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學·建國以來對“通鑒學”的研究(論文)·對 《資治通鑒》 的介紹與評論

1956年《通鑒》的點校本問世后，一些介紹或研究《通鑒》的文章便陸續發表，時至今日仍舊持續刊出。

較早著文介紹《通鑒》的有聶崇岐的《我國古代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和《〈資治通鑒〉和胡注》、王崇武的《我國古典歷史巨著——〈資治通鑒〉》以及陳千鈞《論〈資治通鑒〉》等文章。聶、王均系整理《通鑒》小組成員，諳熟該書。聶的前文篇幅不大，概括地介紹了《通鑒》纂修情況、取材特點及歷史影響。后文則是進一步闡發擴展，作者指出《通鑒》使讀者用較少的時間了解1300多年的歷史發展，編排詳略得當，包羅廣泛，不載神鬼，《考異》里保存了豐富的史料，對今人研究十分有用;缺點則是遺漏重復、位置欠當、稱謂不一，或誤二為一乃至事實舛誤等等。陳千鈞在其文章的前半部不同意聶崇岐和王崇武的觀點，認為他們對《通鑒》存在的缺點不敢大力進行批判，這種態度“并沒有使他們對《通鑒》這部古典歷史巨著作出過高的評價，而是恰恰相反，低估了它應有的地位”。接著，作者又從“《通鑒》是時代的產物、而又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通史”，“司馬光的優良治史方法和他的巨大成就”兩方面詳盡介紹了司馬光編修《通鑒》的過程。陳文指出，這部古典巨著是在北宋時代所提供的一切物質條件和千百年來人們迫切要求而產生的，不論在體例上、史料去取上還是編寫方面，都標志著中國史籍達到更為完美可信的水平，創造了中國史籍的良好楷模。

六十年代，介紹評議《通鑒》的文章，以柴德賡《關于〈資治通鑒〉》(又名《〈資治通鑒〉》及其有關的幾部書》)和王仲犖《〈資治通鑒〉和通鑒學》為代表。柴德賡是“通鑒學”專家，他在文章中介紹了司馬光生平、《通鑒》選材史料、編纂方法、對《通鑒》 的評論、胡三省注文、《通鑒》 版本、與 《通鑒》有關的史籍等等，是介紹《通鑒》最翔實最有份量的文章，一向為人們重視。王文在文章題目中首次貫以“通鑒學”之稱，其文記述的內容包括司馬光與助手劉攽、劉恕和范祖禹等人的簡歷，《通鑒》的編撰、長處與不足，胡三省注文，以及《通鑒》的版本等，大體上沒有超出柴文的范圍。

七十年代末，“文革”對學術的破壞逐漸得到清理整治，對司馬光和《資治通鑒》的研究重新恢復，文章日益增多。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發表的陳光崇《〈資治通鑒〉述論》長文，該文論述了司馬光生平、編纂《通鑒》的程序以及由此反映出司馬光的史學思想及卓越成就。雖然總體上仍囿于五十、六十年代的范圍，但中間因受“文革”的阻礙，時隔多年之后而撰寫的全面介紹《通鑒》，仍然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施丁的《論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一文也具有代表性，該文是為紀念司馬光逝世900周年而作。作者認為司馬光修《通鑒》是為了提供君主“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他選擇助手主要從業務著眼，并非為反王安石所為。他不僅識得人才，而且善于使用;對助手有分工，有合作，相機行事，適當調整，發揮作用。歷史評論則由他個人負責，統一發論，我國古代史學講究經世致用，論史往往寓政，司馬光史論尤其如此。另有幾篇文章則是從編年體或紀事本末體的角度來概述《通鑒》的。安宇寄的《〈資治通鑒〉和編年史》肯定《通鑒》奠定了編年體在中國史籍中的地位，其后續和改編逐漸形成了以《通鑒》為核心的一個編年史體系。林校生和來可泓各自撰寫的論文題目均定名《〈資治通鑒〉與編年體》，林文“企圖闡明，北宋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在編年史體發展的長河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起了總結舊例兼開創新體的作用”。紀事本末新體例的“幽靈已在 《通鑒》 的軀殼中徘徊，已經呼之欲出了”。來文則用較多的篇幅敘述紀傳體對《通鑒》的作用、《通鑒》成書后對其他體裁史書的影響這兩個方面。林文和來文側重點不同，但結論大體相近，都對《通鑒》給予贊揚和肯定。許在全、范傳賢合撰的《試論司馬光與袁樞》，副標題即“兼談《資治通鑒》與《通鑒紀事本末》”，此文從宋代宏觀背景出發，闡述《通鑒》對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成書的影響，文中指出，從司馬光到袁樞，從《資治通鑒》到《通鑒紀事本末》，我們可以認識到：史學與政治斗爭的關系異常密切，史學為現實社會提供借鑒，不單限于內容，也包括形式;繼承和發展可以并行不悖?！八抉R光和袁樞在中國中世紀歷史學和歷史編纂學上先后輝映，建立了永不磨滅的豐碑”。另外，李春光的《〈資治通鑒〉傳入日本及其影響》一文也值得一提，該文詳述《通鑒》傳入日本后，對日本史籍著述產生的推動作用。作者推測《通鑒》東傳日本大約是在十二世紀中葉，此后引起了日本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重視，上至天皇、幕府，下到諸藩及其弟子，都把它做為學習的重要內容。該書的傳播，使日本史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大年鏡》、《今鏡》、《水鏡》、《增鏡》均系仿照《通鑒》而作，在日本史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四部名著《吾妻鏡》、《神皇正統記》、《本朝通鑒》和《大日本史》等書的撰寫也都受到《通鑒》的促動或影響，《本朝通鑒》更是完全模仿《資治通鑒》，《大日本史》也被日本學者稱作近似《通鑒》的著作?？上г撐膶τ诋敶毡狙芯俊锻ㄨb》的情況沒有述及。目前，國內學界對這方面的報導還很少見，此文在一定程度上頗具新意。今后與海外學界的聯系交往應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