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學·水利建設和技術的普及(元、明、清時期)——傳統水利學術全面總結和著作豐碩期·水利著作和水利志大批涌現

宋以后，水利建設仍持續發展，傳統工程技術開始徘徊不前，值得注意的是以明代潘季馴為代表的“束水攻沙”治河思想的完善，和以堤治沙工程的實施，使傳統的黃河堤防工程技術發展到了最高階段。

明清以來大批有關水利工程技術、治河防洪的專著陸續問世。各地的地方志大多設置了水利專業志，漕運志作為新的專業志種在明清的水利專業志中也占了相當的比重。現存的古代水利文獻大多是這一時期編纂的。

1.防洪治河工程技術的系統總結

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賈魯主持著名的黃河白茅堵口，挽河回復故道。白茅堵口動用民夫十二萬，軍工二萬，在汛期完成了堵口。歐陽玄隨賈魯參加了全部工程，完工后將此次堵口全過程記載成《至正河防記》，全篇約四千字，是古代黃河堵口的重要文獻。

劉天和于明嘉靖十三年 (1534) 任總理河道大臣，他主持治河時間不長，但善于總結經驗。他所著的《問水集》六卷，是繼金《河防通議》之后的又一重要河工專著。主要內容有闡述黃河特性、各代治河方略、堵口工程措施等。較有價值的是總結民間創造的“植柳六法”，即根據具體情況種植臥柳、低柳、偏柳、深柳、漫柳、高柳，以滿足護堤、防沖的各種要求。他提出的工程量計算方法、施工水平測量方法也很有特點。

《治水筌蹄》是明代的重要河工著作之一。“筌”和“蹄”是先秦時期捕魚和打獵的工具，該書名就是治水工具書之意。明隆慶六年至萬歷二年 (1572—1574)萬恭任總理河道大臣，任上開始撰寫此書。該書的精華在于對運河工程技術和運河工程管理的總結。對黃河的治理思想，他首先提出了“束水攻沙”、以堤治河的工程措施。

潘季馴繼萬恭之后四次出任總理河道大臣，在他的任上“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進一步深化、完善并付諸工程實踐，從而實現了從筑堤擋水到以堤束水攻沙的轉折。潘季馴著《河防一覽》十四卷共二十八萬字，這是一部對“束水攻沙”思想與實踐全面總結的河工名著，較為系統闡述河流動力學理論、泥沙運動規律，他還收入了其任期內有關治河的四十一道奏疏和各種治河議論。清代的河工著作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的靳輔《治河方略》較為有名。

2.編年體的《行水金鑒》及其續編與農田水利專著

將浩如煙海的水利文獻加以整理，以編年體的體例刊行，是水利資料性叢書《行水金鑒》及其續編的特色。該套叢書主要收入治河、運河工程、農田水利等內容。

《行水金鑒》 上起先秦，下至康熙六十年(1721)的三百七十多種水利文獻、典章中，部分摘錄了約一百六十萬字，內容以明后期至清康熙為重點，傅澤洪主持纂修。正文一百七十五卷，其中分河水(黃河)六十卷，淮河十卷，江水(長江)和漢水十卷，濟水五卷，運河七十卷，兩河(黃河和運河)總說八卷，職官、夫役、漕規等十二卷。道光十一年(1831)黎世序刊印《續行水金鑒》，時間下限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與《金鑒》不同的是大量收入原始工程檔案，匯集成“章牘”一百二十一卷，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增加了永定河十三卷。民國時期繼續這部叢書的編纂，計劃整理自嘉慶二十五年至宣統三年 (1820—1911) 的水利文獻。

屬于地方性的農田水利專著較為有名的有《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清代的畿輔地區相當于今北京、天津、河北地區，吳邦慶主編的《畿輔河道水利叢書》刊印于道光四年(1824)，收入了元明清有關畿輔水利的論著和他本人的議論，是研究海河流域水利史的重要著作。武同舉的《江蘇水利全書》，反映新疆水利的《西域水道圖說》、《新疆圖志》也屬這類專著。

水利工程的專著亦很豐富，寧夏引黃灌渠有《大清渠錄》、引涇灌區有《涇渠志》、紹興三江閘有《三江閘務全書》、四川都江堰有《灌江備考》、福建木蘭陂有《木蘭陂志》、浙江通濟堰有《通濟堰志》、云南滇池水利有《六河圖說》等。

