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唐、吐蕃錯綜復雜的關系（一）南詔與唐朝的關系

公元738年，皮羅閣被唐玄宗封為云南王，唐玄宗封皮羅閣為云南王的戰略目的，主要是為了讓南詔牽制吐蕃。當時，吐蕃的軍隊進逼成都平原，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唐朝扶植南詔牽制吐蕃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選擇。因此，中國西南出現了唐王朝、吐蕃、南詔國三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因此在討論唐代統一多民族中國西南地區的歷史時，是需要從唐朝、吐蕃、南詔三者之間的關系入手，分別對南詔與唐朝、南詔與吐蕃的關系進行分析。

南詔與唐朝的關系是在統一多民族中國發展的歷史過程當中展開的，從一開始就因為吐蕃、唐朝對西南地區的爭奪左右著南詔與唐朝的關系。如果從唐朝支持蒙舍詔統一洱海地區開始，那么唐朝與南詔的關系可以概括為這么幾個時期：唐高宗到唐玄宗時期是南詔依附唐朝時期，唐玄宗天寶年間到唐德宗大歷年間是南詔依附吐蕃反唐時期，唐德宗建中年間到唐文宗太和年間是南詔與唐朝重新和好時期，唐文宗開成年間到唐昭宗時期南詔與唐朝的關系且戰且和，并且一直延續到南詔、唐朝滅亡。

當唐朝支持南詔建立政權之后，南詔在唐朝的支持下得到了大發展，開始擴張，于是和唐朝鞏固邊疆的戰略發生了沖突，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唐玄宗天寶年間的“天寶戰爭”。

“天寶戰爭”爆發的原因可以分為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是唐朝希望連通從戎州都督府到安南都護府的通道，并且把這一地區控制起來，因此唐朝派遣官員竹靈倩修建安寧城，但是卻遭到地方政治勢力爨氏的反對，所以唐朝讓南詔的軍隊前來鎮壓，之后南詔的軍隊就乘此機會占領了滇池地區，這是根本原因。

“天寶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是天寶九年（公元750年），南詔王閣羅鳳按慣例謁見時任云南太守張虔陀，而其妻竟受到張虔陀的侮辱，閣羅鳳十分憤怒，上表控告，但朝廷不置可否，于是閣羅鳳起兵問罪，殺張虔陀，攻城奪地數十處，成為引發天寶戰爭的直接原因，戰爭中南詔國得到了吐蕃的幫助，戰爭以南詔勝利結束，唐朝軍隊的將軍李泌也戰死在大理。值得注意的是閣羅鳳在戰后立“南詔德化碑”于國門，表明自己是不得已而叛唐，目的是希望以后唐朝容許南詔再歸附。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閣羅鳳去世，因為當時鳳迦異也已經去世，所以南詔國立鳳迦異的孫子異牟尋為南詔國國王，異牟尋當權之后，便集中了20萬南詔國的軍隊與吐蕃軍隊兵分三路同時向唐朝進攻，但是這次南詔和吐蕃的聯合軍事行動遭到了唐朝軍隊的沉重打擊，因為這次戰爭的失敗，南詔和吐蕃產生了矛盾，所以吐蕃降格對待南詔國國王，把南詔國國王從“贊普鐘”降為“日東王”。

在此背景之下，南詔國國王開始考慮與唐朝聯合共同對付吐蕃。所以便有了貞元十年的會盟，這一時期成了唐、南詔間關系較好的時期。貞元會盟之后，南詔國國王異牟尋派遣其弟及清平官尹仇寬等27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新唐書·南詔傳》）。唐德宗對此給予了很高的重視，而且還封了南詔國使者尹仇寬高溪郡王，拜為左散騎常侍。第二年，唐德宗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帶領一批官員到南詔國進行冊封“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袁滋等人到達南詔國都城時，受到了隆重的歡迎。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異牟尋去世，唐朝派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吊祭”。異牟尋的兒子尋閣勸即位為南詔國國王，唐朝馬上改賜了“元和印章”，但是，尋閣勸僅僅在位一年就去世，兒子勸龍盛即位，勸龍盛在位9年，被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對于勸利，唐朝沒有馬上賜印，而是在唐憲宗去世三年之后，唐穆宗長慶三年（公元823年）才賜印，由此可以說明唐朝對于南詔節度使王嵯巔殺勸龍盛立勸利是有意見的，是用不馬上賜印承認勸利來表示唐朝的政治立場，同時也表達了南詔國與唐朝的關系是一種隸屬關系，對于一個南詔國不合法的國王不馬上承認，其中包含了唐朝處理這一政治事件的政治智慧。

