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學·關于《徐霞客游記》的研究·學術價值研究

1.對自然地理貢獻的研究

(1)地貌

A.巖溶地貌

侯仁之指出，現存《游記》的絕大部分，是關于西南廣大石灰巖地區的描述，實際上這也就是全世界最早的有關如此廣大地區的石灰巖地貌特征的最詳細、最忠實的考察記錄(《徐霞客——石灰巖地貌考察的先驅》，《人民日報》1961年4月9日)。繆鐘靈指出，徐霞客由粵西經黔南穿黔中至滇東，飽覽了我國重要的巖溶地區，對三個地區的不同巖溶地貌的特點進行了概括，其結論大體符合現代對這三個地區地貌劃分的認識 ( 《徐霞客游貴州》，《地理知識》1979年4期)。褚紹唐認為，徐霞客在巖溶地貌學上的貢獻有三：首先，他十分貼切生動地描述出石芽、溶溝、峰林、溶洞、石鐘乳、石筍、石柱等各種巖溶地貌的基本特征;其次，對各種巖溶地貌進行了科學的類比，考察其變化規律;再次，在巖溶地貌考察中，通過各種現象的仔細觀察，試圖尋找其形成原因和規律性 (《徐霞客在巖溶地貌上的卓越貢獻》，《地理知識》1984年3期)。曾昭璇認為，徐霞客對我國巖溶地形研究的貢獻，一是訂定各種巖溶地形的類型，二是分析和總結西南地區巖溶地形的特征，特別是指出我國西南地區峰林區及其范圍，指出峰林石山的區域差別，并分成三大區域(《徐霞客對我國喀斯特地形研究的貢獻》，《自然雜志》1987年1期)。任美鍔認為，徐霞客的貢獻一是在巖溶發育機制方面，指出了流水侵蝕和重力作用在巖溶地貌形成中的意義，二是在熱帶巖溶方面，詳細描述了峰林的形態，并精確記載了峰林在我國的分布，三是在洞穴學方面，精確記述了許多洞穴(《徐霞客對世界巖溶學的貢獻》，載《徐霞客研究文集》)。朱德浩、朱學穩提出，徐霞客的貢獻有五個方面：一是世界上最早對熱帶巖溶峰林地貌進行了大范圍考察，二是對熱帶亞熱帶巖溶區的種類繁多的巖溶形態有準確、細致的描述，三是正確認識到以桂林山水為代表的熱帶巖溶峰林地貌的本質特征，四是正確認識到我國西南地區峰林地貌 (包括峰叢和峰林) 的分布范圍，五是對巖溶區的水文地質現象有詳細記載并作出精彩的判斷和分析(《徐霞客對巖溶學和洞穴學的貢獻及其在世界巖溶科學史中的地位》，載《徐霞客研究文集》)。唐錫仁、楊文衡認為，徐霞客對石芽、溶溝、巖溶裂隙、落水洞、漏斗、豎井、溶蝕洼地、巖溶槽谷、巖溶盆地、盲谷、干谷、巖溶嶂谷、巖溶天窗、天生橋、巖溶湖、巖溶泉、峰林、孤峰、巖洞、穿山、溶帽山等地表巖溶現象，以及溶洞、洞穴堆積、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地下巖溶現象，都有精彩的描述，對西南大面積巖溶地貌分布有正確的認識，觀察并記述了巖溶地貌的地區差異，具有相當高的科學水平，他的認識不但超過了前人，也超過了當時的西方世界(《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一節)。

巖洞的發育是巖溶地貌的一個重要特征。隨著近些年洞穴學的快速發展，徐霞客這方面的成就越來越受到重視。楊文衡指出，徐霞客對巖溶洞穴研究的貢獻中，涉及面甚廣，其中包括洞口朝向、洞穴大小、洞穴類型及形態結構、洞穴堆積物、洞穴水文、洞穴生物、洞穴氣候、洞穴音響、洞穴考古、洞穴利用等的描述，以及有關洞穴成因的探索(《徐霞客對我國古代巖溶洞穴研究的貢獻》，《中國巖溶》2卷2期，1983年)。王家駿指出，洞穴測量是洞穴研究的基礎，徐霞客每歷一洞，必先進行全面測量，包括洞口位置、高程的勘定，洞穴長度、寬度、高度的丈量，地下河、湖深度、面積的估算，地下通道走向、起伏、曲折的描述，底穴潛通的判斷等，測量結果驚人的準確(《徐霞客：洞穴學研究的先驅》，《地理知識》1987年1期)。曾昭璇認為，徐霞客在洞穴研究方面的貢獻，一是訂定洞穴的類型，二是訂定洞穴內灰華堆積地形(《徐霞客對我國喀斯特地形研究的貢獻》)。張莫駿指出，徐霞客指出一些洞穴現象的規律，對某些洞穴現象進行了科學解釋，特別重視洞穴形態，重視對洞穴的利用(《〈徐霞客游記〉中對洞穴形態的觀察與記述的科學意義》，載《徐霞客研究文集》)。