3.運河專業志

有關運河、漕運的典籍到明清已成為專業圖籍中重要的書種之一。其著述之多，記載之詳是其它時代沒有的。

運河、漕運典籍按內容可分為三類：以運河河道為主的專業志，內容包括運河工程沿革、水源和工程管理、水政管理規章制度等;以漕糧運輸為主，記載漕運制度、漕運倉儲、漕運管理法規等內容的專業志和資料匯編性質的文集;河漕兼容的綜合性專著，最有代表性的是《漕河圖志》。運河、漕運典籍還蘊含著許多有關文化、經濟方面的內容。

(1) 運河河道志

明清運河實行分段管理，運河志書在明代由各河分司編撰。清代則續書較多，成就不如前代。明清成書的運河志，自運河北而南主要有《通惠河志》、《北河紀略》(清有續書《北河續記》)、《山東運河備覽》、《南河志》。江南運河屬民間管理，有關運河、漕運的內容在各地的方志中都有詳細的記載，分述如下。

《通惠河志》，明嘉靖七年(1528)成書，分為上下二卷。作者吳仲，字亞甫。吳仲在嘉靖六年以御史巡按直隸，主持過通惠河的管理。上卷載通惠河的水源、工程、工程經費和夫役制度。下卷收入有關通惠河的奏議、碑記等。

《北河紀略》成書于明萬歷年間，名士謝肇淛主持編撰。《北河紀略》共十卷，約十五萬字。《北河紀略》明刊本不多，《四庫全書》稱此書“搜材頗備，條畫亦頗詳明”。清順治十年(1653)工部主事閻廷謨對《北河紀略》略作改編，增加了一些當時的內容，新書名《北河續紀》。北河北起天津楊青閘，南至山東魚臺珠梅閘，是京杭運河黃河以北關鍵河段。《北河紀略》全志結構嚴謹，以運河水源、工程沿革、職官設置、河政等分類，有北河分段圖，詳細反映了各段的主要工程設施，是運河諸志中質量較高的一部。

《南河志》是稍后于《北河紀略》問世的區域性運河專志。南河即為淮揚運河，北自淮安，南迄高郵儀真，南河分司駐高郵。萬歷二年(1574)工部水司熊子臣以 《南河規則》為底本，補充河務內容而成《南河紀略》。天啟元年(1621)南河郎中朱國盛按志書體例，以《紀略》內容為主，又收入了文牘、奏議、碑記等，書成名《南河志》。《南河志》共十卷，約二十四萬字，是明代成書最晚的運河專志，保留了黃河、淮河、運河原始且系統的資料。

《山東運河備覽》和《山東全河備考》是清代運河志的代表作，在時限上與明代各運河專志上下相承，在地域上與《通惠河志》、《南河志》南北溝通。清代的山東運河段“自 (山東) 嶧縣黃林莊起，抵(河北)德州桑園止，凡一千二百里”。《山東全河備考》成書在前，于康熙十九年(1680)，由山東濟寧道葉方恒主持編撰，主要史料取自王瓊的《漕河圖志》、車爾的《漕河通考》等書。《山東運河備覽》修訂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山東全河備考》為基礎，刪減了元明清時期的內容，而大量增補了康熙乾隆兩朝的史實。在內容和體例上是再創作，就內容看，使用價值更高。

(2) 漕運志和漕運典籍

漕政事關京畿民生、國家政權的穩定，明清漕政在國家的治理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漕運專業志在明代成為專業志種之一。

《漕書》，弘治年間張鳴鳳主編，“是書專論漕運利弊”。全書全為八篇：漕政、漕司、漕軍、漕河、漕海、漕船、漕倉、漕刑。張鳴鳳生卒不詳，弘治六年(1493)進士，他是明代力主罷河運行海運的代表人物。

《漕運通志》是明代記漕政最系統的專志。作者楊宏，字希仁，嘉靖初年以指揮使署都督江北漕運。他有感于先前漕運志的簡略，與謝純合作編撰此書。《漕運通志》共十卷，主要內容包括漕運職官、漕船制作、漕船廠和工匠、漕糧倉儲、漕糧定額，以及有關漕運的典章、奏議等。

