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1.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管仲提出:“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霸言》,第224頁)“以人為本”是治國理政的總方針。齊桓公問管仲:“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之天地,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滅亡,未之有也。' ”(《說苑·建本》)“建其本而萬物理……故君子貴建其本而重之始。”(同上)本者,民也。管子說:“夫爭天下者,必先得人。”“得天下之眾者王。”(《霸言》,第222頁)“民之從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者,則民歸之,無道者則民去之。”(《形勢解》,第495頁)所謂道,這里主要是指政治主張和政治路線,管仲答齊桓公:“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本事矣。敢問何謂其本,對曰:齊國百姓,君之本也。”桓公聽管仲之言,下令“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市書而不賦(只規定數量,實不征收)。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儀,行此三年,民歸如流水。”(《霸形》,第216頁)管仲說:“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其利也。”“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形勢》,第491頁)“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天下所持,雖高不危。”(《版法》,第522~523頁)以人為本,對人民要有敬畏之感,對人民內心要愛,行為政策方面要使他們受益得利,心愛行利,管仲說:對人民要“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用之,則天下治矣。”(《樞言》,第111頁)
愛民、利民不僅僅是同情與仁慈,而且是當政者的天職與本分。對人民合理正當的利益和要求,必須尊重,盡可能滿足,做到“欲知(智)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樞言》,第112頁)。
管仲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第1頁)“使民不爭于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 “不強民以其所惡也”(《牧民》,第2頁)。政從民意,使之各得其所,對人民要多予少取,全面關愛,“大德至仁,操國得眾;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鄰敵;好本事(重視農業),務地利,重(慎重)賦斂,則民懷其產”(《立政》,第26頁)。管子說:“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形勢》,第10頁)只給予不索取,就像天地一樣偉大。
管子以人為本的另一重要思想是相信并依靠大多數人。他說:“以天下之目視之,則無所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之,則無所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之,則無所不知也;輻湊并進(聚眾力齊心并進),則明不塞也。”(《九守》,第449頁)
2.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地不均和調,政不可正也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國》,第392頁)因此,發展經濟、富裕人民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政策。管仲說:“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樞言》,第111頁)富民在于強本,這里說的“本”就是農業,管子說:“明王之務,在于強本事,去無用,然后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賦斂,毋茍于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五輔》,第91頁)管子提出的富民政策,在當時而言就是要重視發展農業這個根本,用好官員,使政治清廉,輕稅簿賦,減輕人民負擔,發展經濟是基礎,而行仁政、愛人民是最重要的政策。
發展農業,富裕農民,必須重視并合理解決土地問題,如果說當時發展農業是國家的根本,那么土地問題便是根本的根本。管仲說:“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均和調,則政不可政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乘馬》,第39頁)管仲認為,富民應當“以天下財利天下之人”(《霸言》,第223頁),土地必須均和調,合理占有使用,以利天下之人,否則政不可正也,這在早期封建社會,不失為非常正確的見解,對后世也有很大影響。
管仲認識到強國必先富民:“故國富多粟生于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則地廣……地廣,富國必生于粟也。”(《治國》,第392至393)“授有德,國必安;務五谷,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偽詐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牧民》,第2頁)“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牧民》,第1頁),要國多財,必須廣生財,善取財,節用財,管仲說:“地之生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因此,“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權修》,第17頁)。
富民就要施行一系列的正確的經濟政策,管子提出所謂“六興者”即:“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即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發伏利,輸積(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發展交通,興建市場,迎送商賈往來),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源,利陂溝,決潘渚(興修水利),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音巨,貧窮),賑罷露(家室破敗),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即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欲,然后聽上;聽上,然后政可為善也,故曰:德不可以不興也。”(《五輔》,第89頁)
管仲的富民政策是很全面的,他主張貧富應有差別,但是不能失度,提出“貧富有度”, “貧富無度則失……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五輔》,第89頁)。首先,管子從人的一般本性認識出發,他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瞻其所愿,則能用之耳。”(《侈靡》,第293頁)人天生就有追求生存、安全、發展、快樂的要求。管子說:“人之生也,必以其歡。”(《內業》,第400頁)“凡人者莫利而惡害。”(《版法》,第522頁)我們應當使人們的正當愿望和合法要求得到合理滿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持,雖高不危。”(《版法》,第522~523頁)其次,管子反對貧富過于懸殊。貧富失度,國必亂。他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侈靡》,第293頁)。再次,管子主張“以天下之財利下之人”(《霸言》,第223頁),他看到普遍貧困和兩極分化的弊端。政策正確,國家調節,《周易》說“富以其鄰”而“不獨富也”,不要忘記自己的富裕是由于鄰居的幫助,不要獨自富裕而不助他人。
3.行九惠以安民
所謂“九惠”,就是推行九項敬老濟困、救急利民的安民政策:“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其嗜。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能勝養為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婦女織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膌(同瘦)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喑、啞、跛、蹙、偏枯(半身不遂)、握遞(雙手不伸),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服役),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三日一問;眾庶五日一問,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于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疾。”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通報貧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兇,庸(傭工)人訾厲(疾病),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于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入國》,第445~446頁)
4.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牧民》,第1頁)這是管子的名言,講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生產和發展經濟,這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鞏固政權的根本。人們首先要解決吃、穿、住、用的問題,然后才能考慮解決其他問題,社會物質生產是基礎,人們生活安定了,富裕了,社會秩序才會穩定,其他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家庭文明,才會有社會物質基礎。“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閑(安閑寬松)而官府治,公德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五輔》,第88頁)
“夫民必得其欲,然后聽上,聽上,然后政可為,故曰:法不可不興也……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后明行以導之義。”“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親誼),以行禮節;整齊搏拙(約束),以僻刑僇(刑殺);纖嗇省用,以備饑饉……”(《五輔》,第89頁)
“不好本事(愛民),不務地利而輕(隨意)賦斂(不重視生產,只知收取),不可與都邑。”(《立政》,第26頁)“夫谷者,國家之所以昌熾(昌盛),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興,而人心所以安也……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治國之本也。”(《說苑·建本》)管子看到了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人們的精神生活,經濟基礎是第一位的,以此決定并建立其他政治社會精神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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