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清初傳統金石學的復興和清末的鼎盛·我國清末的金石收藏與著錄

我國清朝后期，特別是1840年以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勢力的侵入和洋務運動的興起，在開礦山和修鐵路的過程中，各地時有重要銅器和其它古代文物出土。不少達官貴人和學者(有的學者本身就是大官僚)，利用他們的為官之便和雄厚的財力，或為附庸風雅，或為摩挲研究，無不競相收集出土重器。大量新資料的積累和研究，使清王朝末葉的金石學研究達到了它發展的高峰。這一時期的著名金石收藏家，主要有吳式芬、李佐賢、陳介祺、潘祖蔭、吳大澂、端方等。

我國清末的金石收藏家，大多精于鑒別并嫻于考證。而且他們之間，不少人過從甚密，或摩挲古代文物，或切磋砥礪金石文字，促進了我國傳統金石學研究的發展。特別是他們一般都擁有較為雄厚的財力并勤于著述，得以使他們的新收獲和研究成果不斷出版。這又進一步使金石資料的流傳范圍擴大，從而使更多的學者能利用這些新鮮資料進行研究，促進了金石學研究隊伍的擴大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這一時期，出版了不少有價值的金石著錄，為以后的金石學研究，積累了大批珍貴資料，直到今天，這些著錄還很有價值。

在青銅器著錄方面，主要有：

吳云《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1872年自刻本，收入銅器110件。圖繪紋飾與前此用雙鉤不同，改用較為逼真的實筆;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1872年刻本，收入50器。本書考釋為潘祖蔭、張之洞、王懿榮、吳大澂等著名學者所作，考釋時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器形、銘文摹繪較精;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三十卷，1869年至1884年間完成，收錄銅器1383件。每一器摹寫銘文，指出來源，并參考成說加以考釋。此書卷首為彝器說上、中、下，實際是考器、考文、考藏的三篇論文，此書是一部收集較為豐富的重要金石著作;吳式芬《捃古錄金文》三卷(九冊)，成書于1895年。本書集商周銅器銘文1334件，以文字多少為序編成。每件銘文下附有釋文，吳氏加以考釋并有前人說解。當時所出著名重器《毛公鼎》等，都已收入書中。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和《捃古錄金文》二書，網羅宏富，精品較多，因此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被推崇為“得此一編，而可不需外求”(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31頁，勝利出版公司，1947年)的集大成式的銅器銘文著錄。

在石刻方面的著錄，主要有：

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十六卷，1872年刊出?！督鹗瘜W錄續補》(上卷)記張德容將周秦、兩漢、六朝碑刻“俱取舊拓本，雙勾其文，凡一百四十八通，輯為此書”。每碑于目次之下記著錄書名，并記明尺寸大小及出土地，文后還加以考釋;楊守敬《望堂金石初集》(同治宣統間飛青閣鉤刻本)，《金石學錄續補》說楊守敬“取舊拓碑板，為世所罕見者，自漢至唐，凡四十六種雙鉤付刻”而成此書。每碑之下，都注明據何人拓本勾勒，并作有考釋。

在古代錢幣方面的著錄，主要有：

李佐賢《古泉匯》六十四卷，續十四卷，補遺二卷，1864年石泉書屋刻本。李佐賢是清末著名的古幣收藏家，他將自己所藏及收集到歷代錢幣拓本纂為《古泉匯》一書。該書網羅宏富，共收入5000多種古代錢幣，其中不乏精品。此書的編纂體例也有所創新，“春秋戰國時的刀、布，宋人已有著錄，但大量地收集并加以分類則自李氏始”。此外，“將泉范及范母同錢幣一起列入錢譜，則是李氏的創舉”。書中的 “農民軍和地方割據勢力所發行”的錢幣最為寶貴?！霸诶钍弦郧?，初尚齡的《吉金所見錄》最為著名，但所收錢幣僅1500余品，不過是李書所收的四分之一。以材料的豐富而言，《古泉匯》超過了以前諸家”(吳榮曾：《古泉匯》，《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李佐賢還與鮑康合編《續泉匯》(十四卷、補遺二卷)，1875年刻竣刊出。此書仍按《古泉匯》的編纂體例，收入歷代錢幣上千種。《續泉匯》與《古泉匯》互相補充，也是一部錢幣學研究的重要著作。以上二書，是集當時古錢幣之大成式的著錄。直到今天，還對古錢幣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上述各種重要金石著錄，還是用我國傳統的繪影圖形，雕板印制的。但隨著西方近代攝影技術和石印法的傳入，在金石的著錄方面，也很快就采用了這一先進技術。“這不僅使被著錄的古代文物更加形象逼真和便于欣賞研究，而且也適應了金石學研究對象的日益擴大和更加復雜的時代要求”(容庚：《商周青銅器通論》，第139頁)。

