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預》歷史事跡,評價,人物簡介

一般認為，結束自東漢末年以來的分裂割據局面，在軍事上有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羊祜，一個是杜預。所謂 “平吳之謀始于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①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東南)人，生于魏文帝黃初三年(公元222年)，卒于晉武帝太康五年 (284年)，是三國末年，西晉初年司馬氏政權中的重要軍事將領。杜預的祖父杜畿，曾在曹魏時期任尚書仆射，父親杜恕任幽州刺史。由于其父與司馬懿有隙，杜預青年時期懷才不遇，“久不得調”^②。司馬懿死后，司馬昭當權。杜預與司馬昭的妹妹高陸公主結婚，于是成了已故司馬懿的女婿。由于這一姻親關系，他被封為尚書郎，并承襲祖爵，為豐樂亭侯。

由于杜預 “博學多通，明于興廢之道”^③，在職四年，才華橫溢，非常人可比。因而，在司馬昭的支持下，他開始參與魏國的軍事。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率兵滅蜀，杜預以鎮西長史隨鐘會進軍劍閣。后來，他又率兵出隴右，敗匈奴，退敵安邊。任職期間，杜預日理萬機，除了參與國家軍事籌謀，隨軍征討以外，又幫助司馬氏政權審律例、定考課、革弊政、陳農要^④，對西晉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據《晉書》記載，杜預平時“敏于事而慎于言”，言出必果，深受司馬氏的寵信。又由于他精通典籍，長于謀略，通曉兵法，所以，“朝野稱美，號曰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①。

晉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六月，杜預協助安西將軍 石鑒出兵隴西(又稱隴右，今甘肅、青海部分地區)，以抗擊鮮卑族首領托拔樹機能的進攻。兵至塞外，石鑒不察敵軍虛實，急欲發起進攻，但杜預審時度勢，認為不可。他看到，自己來長安時僅帶步兵三百，騎兵百余，后來雖加上西域之兵也難于與鮮卑匹敵。鮮卑 “乘勝馬肥”，士氣高昂;晉軍孤軍深入，糧運匱乏，戰則必敗。因此，杜預認定： 晉軍遠離后方，在塞外作戰，首要的是解決軍需問題，“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②，主張把進攻的機會定在第二年春季。為此，他上書石鑒，提出 “五不可、四不須”^③，堅決反對立即出兵。石鑒因此大怒，捏造罪名加害杜預，強行出兵。杜預冒著被罷官問罪的危險，力陳己見，堅持自己的判斷。結果，石鑒 “討樹機能卒不能克”，戰事的發展完全不出杜預之所料，“隴右之事卒如預策” ^④。

第二年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舉兵叛晉，擁兵自立。杜預又應詔商討平叛方略。對如何平息邊亂，杜預不主張勞師遠征。他向司馬炎詳細陳述了 “立田籍、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谷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治國，外以救邊者五十余條”^⑤。司馬炎全部采納了杜預的主張，不僅邊患沒有蔓延，而且沿邊一帶的防務、生產得到了很大發展。兩次治邊的過程，顯示了杜預明察時勢，深謀遠慮的智慧和才能。從此以后，“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略”^①。杜預成了眾人稱贊的謀略家。

隨著西晉政權的日益強盛，滅吳戰爭就迫在眉睫了。而深諳謀略的杜預，終于成了這次戰爭的主角。

三次上書 力主滅吳

早在滅蜀之前，司馬氏就有滅吳的打算。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司馬昭就提出了 “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順流之勢，水陸并進”，再并東吳的戰略設想^②。爾后，伴隨司馬炎帝位的鞏固，晉政權加緊了滅吳的戰爭準備。司馬炎采納羊祜的建議，一方面在邊境地區實行分化瓦解吳軍的政策; 另一方面極力整飭軍備、屯田興冶、訓練士卒，實行亦兵亦農政策; 還在巴蜀一帶訓練了一支 “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③的水軍。十余年的努力，晉軍已兵器精，士氣盛，軍糧已達 “十年之積”^④。但是，司馬炎始終下不了大舉征伐的決心，在戰機的選擇上猶豫不定。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年)，羊祜請求出兵，^⑤由于泰、涼(今甘肅甘谷、武威)一帶少數民族入侵和大臣反對而擱置下來。后來，張華請求出兵，又因計劃不周，“眾軍既進，而未克獲”，遭到一些大臣更激烈的反對，張華因此幾乎被殺^①。

咸寧四年(278年)十二月，羊祜病故，杜預代其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杜預是羊祜滅吳計劃的積極支持者和繼承人。羊祜臨死前，已經看出杜預的軍事指揮才能，所以，竭力向晉武帝“舉杜預自代”^②。事實上，對于杜預的才干，朝廷內外早有美譽，杜預本人對于滅吳戰爭的謀劃也早已成竹在胸了。