清代將漕政各種制度、文典匯集而成漕運專書。早期有《督漕疏草》二十二卷，康熙時董納編。乾隆三十四年(1769)問世的《漕運則例纂》二十卷，楊錫紱編。清代集漕政之大成的專著有《欽定戶部漕運全書》九十二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印，潘世恩編撰;以及《欽定戶部漕運全書》九十六卷，光緒二年(1876)載齡編撰。兩書收入了有關漕政的各方面內容，按門類編排，是研究漕運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文獻。

(3) 河漕綜合性專志

集運河和漕運為一體的綜合性志書中，《漕河圖志》以成書早，內容全面，文圖并茂又包容了京杭運河早期大量的原始資料而為后人所重視。就體例而言是最早創寫的運河專業志，對后來的專業志書影響較大。《漕河圖志》，王瓊編撰，弘治九年(1496)成書，共八卷。

《漕河圖志》中運河圖占了相當的比重，是本書的特點之一。《漕河圖志》中有關明代前期的運河河道沿革、運河管理的內容為它書所不見;漕運方面有關漕糧以及貢運貨物、數量;押運官兵配備等記載也很珍貴。

明代還編有《漕政舉要錄》和《通漕類編》，以《漕政舉要錄》的史料價值較大。《漕政舉要錄》，邵寶撰，十八卷，成書于正德四年(1509)。時邵寶以都御史總督江北漕運。此書卷一至卷六記運河管理;卷七至卷十二為漕政，涉及倉儲、漕卒、漕幫建置等;卷十三至卷十八收入文牘、史籍、奏章等。有天一閣藏本。

(4) 海塘工程志

濱海地區海塘建設始于秦漢時期，唐宋時技術達到相當水平，出現了土塘、柴塘、木柜、石塘等不同材料類型的海塘。明清時海塘建設有大的發展，建筑技術和結構都有創新，明代砌石重力結構的五縱五橫的魚鱗大石塘和清代的十八層魚鱗大石塘是這一時期海塘工程的杰作。

對海塘工程技術和管理的總結始于清乾隆，代表作有方承觀的《敕修兩浙海塘通志》和翟均廉的《海塘錄》。浙江巡撫方承觀屢掌治河，熟悉水利，乾隆十四年(1749)奏請編修海塘通志，于乾隆十六年(1751)全部刊印成書。全書二十一卷，卷首收入雍正、乾隆朝御旨。以下二十卷依次為圖說一卷，列代興修二卷，本朝建筑四卷，工程一卷，物料一卷，坍漲二卷，場灶一卷，職官一卷，潮汐一卷，祠廟二卷，兵制一卷，江塘一卷，藝文二卷。該書內容廣泛，歷代修筑情況，海(江)岸變化，管理機構沿革。翟均廉的《海塘錄》在體例基本與方承觀的通志相近，內容上對海塘圖式有補充，奏議也是方書沒有的。

在古代四千年治水活動中，我國傳統水利取得了光輝的成就和在世界水利史上的先進地位，與此同時，傳統水利也顯現出明顯的弱點：

第一、理論概括不夠，我國古代的水利著述甚豐，僅水利專著就有五百種以上。但這些著作多為建設實錄，缺乏抽象概括，未能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認識，類似戰國時代的《管子·度地》對水流運動規律和土壤特性的歸納，宋元時期的《河防通議》對河流水勢、水汛以及防洪工程規范之類的理論著作屈指可數。

第二、定量分析較少，即使類似潘季馴《河防一覽》、靳輔《治河方略》這樣的大家著述，也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只能描述大致趨勢，未能應用當時已有較高水平的數學進行量化并進而上升到理論公式。

第三、缺少科學試驗，水利實踐多停留在對現象的直接觀察上，缺乏在理論層次方面的提煉。

由于存在這些弱點，使得我國傳統水利技術雖然在唐宋時期已發展到最高水平，但此后就停滯不前。元明清時期，雖然水利建設進一步普及，但技術水平一般并未超越唐宋; 建設規模和速度更難以與秦漢時期相比。明清水利著述雖然豐富，但資料性居多，理論概括較少。總之，封建社會后期的水利建設，既沒有戰國秦漢時期那種生機勃勃的宏大氣勢，也沒有唐宋時代的技術先進和管理規范，這種停滯狀態醞釀著新的變革與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