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多年的文明史

古人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文明所產生的正面社會作用。

黃帝和炎帝是中國遠古傳說中的人物，這些傳說經過文字加工，保存在先秦時期的一些文獻中。

傳說不都是虛構，只要有佐證，其中就有可信的部分。關于黃帝及其歷史貢獻，經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在《史記》中的敘述，以及后來中國考古學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探討，都說明中華文明的序幕在黃帝時期被揭開。

司馬遷說，關于神農氏以前的事他不了解，在《史記》中不寫燧人、伏羲、神農“三皇”之事。他寫《五帝本紀》，作為中華歷史的開篇，“五帝”之首就是黃帝（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根據《史記·五帝本紀》，加上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我們認定黃帝時代距今有5000多年。

關于中華文明有5000多年的歷史，我國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發表，將繼續推進這方面的研究。眾所皆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兩河流域文明，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產生的巴比倫文明；再一個是埃及文明，即尼羅河文明，金字塔是它的象征；還有印度古文明，起源于南亞次大陸。

中華文明連綿不斷、沒有中斷過。從黃帝肇始，到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簡稱為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戰國時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0年，簡稱為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已有2000多年的文明創造。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明異彩紛呈、百家爭鳴，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邏輯學家）、墨家、縱橫家（外交家）、軍事家、雜家、農家，還有在街頭巷尾講故事的“小說家”。“百家之學”的昌盛文化局面，滲透著溯本求原的辯證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人格養成的道德精神、博采眾家之長的文化會通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致用精神，以及奮發圖強、生生不息的民族團結精神等。

在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末期，儒、墨、道學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墨子和老子，都有他們自己的歷史觀與社會觀，影響了后來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發展。孔子自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主要是貧富分化的問題，而不是財富絕對值大小的問題，因而治國者應當在“均”和“安”上下功夫。

孔子對上古堯、舜的功業給予很高評價，認為他們是后代治國理政的典范。到戰國時期，子思、孟子等繼承孔子思想，面對當時社會與民眾的苦難，提出了“仁政”理想。孟子在關于“王道”與“霸道”的爭議中，堅持“王道”不但要使民眾有自己的財產，更加重要的是要推行儒家教化，以孝悌仁義提高人們的道德操守，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

春秋末期墨家學派以“兼愛”“尚同”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宣傳“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墨子認為，社會生活中之所以存在不公平的亂象，原因在于人與人不相愛。只有從兼相愛、交相利出發，才能改變這種狀況。為此需要擇天下賢良之士從事政事。

春秋末期的老子，在理想社會的追求上與儒、墨不同，他把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引入政治社會理想。他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由此來看，社會的貧富懸殊與“天道”不合。他的理想社會是返璞歸真，小國寡民。

儒、墨、道三家都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從現實出發，反思歷史，展望未來，形成理論，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色。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遺傳基因中產生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