當時，東吳的軍事、政治已十分腐敗。孫權死后所出現的嫡庶爭立、宗室大臣互相殘殺的局面，愈益發展。孫皓驕奢淫逸，暴虐至極，甚至實行“鑿人目，剝人皮”等酷刑，^③弄的將士離散之心日生，百姓怨恨之聲日沸。在軍事上被西晉遣使通好的假象所迷惑，不重軍備，放松了長江上游的防務。

面對東吳這種邊防松弛，政治腐敗，國力日衰的形勢，杜預認為伐吳時機已經成熟，不容錯過。咸寧五年(279年)八九月間，他上書司馬炎，請定伐吳日期。司馬炎答以“待明年方欲大舉”^④。

杜預見司馬炎無起兵之意，心神不寧。他看到，自閏七月以來，吳軍嚴束將士，不見敵船沿江上駛。由此推斷，孫皓已計窮力竭，長江上游和下游已不能兩相保全。吳軍在戰略上“必先護上〔下〕游，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⑤。由于兵力所限，他們必不能增兵西上而空其國都。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若不當機立斷，拖延至來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定會“縱敵患生”，攻之更難。對于出兵可能出現的結局，杜預也作了充分估計。他認為： 既然東吳已成傾頹之勢，此次舉兵，若獲勝即可統一江南，為天下 “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未有傾敗之慮”。對于進兵方式和部署，杜預贊同當初羊祜提出的分路合擊，南渡長江的計劃。“分命臣等隨界分進”，東西各路大軍緊相呼應，密切協同，實屬萬安之舉。^①基于以上分析，杜預第二次上書，力主興師伐吳，即刻一戰。司馬炎接到杜預的上書后，仍沒有引起重視，反而將它擱置起來，未作答復。

兩次上書失敗，杜預毫不灰心。他堅信這一良好戰機稍縱即逝，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過不多久，杜預又一次上書，第三次請求伐吳。他指出：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現在朝中之所以還有人反對興師伐吳，是因為他們 “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心里知道以前的主張錯了，感到慚愧，但又固執己見，不愿改正而已。杜預還進一步指出： “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②這就嚴肅地申明： 如把攻吳時機定在來年，不一定達到如期的目的。杜預的這封奏本送至宮中，恰值司馬炎與張華下棋。張華在伐吳戰略時機的判斷上早已與杜預有著共同見解。他見杜預的奏表送至，便推開棋局，趁機勸司馬炎說： “陛下圣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愿勿以為疑! ”^③杜預和張華的卓越見識及主張，終于為司馬炎所接受，從而下定了大舉伐吳的決心。

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馬炎采取羊祜生前的主張以及杜預上書中提出的 “隨界分進”的戰略計劃，發兵二十余萬，分六路向東吳發動了全面進攻。一路自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指向涂中 (今安徽滁河流域); 一路自揚州(今安徽壽縣)指向江西(今安徽和縣一帶); 一路自豫州(今河南許昌東南)指向武昌; 一路自荊州指向夏口; 一路自巴、蜀(今四川舊蜀國地)順江直取建業; 杜預則親率一路自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南下江陵(今湖北江陵)，爾后順江南下，直取交、廣二州。以后，整個戰局的發展證明，杜預選擇的滅吳時機是正確的。

兩出奇計 平定上游

杜預出任鎮南大將軍之始，就 “繕甲兵，耀威武”^①在長江中上游加緊進行滅吳準備。當時，由于孫皓在戰略上重下游、輕上游，加之力量所限，吳國在荊州一帶的防務十分松懈。在西起建平(今湖北巫山)東至夏口的沿江重鎮雖布有防兵，但沒有統一、嚴密的防御計劃。于是，咸寧四年 (278年)十一月，杜預簡選精銳，出其不意地向西陵 (今湖北宜昌)發動了猛烈攻擊。

西陵，城濱長江，是出入三峽確保荊襄的戰略要地。守衛西陵的吳國大將張政，深得孫皓的寵信。可是，由于張政疏于戒備，布防混亂，遭到杜預的突然攻擊，無法抵抗，因而損失十分慘重。杜預俘獲了吳軍許多兵士。張政懾于孫皓的暴虐，不敢秉報真情，這次敗績遂被悄悄地遮掩了起來。杜預得知這一情況后，感到有機可乘。為了離間孫皓與邊將之間的關系，他立即致書孫皓，不僅詳細陳述了吳軍慘敗的經過，而且表示愿將俘虜全部送還。孫皓接到杜預的書札，果然大怒。他急忙傳令調回張政，免官問罪。同時，改派駐武昌的監軍劉憲督率張政所屬部隊，接替西陵防務。駐守荊州一帶的吳軍將領，本來就對孫皓的暴政提心吊膽，懷有異心。這次臨陣換帥的行動更使他們憂心忡忡，與孫吳離心離德了。