B.流水地貌

高詠源在《我國古代對一些自然地理現象的認識》 (《地理知識》1954年7期)、侯仁之在《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記》中，均曾指出，徐霞客以福建寧洋溪和建溪為例，說明河床坡度和侵蝕力量強弱的關系，闡明河流的侵蝕作用。潘鳳英《徐霞客考察流水地貌的貢獻》(《南京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82年2期)專門闡述了徐霞客在流水地貌方面的成就。鞠繼武在《徐霞客在地貌學上的貢獻》(載《徐霞客研究文集》)中認為，徐霞客在流水地貌學上的貢獻，一是闡述了流水作用，二是描繪了流水地貌。楊作民在《試論徐霞客在考察流水和巖溶地貌的卓越貢獻》(《北京師院學報 (自然科學版)》1987年4期) 中指出，徐霞客仔細觀察水流的運動特性，把自然界各現象內在地聯系起來思考，從而對流水的侵蝕作用和它所塑造的地貌，有了深入的認識。關于侵蝕作用，徐霞客首創了 “水搗”、“水漱”、“水嚙”、“水蝕”等名詞，把流水的侵蝕作用分為下蝕和側蝕兩種。流水塑造的地貌類型多種多樣，《游記》中涉及到的中小型地貌類型，主要是河床、河谷等類型，對河床地貌中的“磯”、“觜”、“灘”、“洲”的描述，符合現代地貌學的觀點。河谷處于不同的發育階段，具有不同的形態特征，可區分為隘谷、嶂谷和峽谷等類型，徐霞客對嶂谷、峽谷的分布地點、成因和形態特征，有深入、仔細地觀察描述。徐霞客對比了寧洋溪和建溪的發源地、高程和流程長短，提出了河流侵蝕強度與河流的流程長短成反比，與分水嶺的高程、比例大小成正比的科學分析。唐錫仁、楊文衡指出，在流水侵蝕作用方面，徐霞客指出了流水侵蝕力量的大小與流速有關，而流速又跟河床坡度有關，并指出了河流的側蝕作用;在流水侵蝕地貌方面，徐霞客描述了澗、瀧、隘谷、溪、壺穴、瀑布、峽谷、曲流、不對稱河谷等的特征;在流水堆積地貌方面，徐霞客對險灘、心灘、江心洲進行了記述(《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一節)。

C.山地地貌

秦子卿指出，徐霞客對山脈的觀念，已不受政區的限制，而是從地理景觀方面去研究自然，這就意味著他對天山、阿爾泰山等貫通中外的山脈已有所認識; 盡管徐霞客研究中國的山脈系統是以各條主要江河的分水嶺去探討山脈之來去，但這一點不能苛求于他，直到康熙年間，測繪中國地圖的西方傳教士雷孝思等人仍是這樣做的(《試論徐霞客關于中國山脈系統的研究》，《江海學刊》1984年6期)。趙建黎認為，徐霞客對山地研究總是細致研究山勢、山脈走向、物質組成和分布規律，對山地自然要素如山地氣候、山地植物地理、山地動物地理等進行了詳密的觀察和研究，留下大量珍貴資料 (《徐霞客與山地研究》，《青年地理學家》3卷1期)。唐錫仁、楊文衡指出，徐霞客對山地地貌的論述有五個方面的內容，即山岳形態、山脈、山帶、山系、單個山地地貌形態(《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一節)。馬乃喜指出，徐霞客對華山石質山地山貌與華山北邊孟塬一帶黃土地貌作了真實記錄(《徐霞客在陜西華山一帶的地理考察活動》，《西北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1985年3期)。褚紹唐、洪建新指出，徐霞客通過實地考察，將粵西地形分為石山地形和土山地形兩類，并勾劃了廣西五個不同的石山地形分區(《徐霞客在廣西的考察工作》，載《徐霞客研究文集》)。

D.紅層地貌、火山地貌

紅層地貌是指中生代，特別是從侏羅紀到早第三紀的陸相紅色巖系，包括礫巖、砂巖和頁巖。唐錫仁、楊文衡指出，徐霞客對紅層地貌有很正確的描述，該地貌的幾個特征都提到了：第一，巖石是紅色的礫巖、砂巖和頁巖，第二，岡丘頂部高度一般低于四周其他巖石所構成的山地，第三，地形形態奇特，被稱為假巖溶(《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一節)。劉國成指出，徐霞客踏察了江南大部分砂巖名山，對砂巖峰、石，砂巖崖壁，砂巖蒼谷、圍谷，砂巖巖洞進行了描述，留下寶貴資料(《徐霞客對丹霞地貌的描述》，《地理知識》1987年1期)。

