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學·古代楚辭學(西漢—“五四”時期)·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楚辭學

魏晉南北朝，社會長期動亂，安定的時候并不太多，學者無暇研治楚辭;隋唐五代詩文呈一時之盛，但人們偏重“歌詩合為時而作”、“文以載道”的教化文學，以抒發個人情感為特色的楚辭相對受到冷落。因此，這一時期的楚辭學前不如兩漢，后遜于兩宋。

據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這時期的楚辭注本主要有：晉代郭璞《楚辭注》三卷、徐邈《楚辭音》一卷，南北朝宋時何偃《楚辭刪王逸注》、諸葛民《楚辭音》一卷，梁朝劉杳《楚辭草木疏》一卷、無名氏《楚辭》十一卷，另外，還有《隋書·經籍志》著錄孟奧(不詳何時人)《楚辭音》一卷，隋朝皇甫遵《參解楚辭》七卷、釋道騫《楚辭音》一卷。遺憾的是，這些注本大多已經亡佚，只有釋道騫的《楚辭音》有敦煌殘卷尚存。而郭璞的《楚辭注》，因為敦煌《楚辭音》殘卷、洪興祖《楚辭補注》中曾加以引用，據近人考證，郭璞所撰《山海經注》、《爾雅注》、《方言注》、《穆天子傳注》等文獻中與楚辭內容有關的注文也很多，故從這些輯出來的材料中，還可以窺見它在楚方言、音義和神話傳說的注釋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

上列諸書目中有四種 《楚辭音》，可見此時期“音義”是楚辭注釋的重要內容，這大概與六朝音韻之學的興盛頗有關系。其余三種已佚，道騫的《楚辭音》殘卷，被伯希和劫走，現藏巴黎國民圖書館寫本部，1936年，王重民影印寄回。殘卷存八十四行，起自 《離騷》“駟玉虬以乘鹥兮”，迄于 “雜瑤象以為車”，共釋《離騷》文一百八十八，注文九十六。注音以反切、直音為主，也往往訂正字形，或引群經釋義。《隋書·經籍志》載：“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聲者，皆祖騫公之音。”道騫的《楚辭音》不僅在當時影響很大，對楚辭學中 “音義”一派的興起亦有開啟之功。

此時期的楚辭注本已無從細考，但文人對楚辭的評論卻往往見之。如齊梁時沈約贊揚屈宋之作“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宋書·謝靈運列傳》)，裴子野卻批評說：“若悱惻芳菲，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雕蟲論》)兩人對楚辭的看法反映了當時尚文與尚質兩種不同文學觀念的沖突，很有代表性。而在楚辭評論方面成績卓著的則是劉勰。

劉勰 (?—520)，南朝著名文學理論家，他的《文心雕龍》多處論及楚辭，其中《辨騷》一篇，更從文學角度全面論及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是前所未有的楚辭專題論文。在《辨騷》中，他先列出劉安、班固、王逸等人對《離騷》的看法，認為他們“褒貶任聲，抑揚過實”，未能作出適中的評價;其次，他指出《離騷》的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四事同于風雅，而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四事異于經典，因而說楚辭是“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其地位次于《詩經》、高于辭賦。最后，他具體分析了《楚辭》一書中各個作品的不同藝術風格，以及對后人的影響。劉勰的主要貢獻是肯定了楚辭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楚辭“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上承《詩經》，下啟漢代辭賦，“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楚辭承前啟后的特殊意義，是前人未予重視的。同時，他注意并強調楚辭瑰麗奇詭的藝術風格和哀志傷懷的抒情特征，對后人也很有啟迪。但劉勰以經評騷，無法體會屈原的內心世界與精神實質，故盛贊其文辭而未識其人品，是其局限所在。

劉勰而外，南北朝又有蕭統編 《文選》，于“賦”之外，另立“騷”、“辭”兩類。按漢人大多辭賦不分，王逸《楚辭章句》使“楚辭”這一文體從賦中獨立出來，而劉勰《文心雕龍》于《詮賦》外另作《辨騷》專文，蕭統《文選》“騷”、“辭” 自成別目，更加強了“楚辭”作為特定文學樣式的獨立性。北朝的顏之推，則因上承班固，謂屈原“輕薄”、“露才揚己，顯暴君過”(《顏氏家訓·文章篇》)，而受到后代洪興祖、蔣之翹等人的批評。

據朱熹《楚辭集注序》，隋唐間訓解楚辭的有五、六家，今已不可見。但有唐一代，詩文繁盛，文士輩出，評論過楚辭的文人，數量頗可觀，明人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中輯有李白、韓愈、李賀、柳宗元、杜牧、顏籀、劉知幾、賈島、皮日休九人，事實上遠不止此數。大致說來，初唐王勃、獨孤及、柳冕諸人為倡導古文運動，反對六朝浮靡文風，視屈原宋玉為淫麗浮靡之源，因而貶斥屈宋與楚騷傳統; 到盛、中唐，隨著古文運動實際上的勝利，韓愈、柳宗元等開始看重楚辭，主張學文以經為本，而參之以楚辭及其他;到晚唐的皮日休等人，能更為客觀全面地評價屈宋辭作，對其“麗詞”與“逸藻”也欽佩有加了。必須指出，唐代李白、杜甫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提到屈宋與楚辭時，一般是十分崇敬的，如李白“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戲為六絕句》)等，早已成為人所習知的名句。而王維、韓愈、柳宗元等人創作了不少騷體作品(見朱熹《楚辭后語》)，在唐代形成一個仿騷的熱潮，這也表明了他們對楚辭的喜愛。唐人又有沈亞之作《屈原外傳》，其中網羅了許多關于屈原的傳說故事、奇聞逸事，類似傳奇，卻也反映了屈原事跡在民間已深入人心，融入了民俗文化之中。

五代十國時，南唐王勉曾撰《楚辭釋文》。此書已亡佚，唯洪興祖《楚辭補注》卷首篇目下，一一注明《釋文》之篇目，而注文中又引《釋文》共一百一十八則。此外，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也有著錄，但無撰人。著名學者余嘉錫先生據《宋史·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精心考證，確定其為南唐王勉所撰。《楚辭釋文》的篇次與通行本王逸《楚辭章句》有很大不同，顯然是兩個不同的系統。《釋文》篇次雖多雜亂，但保留了《楚辭》一書的另本線索，自有其價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