第二年冬，杜預率領大軍南下。他針對吳國邊將已經出現的各自為守，無心戀戰的形勢，大膽地采用了攻敵要害的方針。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預自襄陽率軍進圍江陵。江陵，是東吳荊州治所，位于長江北岸，是吳國溝通上游建平郡與下游江夏郡相互往來的必經之地。它與長江南岸的樂鄉(今湖北松滋東北)，一水相隔，同為控制長江水面的重鎮。樂鄉、江陵有失，就斷絕了上游宜都、西陵、秭歸(今湖北秭歸)、建平吳軍的退路，以及江夏守軍西進之路，造成對吳軍整個西部防線的威脅。當時，江陵由伍延駐守; 樂鄉由孫歆駐守。其二人同為吳軍主將。由于杜預兵圍江陵的行動，牽動了整個上游的吳軍，所以，宜都以西各據點呈現一派混亂。在這種形勢下，杜預并沒有強攻江陵，耗費時日，而是先取上游，發兵“循江而西”。“旬日之間，累克城邑”。^①與此同時，他約巴、蜀一帶王濬所部水軍(時受杜預節制)順江東下，東西夾擊吳軍江面水營。這樣，他們以破竹之勢，克西陵，陣斬吳都督留憲; 破荊門(西陵東)、夷道(今湖北宜都)，誅殺吳夷道監軍陸晏等等，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剪除了江陵以西的沿江據點。

但是，江陵對岸的樂鄉仍為孫歆所據。樂鄉位居江陵的上游，拔江陵不足于制樂鄉，拔樂鄉則徹底孤立了江陵。所以，杜預在攻取上游諸城以后，即把兵鋒指向了樂鄉。然而，樂鄉面長江，背巴山(又名麻山，位于今湖北松滋縣西南十五里)，吳軍防守較為嚴密，北岸又有江陵吳軍隔水呼應。因而，此一戰利于計取，難以強攻。

為了拿下樂鄉，杜預采取了奇襲戰法。他派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利用夜色掩護，偷渡長江。在樂鄉一帶的沿江各要地，到處張旗樹幟; 又派兵一支迂回樂鄉側后的巴山一帶遍燃烽火，造成大軍已經渡過長江的聲勢。駐守樂鄉的孫歆所部，見四面皆為晉軍，一片驚慌，孫歆本人也完全被杜預的詐敵之策所迷惑。孫歆在給江陵伍延的報告中說： “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①一時間，吳國官民舉家投降者萬余人。

這時候，上游王濬所部水軍也已進抵樂鄉，孫歆不得不出城與王濬拒戰。周旨、伍巢等，趁機埋伏于樂鄉城外。孫歆出戰不力，大敗而歸。周旨、伍巢等則隨其潰軍進入樂鄉城內。入城后，他們趁敵混亂之勢，直至孫歆帳下，生擒孫歆而還。隨后，攻克樂鄉。戰后，晉軍將士盛贊杜預的破敵之策，軍中為此事還傳出歌謠說： “以計代戰一當萬”^②。

上游沿江城鎮的平定，樂鄉的拔取，使地處江北的江陵吳軍陷于進退失據的孤立境地。二月十七日，杜預命令南北各軍會攻江陵城。吳都督伍延雖然看到大勢已去，但仍負隅頑抗，作最后掙扎。他一面派人出城詐降; 暗地 “列兵登陴 (女墻)”^③，企圖誘擊杜預軍。杜預識破了伍延的詭計，拒敵來降，揮軍猛攻。當天，晉軍即拿下了江陵，陣斬伍延。

江陵失守的消息一傳出，吳國整個荊州地區為之震動。江南官民爭相歸降，甚至 “沅、湘(今沅水、湘江)以南，至于交、廣(今廣東廣西等地)，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①，歸附晉軍。據記，杜預南取荊州以來，共 “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余人”^②。從此，晉軍完全控制了長江上游。

指授方略 攻克建業

長江上游平定以后，杜預與各路統帥共商滅吳之計。有人認為： 東吳 “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③就是說，東吳經營江南已逾百年，不易一舉拔除; 時至春天，江南水生，江淮下濕，疾疫將起，難于久駐。因而，他們主張罷兵休戰，等到冬天，再大舉征討。杜預聽后，不以為然。他認為，緩兵勢必功虧一簣，整個戰局已屬勝利在望，原定方案絕不能中止。于是，他便以戰國時候樂毅在濟西之戰中大敗強齊的經過為例，勸告大家說： “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后，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④杜預還向諸將詳細地講述了破吳方略，堅定了大家乘勝滅吳的決心。

