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宋以前中國傳統金石學的“蘊釀時期”·學者對金石資料的認識和初步研究

不少出土的金石資料，由于去古已遠或文獻失載，關于它們的時代、用途以及內容使不少人感到茫然。但這些在我國學界傳統的書本知識，特別是經書以外的新資料的出現，必然會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并給以初步的解釋和回答。因此，在學界長期獨尊的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有關對出土金石資料的認識和研究，這就是我國傳統金石學的萌芽。由于時代的局限，不少學者對出土金石資料的研究和認識，主要出發點在于證經補史。我國傳統的金石學是從一開始，就與經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國青銅器的不斷出土，使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加以認識和研究。有從花紋形象方面認識的，諸如戰國末期的呂不韋，在《呂氏春秋·先識》說，“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全身，以言報更也”。《適威》說，“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如此等等，應是較早對銅器紋飾研究的言論(所謂“饕餮紋”、“竊曲紋”等術語，直到今天還為我們的考古學家描述銅器紋飾時所使用)。也開始涉及了出土銅器的年代問題。漢武帝時，“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漢書·郊祀志》)。這應是根據器物形制，再驗之器物銘文(按其刻)，進行銅器斷代的較早例子。此外，漢宣帝時請“好古文字”的張敞對扶風美陽出土的一件有銘銅器進行考證。張敞不僅將其銘文“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鸞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進行了釋讀，還指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許慎：《說文解字》敘)，對其用途也有了初步認識。這應是開了古文字學者對青銅器銘文進行研究的先河。

東漢時期，由于有銘青銅器仍不斷出土，促進了文字學的研究。“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許慎：《說文解字》敘)。古文經學家為了論證自己所修的“經”決非是“向壁虛構”的“不可知之書”，就必須從文字訓詁上，指出今文經“不合孔氏古文，繆于史籀”的地方，以及“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的弊病。而銅器銘文與所謂的“古文”——六國文學的蟬遞之跡可尋，這就從文字學的方面，為“古文先秦舊書”的真實性提供了可靠有力的證據。

所謂“今古文經”之爭，是從西漢后期開始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經學有了很大發展。“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然，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壟斷了學術界，成了士人為官晉身的階梯。西漢后期，由于古文經書發現的增多，劉歆提倡古文經，并爭取立于學官。但受到了今文經學大師的激烈反對，古文經學雖然幾次爭立學官未能實現，但經過論戰，力量卻日趨增長，直到東漢末期終于取代了今文經學的主導地位。

就在古文經學有了較大發展的東漢中期，著名古文經學家許慎完成了《說文解字》一書(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第25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就是充分利用新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從漢字發展演變的規律出發，進行整理和研究的。《說文解字》共收篆文九千多個，古文五百多個，籀文二百多個。因此，該書“備列古籀篆文，是古文字資料的寶庫”，它仍是我們今天“研究古文字極為寶貴的借鑒”。《說文解字》“是漢語文字學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一部著作”(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第41頁)。

司馬遷將訪得的秦始皇刻石銘文收入《史記·秦始皇本紀》，反映了古代學者已初步認識到刻石銘文的歷史價值。秦始皇所立七塊刻石，《史記》收錄了其中的 《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等六塊，只有《東觀刻石》銘文失載。司馬遷《史記》一書有關秦始皇刻石的記載，應是我國學者較早注意進行刻石銘文的著錄，這是很有意義的。

東漢時的袁康較早地注意到玉器，說明學者對金石資料研究的范圍有所擴大。他所說的“石兵”、“玉兵”、“銅兵”、“鐵兵”等不同歷史階段，是很有見地的。我們今天考古發掘的材料，所反映的仰韶文化時期、龍山文化時期、商周時期和戰國時期兵器質料，基本與袁康所說是一致的。特別是我國龍山文化時期，有的古代遺址出土玉器很多，尤以良諸文化遺址為最。因此，在傳統的考古學石器、青銅時代之間，有的學者提出還應有一個“玉兵時代”的意見。不能說這不是得自袁氏《越絕書》的啟示。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認為“袁康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考古學者”。