從唐懿宗開始，唐朝進入了晚唐的衰微時期，南詔國與唐朝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基本結束，不斷發動對唐朝的攻擊。與初唐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當時是唐朝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擴展，扶持南詔，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唐朝強盛，南詔還處在剛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唐朝處在主導地位；而到了唐玄宗時，安史之亂正在醞釀之中，唐朝內部的許多矛盾正在顯現，而南詔國也處在與唐朝、吐蕃的政治博弈之中，所以發生了唐朝與南詔的天寶之戰，唐朝三次直接攻入南詔國的都城，所以仍然是唐朝處在主導地位。

公元860年，勸豐祐去世，南詔國繼位的酋龍埋怨唐朝不來吊慰，而且發來的詔書都是給勸豐祐的，所以酋龍大為不快，進而稱帝，建元“建極”，號“大禮國”，而唐懿宗認為酋龍的“龍”字犯了唐玄宗李隆基“隆”字的諱，也決定徹底斷絕與南詔國的關系。至此，唐朝與南詔國表面上的和好關系結束。

在此，我們可以對唐朝與南詔關系進行幾點分析：

第一，與初唐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初唐時期唐朝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擴展，扶持南詔，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唐朝強盛，但是到了晚唐時期，唐朝開始走下坡路，而此時南詔國那些有政治智慧的國王、清平官也都去世，再加上軍事重臣如王嵯巔等人把持政治軍事大事權，所以南詔開始不把唐朝放在眼中，發動向唐朝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極大地動搖了唐朝在西南的統治。

第二，在唐朝與南詔國最后的博弈中，唐朝與南詔的關系是一種且戰且和的關系，但是正是在這種且戰且和的博弈當中唐朝與南詔都耗盡了各自的實力，在相互斗爭中兩敗俱傷。

第三，從統一多民族中國發展的角度來看，唐朝和南詔國的關系較為復雜，當唐朝強盛，希望建設一個強大的統一多民族中國時，積極以文化的、政治的、軍事的各種方法與邊疆民族建立友好關系，但是當唐王朝開始走向衰弱的時候，唐朝與邊疆民族的博弈關系發生變化，唐朝希望建設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愿望破滅，表現為邊疆民族與唐朝不斷發生以戰爭為表達的關系；而南詔在弱小的時候，表現為對唐朝的順從，積極參與唐朝建設統一多民族中國的相關事務，例如幫助唐朝在地緣政治當中制約吐蕃勢力進入西南，當南詔在地緣政治格局當中處在有利地位之時，就盡可能發展自己的政治力量、軍事力量，與唐朝展開利益博弈，特別是當唐朝走向衰亡的時候，南詔國對唐朝的進攻是極其猛烈的。

綜觀唐朝、南詔間的關系，在皮羅閣、異牟尋時代，唐朝與南詔國的關系以和好為主流，而以后，戰爭又多于和平，以矛盾沖突為主流，面對南詔國的攻擊，唐朝常常是疲于應付，雖然南詔后來有與唐朝建立友好關系的愿望，但是這時候的唐朝已經是強弩之末，已經無力來經營與南詔的關系，所以唐昭宗時南詔“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后中國亂，不復通”（《新唐書·南詔傳》）。唐朝與南詔的關系走到了歷史發展的盡頭。

南詔的強大是唐朝和吐蕃為了爭奪對洱海地區的控制權而出現的，但當南詔有能力與唐朝爭奪實際利益時，雙方產生了矛盾沖突，由于唐朝不能很好地處理與南詔國的關系，于是把南詔推到了吐蕃一邊，南詔“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夷謂弟‘鐘’，故稱‘贊普鐘’，給金印，號‘東帝’”（《新唐書·南詔傳》）。從此，南詔與吐蕃成為兄弟之邦，共同對付唐朝，但雙方仍有不少矛盾存在。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閣羅鳳死，其孫異牟尋繼立，南詔與吐蕃聯合進擊西川。結果是唐朝軍隊大敗異牟尋，吐蕃把失敗歸罪于南詔，改封異牟尋為日東王，把兄弟之邦降為臣屬關系，并進一步加重對南詔的求索——“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

