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地位·獨秀一枝·置博士，興太學

漢武帝推崇儒學的一個大舉措就是于建元五年(前136)效法秦制，置博士，即，“置五經博士”。置五經博士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付諸實施。董仲舒早在《對策》中就曾向漢武帝明確指出：“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群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黃俊宜可得矣?！痹诖硕偈娼ㄗh興辦太學，網羅天下之英才;置辦明師，以儒家經典為教化之源。只有如此行事，才可達到“漸民以仁，摩民以宜，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同上)。董仲舒的這一建議是在建元元年(前140)時提出的。但其時篤信黃老之術的竇太后尚健在，漢武帝雖好儒，然也無可如何。所以董仲舒的這一建議暫時未能付諸實施，只得束之高閣。直到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才下令“置五經博士”。

博士是古代學官的名稱，它并不始于漢武帝所置的五經博士，而在戰國初期已有博士學官。沈約在《宋書·百官志》中就說：“六國時往往有博士。”齊國至遲在齊宣王時就設立了博士學官。又如《漢書·賈山傳》)稱賈山的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梢?，魏國亦曾設立博士學官。秦統一六國后，一仍舊制，仍設博士。秦始皇時有博士七十人，二世時有博士諸生三十余人。漢承秦制，仍置博士。如漢高祖二年(前205 )，“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叔孫通傳》)。又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钡珴h初博士的建置尚不健全。文帝時，增置博士?！靶⑽幕实凼贾靡唤洸┦俊?《后漢書·翟酺傳》)，是說凡通一經者皆可立為博士。其時晁錯為《書》博士，申公、韓嬰為《詩》博士。據趙岐《孟子章句題辭》，文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漢景帝不好儒，然仍以轅固生為《詩》博士。董仲舒、胡母生為《春秋》博士。

太學“五經”博士

漢武帝是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礎之上置五經博士的。這樣，《詩》、《書》、《禮》、《易》和《春秋》這五部儒家典籍就成為官方倡導的權威經典。五經以外的其它典籍不得置為博士。于是諸子及傳記博士都遭罷黜。自此，儒生壟斷了博士學官。

皮錫瑞說：“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紀，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惟《詩》、《書》、《禮》、《樂》、《易》、和《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訂，得稱為經。”(《經學歷史》，第67頁)其實先秦的儒家典籍不得稱為“經”。先秦儒學也不是經學。先秦有子學而無經學?！傲洝钡恼f法始見于《莊子·天運》，篇中稱《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但此“經”字只表示這六種書是儒家的基本典籍，并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威。儒家經典的確立，嚴格說來應該從西漢算起，尤其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才有所謂的《詩》、《書》、《禮》、《易》、《春秋》“五經”稱謂。此時的“五經”已不是一般的儒家思想的典籍，而是與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者的意志相結合的進行思想文化統治的法典。于是儒學成了惟一的封建正統學說。經學由此正式確立，孔子也由是而成為了圣人。

漢代今文經學立于官學，在思想界、文化界占據著統治地位。今文經學家以孔子所定之典籍為經。他們篤信《詩》、《書》、《禮》、《易》、《春秋》是經孔子刪定而成的，故而武帝只立“五經”于學官?！墩撜Z》雖記載孔子之言與行，然總是孔子弟子所手錄，而非孔子所定，故多稱“傳”而不得稱為“經”。《孝經》雖名為“經”，而不在六藝之中，亦歸屬于“傳”。這兩部書在東漢后期地位上升，可與“五經”并列。

《漢書·儒林傳》雖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但它實際所列的只是五經博士中的《書》、《禮》、《易》、《春秋》四家，“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睔W陽生從濟南伏生受《尚書》，武帝所立之歐陽《尚書》即歐陽生。所立之后《禮》即后倉，倉從東海孟卿受《禮》。所立《易》博士為楊何。《春秋》立公羊氏。置五經博士而獨舉其四，可能《詩》已立于文帝時。合而言之，則五經博士始備。

漢武帝所設“五經博士”，在博士員上卻不限于五員。皮錫瑞說：“自建元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據《儒林傳》贊，《書》、《禮》、《易》、《春秋》四經，各止一家，惟《詩》之魯、齊、韓，則漢初已分;申公、轅固、韓嬰，漢初已皆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學非一師，《詩》分立魯、齊、韓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經學歷史》，第75頁)可見，漢武帝所置“五經博士”，應為五經七家博士。七家各設一員，有缺輒補。其后，五經博士分為十四：《易》有施雔、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博士;《書》有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詩》有魯、齊、韓三博士;《禮》有大小戴二博士;《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博士。