晉代“汲冢竹書”“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著名學者束晳等人“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意證”，進行全面整理研究。從“汲冢竹書”整理出“《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一篇，《大歷》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此外，還有“雜書十九篇：《周食品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等。此外，束晳對漢簡也很有研究。嵩山所得一枚漢簡沒有人能夠認識，“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 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晉書·列傳 (第二十一)》束晳)。束晳等人對“汲冢竹書”的全面整理研究，較之漢代古文經學大師整理“古文先秦舊書”時，對前代“竹簡”的認識更為明確了。因此束晳等學者，應是我國“簡牘”整理的開山。盡管由于晉以后的社會動蕩和戰亂，汲冢出土竹簡已不存于世，就連整理出來的七十多種古書，除了《穆天子傳》和《紀年》等以外，也早已失傳了，但束晳對簡牘學的貢獻是值得稱道的。

石鼓是唐代較重要的發現。雖然唐初虞世南(556—638)、褚遂良 (596—685)、歐陽詢 (557—641)等著名書法家曾得以寓目，對其書法“共稱古妙”。但尚未引起較多人的注意。直到著名詩人杜甫(712—770)的詩句中出現“陳倉石鼓文已訛”(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杜工部集》卷十六)和韋應物(737—790)、韓愈都作有以《石鼓歌》為題的名詩以后，石鼓才名聲日噪，愈益引起世人重視。唐天寶中的著名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在其《書斷》中，也論述了“石鼓文”是“倉頡之嗣，小篆之祖”。并涉及石鼓文的內容，“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今在陳倉”云云。如此等等。唐代學者這些有關石鼓文的言論，為后世石鼓文的研究開了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金石學形成以前，金石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傳拓技術已經逐步發明了。早在東漢末年，“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廟門外。于是后儒晚學，皆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后漢書·蔡邕傳》)。此時只是“摹寫”，說明傳拓尚未出現;但至遲在南北朝時期梁元帝以前應發明了傳拓術。《隋書·經籍志》四“《雜碑集》二十二卷”。注說：“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學者認為，傳拓技術是在梁初的“掃拓法”基礎之上，加以改進而形成的。所謂“掃拓”，“乃于碑面抹墨汁后，將紙鋪在已抹墨汁的碑面上，用笤帚掃紙，則黑白俱分，如印木刻版的書情形一樣”(參閱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第63—64頁)，但掃拓出的文字呈反方向。隋唐時期，傳拓技術已日臻完善和十分發達了。韓愈在詩中稱道石鼓文拓本之精時說：“公從何處得紙本，毫發盡備無差訛。”由于拓本得之容易，所以流傳很廣，連遠在西陲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竟也發現了《九成宮醴泉銘》拓本。學者認為，這應是保存至今最早的拓本(參閱閻文儒：《中國考古學講義》 第三章)。

傳拓技術的發明，對我國歷代金石材料，諸如銅器銘文、碑碣等文字材料的搜集和流傳具有重要作用，為宋代金石學的形成奠定了技術基礎。

雖然自秦漢起，歷經隋唐時期，由于金石資料的不斷被發現，吸引一批學者離開傳統的經書，把目光轉到了“形而下”——金石文物的研究方面。并隨著金石以外的資料，諸如竹簡等新材料的面世，也在逐步擴大著金石的研究范圍。但這一時期的研究，充其量，只不過是“偶得一器，偶見一石，偶然而得之，亦偶然而述之，一鱗半爪，未足為專門之學”(參閱朱劍心：《金石學》，第20頁)。還沒形成完整的體系和系統而經常不斷地研究，也沒有專門的金石著作問世。因此我們說，先秦至宋以前的研究，為宋代金石學的形成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