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成就了中華文明

長城的出現以及長城地帶的形成，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動碰撞的結果。沒有秦漢帝國，就沒有匈奴帝國，中原集權帝國的形成過程，也是游牧帝國的形成過程。

隨著環境的變遷以及農耕和游牧政權你進我退的變化，長城分布的具體區域也有不同。長城地帶農業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碰撞與交流，不但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間交流融合的過程，也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之間長期交流融合的過程，還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過程。長城的修筑以軍事需要為起點，以民族融合、中華文化認同為終結，這一偉大的軍事工程見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

長城地帶的文化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總體上呈現出相互滲透、交流融合的趨勢。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中華文明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帝國時期，假如沒有與游牧文明之間頻繁的互動，中華文明也許呈現不出綿延不絕、生動活潑的態勢。漢初匈奴“常往來盜邊”，西漢政權在處于劣勢的情形之下，被迫“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奉宗室女為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實物各有數”。應該說，和親及互市是農牧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方式，這樣的緩兵之計對當時中原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明代“烽火不驚，三軍晏眠，邊圄之民，室家相保，弄狎于野，商賈夜行”，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開始在邊境上開設常態化的互市，邊境線上對峙的局面為之大變。

兩千多年間，在圍繞長城的交往互動中，在農業和游牧民族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下，形成了中華文明獨特的、多元統一的文化面貌，而多元化恰恰是維持中華文明不斷革新和強大的保障。長城的歷史證明，中華文明至少是由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一起構建完成的，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都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

考古所見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不勝枚舉。漢族的語言文字、思想制度、文化藝術深刻地影響著長城地帶游牧民族的文化發展。《漢書》保留著匈奴與秦漢王朝長期書信往來的資料，表明秦漢時期尚無文字的匈奴便已經通曉和使用漢語。西岔溝墓地發現長短兵器、馬具和較為貴重的金銀飾品，包括具有漢族風格的文物鐵NFDA2、鐵斧、繩紋陶器、各式刀劍、鎏金馬具、銅鏡、配飾、貨幣等。上孫家寨匈奴墓葬發現隨葬的銅鏡、五銖錢以及倉、灶、井等明器，完全和漢文化的特征相一致，并且磚室墓與東漢中原地區漢墓形制無異。南越王墓、江蘇徐州楚王墓中出土金、銅帶飾。新疆羅布泊、遼寧西豐縣的漢代墓葬出土了中原地區的鐵斧、鐵刀、鐵鏃、鐵劍。蒙古高原和西域地區也都有發現漢代的錢幣、銅鏡、瓦當、生產工具等。此外，漢代龜茲國“漢樂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擊鐘鼓，如漢家儀”；蒙古鄂爾德尼昭哈拉和林遺址以北“包括城市、堡寨、城堡及農業郊區。……瓦當和鋪首的紋飾均為唐代晚期的風格。遺留在城堡內宮殿基址上的瓦當上亦存在唐晚期的紋飾”的發現等。

歷史上農耕文化對游牧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農耕文化發展較早，其體系也較為成熟和完整，對北方的游牧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農耕文化向長城地帶各少數民族地區傳播擴散的同時，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匯聚，使得中原文化在發展中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養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無所不包，塑造了長城地帶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樣性。據考證，從趙武靈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寬領褒袖的笨重服飾有了重大的轉變。伴隨魏晉時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從長城以北的東北地區或蒙古草原進入長城地帶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帶入農耕地區并改變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習慣。隨著小麥、大麥以及磨面方法從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區的傳入，改變了中原漢族以五谷為飯的膳食種類。家用畜力中的馬，主要是從蒙古高原引入長城以南，漢代極為有名的汗血寶馬傳入中原后備受珍惜。此外，在新疆阿拉溝、魚兒溝等地西周至戰國末期的墓葬中發現的騾子骨骼，經鑒定其最早應該是蒙古高原地區的游牧者培育出來的。而在藝術文化方面，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樂器以及音樂音律、歌舞雜技等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原后，對中原的戲劇、宋詞、元曲均產生了極大影響；大同云岡等石窟藝術以及敦煌的壁畫藝術等，都是長城地帶各民族乃至世界藝術的匯聚。

民族融合發生、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過程。不論是農業民族政權還是游牧民族政權，當他們主導中原后，自覺不自覺地都希望能夠統一中國，這種思想的形成是長期以來民族融合最好的也是必然的趨勢。尤其是游牧民族政權入主中原后，想要穩定和諧發展就必須與農業民族的思想文化進行融合，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與漢民族達到契合，這正是農業民族與各民族不斷融合最后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重要過程。雖然長城地帶各民族的起源地域各異，但在幾千年相互打交道的過程中，通過交流與學習所進行的“民族融合”已不再是簡單的“漢化”或者“胡化”，而是更深層次的諸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深度交融。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保有自己風俗習慣的同時，又兼具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這才使得中華民族文化朝著多元化方向不斷發展，促成了中華民族真正的繁榮，塑造了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和包容性。費孝通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自從長城修建以來，長城內外逐漸形成了農牧兩大經濟體。兩千多年來，長城內的農業民族通過屯墾移民和通商等方式在這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網絡，把長城內外各民族聯結在一起，成為中華民族自在民族實體形成中重要的一部分，長城見證了農牧雙方發展的歷史進程，也因此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