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孔子奠定了中國文學的基本原則·孔子的文學思想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綱領

人類的發展，促使人類創造文字以進行交流，為了更好地傳達思想，這就產生了文學。可以說，文學的產生，是自然的現象。而文學思想的產生，也正像文學產生一樣自然。

子游，姓言，名偃，春秋末人，孔子弟子。擅長文學主張“教化”。孟子稱“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體”(《孟子·公孫丑上》)。

在中國文化史上，沒有一個人像孔子那樣偉大，這種偉大，同樣表現在文學理論發展史上。《論語》一書，準確地體現了孔子的文學觀，而這種文學觀，是通過孔門弟子整理、傳播的，因而也是孔門弟子的文學觀。

《論語》中孔子的文學思想，首先表現為重視“文”，《學而》引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雍也》引孔子之言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泰伯》引孔子之言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屢屢言及博學于文的重要性，并把“文”與孝、悌、謹、信、仁、禮聯系在一切，認為這是修成君子的必然途徑。其教弟子，有“文學”一科，子游、子夏，為其翹楚。兩人之外，也不廢文學習養，所以顏淵喟然而嘆，稱曰：“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論語·子罕》)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文為其首，而論人論世，也以“文”為評判標準。如《八佾》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公冶長》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憲問》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又《泰伯》曰：“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文”、“文章”，既表現為一種道德修養，也表現為對禮樂文化的修習。在這里，“文”、“文章”雖然不能等同于今日之“文學”，但今日之文學實已包含在其中。

孔子以其好學不倦，而自詡其文，所以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孔子當處匡之危境，仍深信自身擔負的“文”之使命。他修訂、整理“六經”，正是其“文”的體現。而孔子弟子，也認為孔子之“文章”最為可觀，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 公冶長》)孔子之“文章”，基于弸中彪外的表現，最是耀艷深華，而對其弟子之教學，也以“文”為首，所以，其弟子最易聞見。

孔子把對“文”的重視，貫徹到學習的實踐中，其教子弟學詩，正體現了這一點。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又說：“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孔子強調學詩的重要性，幾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認為不學詩，則不足以言，如面壁而立，不知方向。而詩之功用，又有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博物之多途。興是一種啟發、鼓舞、感染的作用，觀即認識社會現實，考察社會政治制度、民俗風情善惡厚薄的作用;群指相互感染和互相提高。怨指批評和諷刺社會丑惡。興、觀、群、怨的具體化便是事父、事君、博物，所以，孔子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歸根結底，學詩必須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用目的相結合。

孔子強調文學的實用目的，所以十分重視文學的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文學的內容，應該是純正無邪、不過淫、不傷和的。即一種合于中庸的和諧之美，這種和諧之美，在《禮記·經解》中表達為“溫柔敦厚”的“詩教”。

孔子基于對文學內容的實用目的的考慮，追求一種盡善盡美、文質彬彬的審美標準，《論語·八佾》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雍也》載：“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善是對質，即文學作品所表達的內容的要求;美是對文，即文學作品的表現形式的要求。二者互相補充，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為文質彬彬，盡善盡美。若其中一勝一劣，即傷斯文。具體說，就是形式足以最充分地表現出善的內容，如果不能充分地表現內容，就是形式未盡其美。所以，孔子說：“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經籍纂詁》曰： “達，通也。”通達通暢，而無滯礙。孔子此言，可以證之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一段話，孔子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足言足志，則以行遠、必然是美麗之文。孔子以“辭達”、“足言”、“足志”規范文學形式，認為非文辭則不足以有功用，因而慎重其文辭，這是對文學形式與內容統一的最高要求。蘇軾對此認識得最為清楚，他說：“辭達而已矣，辭至于達，止矣，不可以加矣。”(《答王庠書》，見《蘇軾文集》)又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 ‘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 了然于口與手者乎? 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答謝民師書》，見《蘇軾文集》)蘇軾指出孔子之辭達而已，不是忽視文學形式的重要性，而是對文學形式表現內容提出的最高要求，這是極準確的。

孔子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集大成的人物，他關于文學的觀點，當然也成了后代理論家建立其論點的基礎和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