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產生·魏晉玄學及其特征

玄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玄學指玄遠深妙，不尚實務，不為實用的學術思想、文風，及其影響下的社會風氣。狹義的玄學則特指魏晉時期的哲學思潮。魏晉玄學大體上經歷了 “貴無”、“自然”、“崇有”、“獨化”、“貴虛”等邏輯階段的發展過程。

魏晉玄學是在批判、繼承經學的基礎上產生的，同時在其發展過程中影響、吸納佛學、神仙道教，最后歸趨佛學、道教，在儒、釋、道合流中轉生，進而影響、規定著中華傳統文化。玄學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

第一、從哲學本體論高度捭闔立論。魏晉玄學討論的是世界的本體問題，超越了此前哲學只從宇宙生成論立論的局限，理論思維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從先秦到兩漢的哲學所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是宇宙生成問題。《老子》和《易傳》都接觸到本體的問題，《系辭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似乎在追求一個“形而上”的本體世界，然而它只就此打住，抽象地提出一個道體問題，接著展開的卻是宇宙生成的具象結構圖式，未達到對本體高水平的抽象思維。只是到了魏晉玄學，才真正開始了對“形而上”本體的展開。“玄學” 原本亦稱為 “形而上學”。

第二、一任自然的變化來觀察人事，講求天人的機械統一。關于“天命”主宰人事的思想，在商周時期就早已有之。《尚書·盤庚中》說：“予迓續乃命于天。”就是說你們的生命，是在我那里保留下來的。《詩經·大雅·文王》中則有“天命靡常”的思想。之后的孔子、孟子都講求天命思想，兩漢經學家則進一步將天神主宰的思想發揮到極至，產生了以讖緯為代表的粗俗宗教迷信。魏晉玄學家們拋棄了這種低劣的天命思想，而吸收接納了荀況、韓非直至東漢王充天人相與之際的某些觀念，從自然現象與人事活動的一種機械關系，講求人事與自然的某種統一性。如王弼注《周易》，就以自然界的消(滅)息(生)盈虛、陰陽寒暑，來說明人事的生老病死，得失順逆。

第三、一任人的自然本性，追求人的思想自得。先秦儒家把人的社會名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加以強調，即有了所謂的名教。兩漢經學家在此基礎上又附以宗教迷信的說教，把“三綱五常”等名分理想神學化，直至宋明理學時期尚有程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極端說法。社會名分成了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核心內容。玄學家則與此不同，他們大都輕名教，重自然自得，一任人的自然本性，追求個人的“放達”、甚至“放縱”，具有一定的個性解放、思想解放的內容。

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玄學家不可能從人的自然本性與社會本性的統一視角，提出個性解放問題，而是僅限于個人行為放達恣睢，甚至達到極點，“裸袒”“縱飲”，放浪形骸。

第四、儒道兼宗。經過了戰國天下爭雄和秦的酷政，漢初黃老之學被推上歷史的前臺，到漢武帝時的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適應封建大一統的需要，占據了“獨尊”的地位，并與陰陽士術結合起來。魏晉玄學重倡老莊之學，同時承繼儒家學說，完成了這一時期文化思潮的又一次分合過程。

第五、兼容與開放的胸懷。玄學時期學術較為自由，形成了新的“百家爭鳴”的氛圍。正其如此，有了儒道的合流。而且這個時期佛學迅速中國化，匯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這種兼容與開放打下的基礎，預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新勃興，而其完成在宋明。

第六、能動進取的風尚。經學重名，玄學則務實。玄學討論深刻的本體問題，但兼重實行實用。在這種玄風社會里，一代“亂世奸雄”曹操就打出了“唯才是舉”的旗幟，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頗多建樹。即使是被指摘為放浪行骸的嵇康一派“自然”玄學，也是講求“棄名以任實”、“任心任實”的。這個時期的學術思想也頗多自由氣息，造成了能動進取的環境條件。

第七、思辯的方法。先秦哲學多重經驗事實，兩漢經學則采用了先驗比附的方法。魏晉玄學則討論“本”、“末”、“體”、“用”的本體問題，其思辯水平大大提高。比如“言意之辯”孔、墨、老、莊、易里早已有之，但只是到了玄學家這里，才作為哲學層面的認識論問題來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