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學·逐步走向科學化的研究·成書年代和作者

前面已不止一次提到，古代的學者就有《左傳》非左丘明所作的意見，根據托名為鄭樵的 《六經奧論》，理由可以歸結為：1.書中出現了一些左丘明所不及見的事情; 2.書中的某些制度、職官，出現于戰國;3.書中對天文的記載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天文學成就; 4.書中的語言帶有濃厚的游說之士的色彩。現代學者對這幾點覺得理由充分，同時《左傳》中某些占筮之辭，其推測戰國前期發生的事，應驗如同目睹，所以事實上不是預言而是追記，占筮云云，不過故神其說而已。這一派的主張在研究者中占多數，認為成書的下限應在戰國前期以至中期。具體的作者，前人有子夏、吳起、魯國左姓者種種異說。近幾十年中，徐中舒、楊伯峻、朱東潤、趙光賢等可以作為這一派的代表。胡念貽則堅持舊說，認為 《左傳》成于春秋末期，基本同意古文家的意見而作了修正完善，認為有些制度并非始于戰國，而有些文字則屬后人增竄。

二說都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左傳》中確有戰國時代的內容，這是不可否認的。從先秦古籍一般的成書情況來觀察，從開始到寫定往往有一個過程。先秦典籍的私學著作，其形成固定的文本，絕大多數要到戰國中期或以后，但所題的作者往往是該書的奠基者、始傳者。《左傳》是王學漸廢而私學漸興的特殊時代的產物，目的在于為魯國史記演變而成的 《春秋》提供史實的解釋。徐中舒在《左傳選》的后記中曾提出當時有兩種史官，即太史與矇瞽。他們所傳述的歷史，原以矇瞽傳誦為主而以太史的記錄幫助記憶(筆者按，這種情況恐怕主要是當時書寫不便所決定的)，因而就稱為瞽史。徐文還引用對云南少數民族佧瓦族傳授歷史方式的調查作為自己論點的論證。筆者以為，這一推測是合理的。最初傳授《左傳》的人應該是個史官，他不僅能接觸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傳統的解釋《春秋》的方式。他匯萃各種書面的、口頭的史料，又以口授的方式傳給繼承者，經過一個時期的口頭流傳而大體上寫定于戰國中期。書中有些不符合春秋時期的史實和文字，應當就是在口頭流傳的過程中被添加進去的。

如果承認關于《左傳》的成書推測有其合理性，作者的問題也可以隨之而得出合理的推測。學者們對左丘明其人的時代、身份提出過種種懷疑，這些懷疑實際上都是針對《史記》中“魯君子左丘明”和孔穎達引 《嚴氏春秋》中孔子和左丘明同至周室 “觀史”的記載而發的。但是種種懷疑都缺乏強有力的證據，即以清代學者論證左丘明不應該是孔子弟子所持的理由，即《論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而論，孔子稱贊弟子和在弟子前自稱“丘”，《論語》中就不止一處，又如何能據此而以之為否定《史記》的理由呢?筆者以為，處理古文獻資料，凡屬史有明文記載而發現含混、矛盾，完全有必要提出懷疑和探討，但如果探討的結果缺乏足以否定原始記載的確切證據，如閻若璩之于偽古文《尚書》或崔述之于孔子刪詩說，或者是對懷疑者的持論同樣可以提出充分的不同意見，那么對文獻的原始記載就應該采取慎重的態度。本文中對孔子修《春秋》和左丘明始傳《左氏春秋》 的看法，就是根據這一原則得出的。

關于《左傳》的文學價值，劉知幾的論述可謂獨發其秘，從宋至清，學者們對之也不斷贊賞，明清人加以評點，影響最大的是馮李驊、陸浩的《左繡》。各種古文選本也大量選入《左傳》中的文章，家喻戶曉的《古文觀止》，全書十二卷，《左傳》占了整整二卷。現代學術界在擺脫了經學的束縛以后，研究者對《左傳》的注意轉移到了史學和文學上。任何一本通史或先秦史，都無法離開《左傳》這部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左傳》的史學價值是前人早已注意到了的，但它的文學價值則較少有人作專門分析。現代的文學史著作開始列進《左傳》作為先秦散文的重點，并且因為《左傳》和《史記》同是歷史而兼具濃厚的文學意味，所以又專門為之創造了一個 “歷史散文” 的名稱。

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專著比較少，所見僅錢鐘書《管錐編》中論《左傳正義》部分六十七條、張高評《左傳導讀》、孫綠怡《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余均散見于古代文學史、散文史以及單篇論文中。《管錐編》之博大精深，已為舉世所公認，其論《左傳》部分，意見亦多精彩。其第一條《杜預序》，論史家之記言，即極為透辟地分析了《左傳》與小說“不盡同而可相通”的道理。至于散見于各報刊的單篇論文，所論的范圍大致涉及思想傾向、敘事藝術、人物描寫、記言技巧等幾方面。由于數量過多，讀者可以檢索史學或文學論文索引，拙著《春秋左傳學史稿》第十二章第四節也擇要列舉了一些論文篇目，以供讀者參考。

近幾十年來以現代的治學方法所做的注釋整理，質量較高而有一定影響的有王伯祥的《春秋左傳讀本》、朱東潤的《左傳選》、徐中舒的《左傳選》、韓席籌的《左傳分國集注》。作為殿軍而后來居上的是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1981年，中華書局)。作者受學于其叔楊樹達，對經、史、子、小學均有很深的功底。五十歲以后集中整理《左傳》，前后歷時達二十年，為現代對《左傳》(包括經文)全文所作校勘、注釋的唯一著作。其所引征的各種材料約在四百種以上，包括原始資料，前人的研究專著、筆記，現代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論著，考古發掘和甲骨金文的整理成果，博蒐約取，按斷精審。此書的出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本世紀中整理《春秋左傳》的成績。拙作《左傳譯文》原為《春秋左傳注》中的一個部分，后因故而單行別出，所以譯文的訓詁依據一本楊書。《春秋左傳注》 出版后，楊伯峻、徐提又合作編成《春秋左傳辭典》，頗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