在南詔與吐蕃的關系出現危機時，南詔上層開始考慮如何處理與唐的關系。而就在這個復雜的形勢之下，出現了一個對唐朝有深刻認識的歷史人物鄭回，鄭回是唐朝的西瀘縣令，在南詔攻破唐朝的巂州被虜，得到了閣羅鳳的任用，擔任清平官。因為曾經作為先生教過南詔國的王族子弟，所以鄭回在這個時候勸說異牟尋與唐朝重新和好，異牟尋采納了鄭回的意見，開始私下謀劃與唐朝接觸，唐朝的劍南節度使韋皋因為能夠很好地處理西南的民族問題，西南少數民族的首領對他頗有好感，于是一些少數民族的首領把異牟尋希望與唐朝交好的想法告訴了韋皋，韋皋得知南詔有歸唐的愿望后，開始做爭取南詔的工作。貞元七年（公元791年），韋皋派討擊副使段忠義攜德宗敕書前往南詔招諭。韋皋為了排除南詔對吐蕃勢力的畏懼心理，在貞元七年十二月派兵討伐私下與吐蕃交往的勿鄧鬼主苴夢沖，殺之，使唐朝兵力深入東蠻地區，直達南詔邊境，有效地支援了南詔對抗吐蕃。

南詔希望與唐朝和好的愿望是十分強烈的，于是暗中派遣使者分三路向唐朝在西南的官員韋皋送信，從南詔給韋皋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兩點信息：

第一，南詔國要找一個恰當的理由來說明自己當初與吐蕃聯合是身不由己的，而且本來可以悔過自新，但是又因為唐朝的官員鮮于仲通的阻隔，所以“自新無由”。

第二，對于當時統一多民族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對比，南詔是相當的清楚，說明南詔并不是一個對統一多民族中國宏觀政治格局毫無觀察和思考的，他們會在眾多的政治力量之間尋找適合自己生存發展的政治空間，所以南詔國的表態，恰好就是唐朝當時需要解決的民族關系的主要方面，即唐朝在北方與突厥的戰爭與和平、唐朝在西北部與回鶻的戰爭與和平、唐朝在西部與吐蕃的戰爭與和平，所以對于唐朝而言，南詔國的歸附，恰恰可以實現遏制吐蕃向西南方向發展的戰略目標。

韋皋收到信后，派人護送南詔國的使者到了長安，南詔國的使者向唐德宗面奏了異牟尋希望重新歸附唐朝的愿望，向唐德宗獻了黃金、丹砂，表示南詔國歸順唐朝的一片誠心，于是有了著名的唐朝與南詔國的貞元會盟。貞元會盟后，唐、南詔約定，共同討伐吐蕃。而南詔與唐結盟之事，吐蕃并不知道，仍向南詔征兵。此時，吐蕃因為與回鶻發生戰爭，死傷十分嚴重，所以希望調動南詔國的軍隊一萬人參加與回鶻的戰斗。而這個時候異牟尋正想攻擊吐蕃，就將計就計，表面上表示出南詔國很“寡弱”，僅僅派遣了五千人前往。異牟尋自己卻親自帶領數萬人跟隨其后，不分白天黑夜地行進，最后在神川打敗吐蕃的軍隊，斬斷了鐵橋，吐蕃的戰士“溺死以萬記，俘其五王”（《新唐書·南詔傳》）。從此之后，吐蕃與南詔國的勢力就基本是與金沙江為界，沒有再進入西南以洱海為中心的地區。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異牟尋又開始謀劃攻擊吐蕃，唐德宗也同意出兵給予支持。而吐蕃也準備攻擊南詔，異牟尋和韋皋聞訊后，積極準備迎戰，結果，吐蕃大敗，唐朝聯合南詔攻擊吐蕃的戰略目標達到，南詔國也從吐蕃的控制當中解脫出來，于是南詔國與唐朝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新唐書·南詔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