這一時期用新技術方法印制的一批金石著錄主要有吳大澂《愙齋集古錄》，自序于光緒二十二年，全書十四卷收入金文1144種(實收1144種)。有的作有考釋，也有的沒作考釋?！叭挥∷⑸跫?，更為金文中一優良著述”(容庚：《商周青銅器通論》，第149頁); 端方的《陶齋吉金錄》八卷，光緒三十四年(1908)石印，收入商周銅器140件、兵器9件，秦至唐權32件，秦漢至明代物148件，并附六朝隋唐造像30件?！独m錄》(1909年石印本)收商周銅器55件、兵器4件，秦漢至宋代物21件。《補遺》收商周兵器8件。全書共收入447器，每器記有尺寸，但無釋文和考證文字。書中所收端方自藏陜西寶雞斗雞臺所出銅禁及酒器一組，最為重要，是他書從未著錄者?！按藭加檬。L圖仍用舊法，而銘文則用拓本”(容庚： 《商周青銅器通論》，第143頁)。

此外，吳大澂還于光緒十四年(1888)影印出版了《十六金符齋印存》三十冊，著錄以漢印為主。吳大澂另于光緒十五年出版有《古玉圖考》一冊，并對收入的周、漢、隋、唐古玉“辨訂源流，引證經傳，圖說詳明，至為精?！?(朱劍心： 《金石學》，第53頁)。陸心源也于光緒十七年(1891)出版了集古磚之大成的《千甓亭古磚圖釋》二卷，將著錄的漢魏以來古磚標明尺寸、出土地，并對磚銘作有釋文和考證。

金石學研究及金石學史著作：

清末的金石收藏熱和金石著錄書的不斷出版，使金石資料的流傳范圍更加擴大，從而能使更多的學者進行金石學研究。他們的研究心得匯集成冊，因而有不少專門金石學研究的著作陸續出版了。當然，上述許多金石著錄書中，都有作者對所收文物所做的考證，這本身就是作者的研究心得。這些，也應是研究著作，我們在研究時是不能忽略的。

葉昌熾《語石》一書，于宣統元年(1909)出版。葉氏對碑石“訪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余通，朝夕摩挲，不自知其耄”。他將平日研究心得“輯為此編”，即《語石》“都四百八十六通，分為十卷”。《語石》一書涉獵廣泛，“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覽中區，旁征島索，制作之名義，標題之發凡，書學之升降，藏弆之源流，以逮摹拓裝池，軼聞索事，分門別類，不相雜廁。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歐趙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釋，非輯錄。但示津涂，聊資談囿”(《語石》序，1901年)。《語石》一書，是一部清末出版的石刻研究著作。

清末金石學研究的發展，是在繼承和發揚了歷朝金石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取得的。我國傳統的金石學研究，如果從正式形成的宋代算起，歷經元明至清代，已有八九百年的時間。若再加上形成前的“蘊釀時期”，那時間還要加長得多。在此期間，不少名著傳世，名家迭出，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貴的文化財富。因此，在清末也出現了記述前代和當時有成就的金石學家的生平和著述的專書。

陸心源《金石學錄補》于光緒十二年(1836)刊出。顧名思義，本書是道光四年(1824)刊刻的《金石學錄》(李遇孫)的補編。李氏《金石學錄》四卷，“自三代以來，至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及本朝諸家，凡為金石之學者，得四百余人，茲有著述以傳于世，即志一隅，說一事，無不備見于錄”。此書卷三、四專列清朝起自孫承澤至馮云鹓、 姚觀光等金石學家165人，對他們的搜集和著述加以介紹或評介，以使他們的 “作述之精神，不至沉薶于后世” (李遇孫：《金石學錄·序》);而陸心源的《金石學錄補》，則補入了李書未收入的金石學者，“自漢至今，凡得一百七十人。今復搜采群書，證以聞見，又得一百六十余人，重加編次，定為四卷，合之李氏原書，都得八百余人”(陸心源：《金石學錄補·序》)。清代的金石學家，在《金石學錄補》中有157人之多，可見清朝研究金石學的風氣之盛。特別是道咸以來的金石學家，諸如吳式芬、吳云、陳介祺等人的成就及生平，在《金石學錄補》一書中都有詳細的記載。因此，陸心源的《金石學錄補》和其稍前的李遇孫《金石學錄》互為表里，是研究我國考古學史，特別是金石學史的重要參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