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學·儒學回歸·江河日下:理學的衰微

作為中國古代傳統學術發展的重要環節，宋明理學在其產生、發展乃至興盛的過程中，經歷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兩個階段。朱學把封建倫理道德本體化，抬到“天理”的地位，并用理論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從而確立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社會準則;王學則以其“致良知”學說，把“吾心之良知”與“天理”合二而一，進一步完成了封建制度永恒的理論論證。但是，心學這種極端主觀唯心主義的學說，在推進理學發展的同時，也為其本身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崩解打開了一個致命的缺口。由于王學的“心”及其所固有的“良知”全在于個人的好惡，并無一個確定的是非標準，“致良知”的途徑又只是“頓悟”或“漸悟”這兩種功夫，這就使得王學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異端色彩，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沖破朱學束縛、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乃至出現其后“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的泰州學派;另一方面則為其后學虛無主義思想和清談學風的大肆泛濫打開了閘門。延及明末，士子不讀書，不探討實際學問，不關心社會現實，只知談心性，誦語錄，導致“天下無一辦事之官，廊廟無一可恃之臣”(李塨《恕谷后集》卷四，《與方苞書》)，明王朝的統治大廈最終在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中轟然坍塌。嚴酷的社會現實，促成了學術思想界的覺悟和警醒。一時之間，陽明心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成為眾矢之的，許多學者在對明末空疏學風進行尖銳抨擊的同時，強調讀書，注重實際，講求經世致用，倡導以樸實的經學取代空疏的理學。即如王學營壘中人，也大都立足于“天崩地解”的社會現實，對心學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正。可以說，明末清初的社會變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的以經世致用為宗旨的批判理學思潮，從根本上動搖了理學的地位，加速了理學的衰亡。

然而，遭到清初學術界普遍唾棄的理學，卻在統治階級的廟堂里找到了一席之地。滿族統治者以少數民族人主中原，在殘酷激烈的征服與反征服、壓迫與反壓迫的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中，面對漢族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統治者有必要選擇一種足以籠絡整個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統治思想和文化格局，以鞏固新政權的統治，實現封建國家的長治久安。而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學說，自然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青睞。順治九年(1652)，“臨雍釋奠”典禮隆重舉行。十二年(1655)又頒諭禮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裉煜聺u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清世祖實錄》卷九一)至此，清統治者初步確定了尊崇儒學的基本國策。但是，儒學自北宋以后進入理學時代，并在其發展過程中分化成朱學和王學兩大派別，清統治者要尊崇儒學，就面臨尊朱抑或尊王的問題。在與明王朝以及農民起義軍的角逐中奪得天下的清統治者，深知心學泛濫在晚明造成的嚴重社會危機，因而很快選擇了具有鮮明儒學正統色彩的朱學，并確立了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的地位，最終奠定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為了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便于民眾身體力行，康熙根據儒家學說，特別是為程朱理學反復論證的封建倫理道德規范，制定和頒發了“圣諭十六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清圣祖實錄》卷三四)雍正時又給十六條作了注釋發揮，刊為《圣諭廣訓》，頒發全國，朔望宣講。從此，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具體化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不僅如此，康熙四十年(1701)，清廷還以“御纂”的名義，下令匯編《朱子全書》，極力推崇：“宋儒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今五百余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清圣祖實錄》卷二四九)同時還把朱熹從原列孔廟兩廡的先賢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十哲之次，成為第十一哲。

在清初統治者逐步拋棄關外“祖制”、“舊章”，選擇儒學，特別是程朱理學作為其統治的指導思想的同時，一批理學家以及所謂的理學名臣，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在清初學術界批判心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浪潮中，極力排王尊朱，維護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李光地說：“《學》、《語》、《孟》、《庸》之理未有精于朱子者，是故有明三百年，崇而守之則淳，背而去之則囂?！?《榕村文集》卷二)陸隴其也說：“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后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碑傳集》卷一六)從維護清政權統治的實用立場出發，清初理學家尤為重視“主敬”、“崇尚”、“躬行”。魏象樞認為“敬為知行根底”、“敬誠之至即仁之至”(《寒松堂全集》卷六)。熊賜履則說“為學者須從日用常行處著功夫”，“躬行其實”(《經義齋集》卷二)。湯斌更強調：“道在日用，任人亦步亦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卻子弟臣友，便有何道?”(《湯文正公全書》卷四)為了抬高理學的地位，李光地還不惜吹捧康熙皇帝，鼓吹道統與治統的合一。他聲稱朱熹承接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認為“自朱子而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圣賢之學”，吹捧“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蓋“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榕村全集》卷一○)!果然，康熙聽了非常高興，盛稱“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章梫《康熙政要》卷四)?？墒?，清初理學家對程朱理學的提倡，不僅促成了統治者對儒學正統思想的選擇，而且適應了統治者維護鞏固政權的需要。也正因為如此，一批理學名臣得到寵信和重用，享受特殊的恩榮和優厚的俸祿，程朱理學也再次高踞廟堂，處于炙手可熱的正統地位。

但是，無論是清統治者的崇獎提倡，還是理學名臣的趨炎附勢，都難以挽回理學衰落的必然趨勢。如果說，陽明心學的產生，是對朱學末流支離煩瑣的補偏救弊，也是理學發展的一個階段，那么，王學自身反動的出現，心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在明末社會危機面前的無能為力，則足以說明理學不僅在理論上走到了盡頭，而且在實際上也喪失了生機。特別是經過明末清初批判理學思潮的狂飚掃蕩，理學更是江河日下，潰不成軍。清代初年，盡管統治者出于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不遺余力地提倡程朱理學，也僅僅視其為僵化的封建倫理道德教條，而恰恰忽視了理學豐富多彩的哲學內容和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至于那些理學名臣的唱和，不過是適應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有裨于新王朝封建倫理秩序的重建而已，在理論上并無任何新的構建和創造，徒然掇拾前人牙慧，煩瑣陳述，毫無新意。就此而言，作為一種學術形態，理學在清初已經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