據史書記載，杜預在此之后，并沒有直接參加進攻建業的軍事行動，而是遵照二月二十八日司馬炎調整了的戰略部署，繼續率隊南下，鎮撫零陵(郡治在今湖南零陵)、桂陽(郡治在今湖南郴縣)、衡陽(郡治在今湖南湘潭西)諸郡去了。但是，出發前他不僅 “指授群帥方略”^①，特別是為擔負主攻任務的水軍統帥王濬提出了一個乘虛而入，急駛東下的策略。這對加速晉軍兵取建業的進程，起了重要作用。

起初，司馬炎在用兵上打算以陸戰為主，水戰為輔，水軍受陸軍節制為原則。為此，他曾頒詔，指令西出巴、蜀的王濬軍，在東下建平后受杜預節制; 兵近建業時，則受由揚州兵向江西的安東將軍王渾節制。這種方案遭到了杜預的反對。他認為：王濬水軍應為進攻建業的主力而獨立作戰，“不宜令受我節制”。因為王濬水軍兵力空前，東下建平后，即可 “順流長驅，威名已著”^②。所以，當王濬破建平直入西陵后，杜預便致書王濬，指出：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即建業)，討累世之捕寇，釋吳人于涂炭。”^③就是要王濬乘勢迅速東下，直取建業。

杜預要王濬東下，正是抓住了一個良好的進攻時機。當時，吳主孫皓已指令吳軍主力三萬，由建業渡江逆戰，忙于北面陸路應付，放松了水上防御。盡管有人看到 “晉治水軍于蜀久矣”，勢力強大，必至于此，^④但吳軍主將張悌慮不及此。吳軍一意顧北，建業一帶守衛已成空虛。從晉軍方面看，原擬自揚州向江西，出橫江渡口南下的安東將軍王渾，但怕輕進受罰，“而欲慎己免咎”^⑤，停留在江北不再前進。所以杜預的這一主張，實為彌補王渾被動局面，乘虛輕取建業的正確方案。王濬接到杜預的書札，認為言之有理，欣然樂從。他回書杜預表示誠心接受指教。

攻占武昌后，王濬即刻率軍東下。杜預分兵一萬人給王濬，以增強其攻擊力量。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十四日，王濬水路兩軍進抵牛渚(今安徽當涂西北)，“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①。這一行動，痛指吳軍防御薄弱之處。吳軍不意晉軍驟至，措手不及。孫皓派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西向抵御，但兵士皆 “望旗而降”; 后雖勉強拼湊二萬來人，但未及出發就逃散了。王濬指揮水師艦船，迅速東下，次日，就以 “戎卒八萬，方舟百里”^②，浩浩蕩蕩地進至建業。吳主孫皓見戰局絕望，被迫到王濬軍門請降。整個滅吳大戰，由此一舉而成。從平定上游到攻克建業，戰爭的發展變化，全然不出杜預所料。

東吳即滅，天下歸于一統，杜預被封為當陽縣侯。這時，他已是年近六十歲的人了。他看到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③，于是花費了大量精力講授兵法; 同時致力于開漕富民事業。由于他博學多才，耽思經籍，先后 “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④等等。杜預晚年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論證嚴謹，考辨精微，是一部歷代學者所推崇的學術著作。

晉武帝太康五年(284年)，閏十二月，杜預卒于鄧縣(今湖北襄陽縣北)，享年六十二歲。司馬炎感念其功績，追贈他為征南大將軍。

注釋

① 《讀通鑒論》卷十一,晉十二。② 《晉書·杜頂傳》。② 《晉書·杜預傳》。③④ 均見《晉書·杜預傳》。① 《晉書·杜預傳》。② 《資治通鑒》卷七十九,晉武帝泰始六年。③ 《晉書·杜預傳》。④ 《晉書·杜預傳》。⑤ 《晉書·杜預傳》。① 《晉書·杜預傳》。② 《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元帝景元三年。③ 《晉書·王濬傳》。王濬 “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④ 《晉書·羊祜傳》。⑤ 《晉書·羊祜傳》。① 《晉書·張華傳》。② 《資治通鑒》卷八十,武帝咸寧四年。③ 《資治通鑒》卷八十,晉武帝咸寧五年及卷八十一,太康元年賈充語。④⑤ 《晉書·杜預傳》。① 《晉書·杜預傳》。② 《晉書·杜預傳》。③ 《資治通鑒》卷八十,武帝咸寧五年。① 《晉書·杜預傳》。① 《晉書·杜預傳》。① 《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② 《晉書·杜預傳》。③ 《晉書·杜預傳》① 《晉書·杜預傳》。② 《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③ 《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④ 《晉書·杜預傳》。① 《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② 《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③ 《晉書·王濬傳》。④⑤ 《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①② 《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③④ 《晉書·杜預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