他們的觀點集中在“論將”這個問題上。《計篇》《六韜》《將苑》中提出的“五材”“六守”“八征”等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人才素質的標準和考察人才的原則方法。孫子在《計篇》中提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認為這是將帥必備的五個方面的素質，自古注家稱之為“五德”。《六韜》上說的所謂“五材”即“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第299頁）。所謂“六守”即“仁、義、忠、信、勇、謀”。“八征”是考察人才是否具備必要素質的方法。“知人有八征：問之以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征皆備，則賢與不肖別矣。”（第302頁）此外，《貞觀政要》《晏子春秋》等名著中，也都論述了考察識別人才的方法。

識別考察人才的方法總的說來是要聽其言、觀其行，在實踐中，在群眾中去考察鑒別，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現代考核人才的原則和方法，雖然有新的創造與發展，但兵家提出的原則和方法，今天仍不失其積極意義。

4．揚長避短，合理使用人才，賞罰公正嚴明，以激勵人才

《吳子》指出：“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其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爾。”（第100頁）人才的素質是多方面的，事業對人才要求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人有短長，氣有盛衰”（第109頁）。《六韜》指出：“因能授職，各取其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第296頁）用人要用得其時，職能相稱，不要造成“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尉繚子》提出“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第213頁）。領導者要為各類人才提供機遇，創造合適的條件，使廣大人才脫穎而出，建功立業，推動事業的發展。

兵家把賞罰嚴明公道，看作是“極用人之要”（《尉繚子》，第249頁）。認為公正、及時地賞罰是用人重要原則。“賞如山，罰如溪。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第249頁）在賞罰方面，最好不要出差錯，如有差錯，必須立即糾正，使眾人無可私議。《六韜》指出：“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第281頁）“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級，嘗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第306頁）。掌握賞罰藝術，是領導者樹威之道，用人之道。

人才不是自發成長的，必須經過嚴格的教育、培訓和實踐鍛煉，不斷提高其素質。兵家認為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士兵，十個不能頂一個用，經過嚴格訓練的士兵，一個可以頂十個用。《司馬法》指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既致教其民，然后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慣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第59頁）這段論述，包含著極其深刻和精辟的豐富內容，它把人才、教育、提高人的素質、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等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個獨特的見解，今天仍不失其積極意義。諸葛亮也說：“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第498頁）人的才能、膽略從何而來？從根本上說是來自社會實踐。但人們不能事事都先去實踐，大部分知識還是來源于學習，學習必須聯系社會實踐，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體驗，并為社會實踐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