博士弟子員

儒生公孫弘專治《公羊春秋》而位至丞相，封平津侯。他認為，“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漢書·儒林傳》)。于是他在元朔五年(前124)奏請漢武帝為博士設置五十名弟子員，不要他們納稅服役。由太常選擇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儀容端莊者補博士弟子。除這些正式博士弟子外，如郡、縣的治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就要上報郡守和王相，經郡守和王相仔細審查合格者，然后上奏朝廷。朝廷認可后，便送學生至太常，可以“受業如弟子”，即正式博士弟子員之外的旁聽生。博士弟子員雖有定員，但旁聽生卻無定員。滿一年則考試一次，有能通一經以上者，就可以補文學掌故缺，成績優秀者可以做郎中。不好學的平庸者和不能通一藝者，則令其退學。漢武帝批準了公孫弘的建議。董仲舒在建元元年的“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至此方得到落實。

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又為博士置弟子員五十名，并選地方上的優秀弟子為旁聽生，這就是漢代太學的開始。此后凡所立博士的經學，都在太學里面講授。由于漢朝今文經學得立博士，所以今文經學是太學教授的主要內容。博士弟子和受業如弟子者，只要能通一藝者即可被朝廷委以重任。所以攻讀“五經”成為了當時踏入仕途的一條重要的門徑。自此以后，天下之士皆皓首窮經、嗜經如命。太學的興起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興起雖有一定的社會歷史的條件，也是與當時的統治者以利祿為誘導的政策分不開的。誠如皮錫瑞所說：“欲興經學，非導以利祿不可?！?《經學歷史》，第73頁)

武帝之后，太學的規模不斷地發展、壯大，太學博士弟子員數也呈猛增之勢。漢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百人，宣帝末年竟增至二百人。兀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免其納稅服役，增博士弟子員至千人。成帝時，有人說孔子布衣尚且有弟子三千，與之相比太學的弟子實在太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到東漢質帝時博士弟子竟達三萬余人之多。由此可以想見漢時太學興旺發達的盛況之大概。

郡國立學官

漢代除太學之外，尚有地方學校的設立。這也是由武帝開其端?！稘h書·循吏傳》云，景帝末年，文翁為蜀君太守。文翁本人通《春秋》，仁愛而好教化。他見蜀地偏辟，風俗落后，有蠻夷之風，于是選派十幾個聰明伶俐的小吏到京師去跟博士學習，學成回來，用為高級官吏。他又于成都市中修起學官，招四郊之縣的弟子為學官弟子，除其徭役，成績優秀者補郡縣吏，次等的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習。每出行縣，多從學官諸生明經整行者，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幾年之后，人人爭欲為學官弟子，有錢的人甚至出錢以求之。于是教化大行。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到元帝時，更規定郡國要設置五經百石卒吏(鄉學教官)。地方學官的教學內容當然也就是得立博士的《五經》。

經學派爭

漢武帝置博士、興太學使儒學取代百家之學而定于一尊，成為了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思想統一的局面也由此而形成。儒家學說則成了這種思想統一的基礎。但在武帝所立的《五經》之中，武帝認為真正能為其統治作理論論證的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春秋》學。國有大疑，輙引《春秋》為斷?！稘h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向之。其對皆有明法?！惫珜O弘也因治《春秋》而為丞相、封平津侯?！豆颉返匚浑m高，但也只是五經之中一經，經學之中一派。獨尊《公羊》學，必然會冷落其它諸經。事實上，《公羊》學一家之言，也未曾得到經學其他各派的公認。這是形成經學內部矛盾的一個原因。

而且由于統治階級大力倡導儒學，神化周公、孔子、五經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威，一字一句都蘊涵有微言大義，所以對五經只能逐字逐句地進行解釋。漢朝經師解經尤重師法、家法。不守師法、家法者，不得立于博士。且西漢諸儒與東漢儒生兼治群經不同，他們往往專治一經，而置它經不顧。這就在事實上形成了門戶之見，各派之間爭論不休，黨同伐異。如同是治今文《尚書》的大夏侯(夏侯勝)和小夏侯(夏侯建)兩家，便相互攻詰。夏侯勝譏諷夏侯建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夏侯建則攻擊夏侯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漢書，夏侯勝傳》)。又如《公羊》和《穀梁》兩家長期不和。武帝尊《公羊》而貶《穀梁》，《公羊》因此大盛。而宣帝則大力扶植《穀梁》。這是造成經學內部矛盾重重的又一原因。

在經學研究中存在著義理學派與訓詁學派。前者側重于闡發經的微言大義，較有理論色彩，學風簡要，但易流于主觀武斷，空疏不實。后者則偏重在對字義、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證、訓詁，學風謹嚴樸實，然易流于支離破碎。經學內部的這兩大派之間形成了一種很復雜的矛盾斗爭關系。

上述的種種現象表明，雖然儒學已定于一尊，經學內部各派呈現出興旺發達之勢，但還不能形成一種能貫通五經大義的統一的經學體系。所以思想上的統一局面并未真正形成。而且讀經已成了經師們干祿榮身的途徑，所以他們往往在經文的個別字句上標新立異，以致派別林立，解釋繁瑣，愈推愈密，一經往往可說至百余萬言。這樣，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思想統一的理論基礎反而被弄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使經學更有效地為王權統治服務，統治者不得不對經學的發展進行干預。這樣的干預在漢朝歷史上有兩次。一次為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的石渠閣會議。再次為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觀會議。

漢宣帝希望經學內的各家各派能夠團結一致，存異求同，同為封建專制王權服務，所以曾于甘露元年(前53)召開了一次評論《公羊》、《穀梁》異同的會議。兩派各有五人參加，集中討論了三十多個問題。宣帝成功地把兩派之間的紛爭緩和了下來。又過了兩年，宣帝于石渠閣會議，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由太子太傅肖望之等平奏其議，宣帝親自稱制臨決。此次會議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結論，為建立統一的經學鋪平了道路，但也加深了各家各派之間的紛爭，漢宣帝想建立一門統一的經學的目的并沒有達到。石渠閣會議之后，宣帝于黃龍元年(前49)下令增立梁丘《易》和大、小夏侯《尚書》及《穀梁春秋》四家博士。

漢章帝召開的白虎觀會議，主旨在于減省當時經學中的“章句煩多”的現象，“欲使諸儒共正經義”。參加會議的有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規模龐大。會議由五官中郎將魏應承章帝旨意發問，侍中淳于恭代諸儒作答，最后由章帝親自裁決。會議連月始罷。漢章帝還命班固編輯整理他對《白虎奏議》所做裁決的定論成為《白虎通義》。《白虎通義》是白虎觀會議就五經同異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統一了認識后的結晶，是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讖緯神學由互相攻訐、發難走向統一融合的產物，是一部貫通五經大義的統一的經學思想體系。它適應了當時加強封建王權統治的需要。它以經義的形式把統治階級的意志具體化，它是一種制度化了的思想，有著法典的作用?！栋谆⑼x》的出現標志著統一經學的建立和思想統一局面的真正形成。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置博士、興太學是把儒學改造成為為封建統治服務的經學思想體系這一歷史進程的開端，而章帝時期的白虎觀會議則標志著統一的經學的形成。

《詩》、《書》、《禮》、《易》、《春秋》在武帝時期并稱為“五經”。東漢末年鄭玄遍注群經，影響極大，《五經》以外的書傳經他的注釋也獲得了與經等列的地位。如《禮》形成《周禮》、《儀禮》、《禮記》三禮同尊的局面，《毛詩》、《左氏傳》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至魏晉南北時期，《易》的“經”和“傳”兩部分，均被視為“經”?！稌吩跐h代有今、古文之分，兩晉之際皆佚，有孔安國的《偽古文尚書》出，行于世，被視為《尚書》真本，取得了“經”的地位?！对姟吩跐h代有齊、魯、韓三家，后來《齊詩》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無傳者，唯鄭箋《毛詩》為世所重?！抖Y》則《周禮》、《儀禮》、《禮記》并行，鄭玄的《三禮注》為世所重?！洞呵铩啡齻鞫季佑凇敖洝钡牡匚唬渲袧h代重視的《公羊》、《穀梁》二傳漸微，而《左傳》復興，西晉杜預注《左傳》后，《左傳》的影響超過《公羊》、《穀梁》?！缎⒔洝吩跐h代有古文孔安國《傳》和鄭玄注《孝經》，于此時《古文孝經》不行，而世間通用鄭注十八章本，也取得了“經”的地位?！墩撜Z》漢有《張侯論》和鄭玄注本，魏何晏作《論語集解》盛行于世，《論語》的經典地位又有提高?！稜栄拧吩跐h代屬小學，附于經學，至南朝末，陸德明作《經典釋文》，以其有訓釋《五經》的功用而列為經典之中，其地位已接近于“經”。可見，南北朝后期，以上十二經已具雛形。唐太宗命顏師古定《五經》文字，又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用行政力量正式統一了《五經》的文字與解釋?！段褰浾x》之后，還有賈公彥的《周禮疏》、《儀禮疏》、楊士勛的《穀梁傳疏》、徐彥的《公羊傳疏》、還有唐玄宗的《孝經注》。再加上已經通行的《論語》(何晏集解)、《爾雅》(郭璞注)，于是有十二經之稱。北宋時，官府派人校訂了上述《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七部經書的疏，連同原有的《五經正義》，十二經注疏于是確立。由于韓愈推崇孟子，于是孔孟并稱，在宋代《孟子》升為“經”。于是，十三經便正式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