唐錫仁、楊文衡指出，在我國古代，對火山地貌作實地觀察并以生動文筆進行形態描述的，徐霞客是最早的一個(《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一節)。潘鳳英指出，《游記》中有關火山的記載，一是騰沖附近的火山分布，二是騰沖附近的火口湖，三是打鷹山、半箇山的組成物質(《〈徐霞客游記〉中的火山和地熱資料》，載《徐霞客研究文集》)。

(2) 水文

A.河流水文

唐錫仁、楊文衡指出，徐霞客記載的河流水文包括河流的流域范圍、水系、河流的大小、河水的流速、河水的含沙量、河水流量的變化、河水水質、分水嶺、伏流、地形與水文的關系、河床的地區差異等，并按上述類別，對《游記》中的資料進行了分析論述( 《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二節)。

丁文江在《徐霞客先生年譜》中，認為徐霞客在地理上的重大發現有五項：南、北盤江之源流;瀾滄江、潞江之出路;枯柯河之出路及碧溪江之上流;大盈、龍川、大金沙江三江之分合經流;江源。對此，譚其驤在《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現》(載《地理學家徐霞客》)中加以辨正，認為只有最不重要之第三項(枯柯河出路及碧溪江上流)才是匡正前人的發現，其余四項皆不能說是徐霞客的新發現。就江源而言，徐霞客所知，前人無不知之，但前人之所以無以金沙江為江源者，是不敢改易《禹貢》“岷山導江”的說法。其后，譚其驤的說法幾乎成為定論，但徐霞客確定江源的功績，仍有多人為文贊揚。如褚紹唐、吳應壽指出，徐霞客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材料論證金沙江是長江的正源，針鋒相對地否定了被認為不可動搖的《禹貢》“岷山導江”說的定論(《徐霞客游記·前言》)。孫仲明認為，徐霞客弄清了金沙江、岷江、大渡河三者的水系脈絡，首次提出金沙江是長江江源，對后人產生了深刻影響(《徐霞客〈溯江紀源〉在地理科學上的貢獻與影響》，《地理科學》1986年1期)。近年朱亞宗從科技發現權的角度，重申徐霞客是江源的發現者，指出徐霞客在對長江上游水系的了解上，雖然并未超過前人，但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明確地意識到了一個評判江源的簡單原則——以水流最遠的支流為正源，并從這一原則出發，確立金沙江是長江正源的新說(《徐霞客是長江正源的發現者——譚其驤對丁文江辨正之辨正》，《自然科學史研究》10卷2期，1991年)。洪建新還對徐霞客是否出石門，履金沙，對江源進行實地探察問題進行討論，認為完全是有可能的(《徐霞客對長江探源的研究》，載《徐霞客研究》)。朱惠榮也撰文探討了徐霞客是怎樣探長江源，在哪里探長江源的(《徐霞客探長江源》，《歷史地理》第九輯，1990年)。

關于北盤江的源流，以前論者根據通行本《游記》崇禎十五年七月十九日記中說“北盤之水，發源楊林海子”及《盤江考》中的記述，認為徐霞客完全錯了。周寧霞等根據季抄本指出，有的錯誤是后來整理者改出來的，季抄本中有兩處都正確地指出北盤江發源曲靖東山之北，但在通行本中一處被刪去，一處改為“發源楊林海子”(《〈徐霞客游記〉原始抄本的發現與探討》)。王妙華認為，徐霞客在《盤江考》中的論述，不少地方是很正確的，但也有一些較明顯的錯誤。如認為南盤江為右江上游，這是沿襲明人普遍的錯誤; 又如楊林海子水其實是入牛欄下長江，徐霞客誤以為是下可渡河為北盤江上游。學術界普遍認為在盤江源問題上徐霞客糾正了 《大明一統志》中的錯誤，王妙華將《盤江考》與《一統志》對勘，發現了一些令人疑惑不解之處：第一，徐霞客說“《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于沾益州東南二百里”等，其實《一統志》并無此說法，因何生此誤?第二，《一統志》并未直陳南寧合江鎮為南、北盤相合處，而徐霞客則指為其“最誤處”，此種指責是否合理?第三，丁丑九月二十四日所記南、北盤江會于平伐橫山寨一段評論，是非常重要的見解，為何不見于《盤江考》中?王妙華對此提出幾種可能性解釋，但非定論(《徐霞客〈盤江考〉辨析》，《地理科學》7卷3期，1987年)。

B.湖泊、沼澤、泉水

唐錫仁、楊文衡指出，徐霞客在《游記》中記載的湖泊，有的叫湖，如西湖、鄱陽湖、撫仙湖;有的叫海或海子，如洱海、青海子;有的叫池，如滇池、矣邦池;有的叫塘，如大塘;有的叫潭，如坪頭潭。按其成因，有構造湖、堰塞湖、巖溶湖、人工湖等。按泄水情況，有排水湖和非排水湖。徐霞客關于湖泊的論述，主要是湖泊水文、湖泊成因兩方面內容。徐霞客還是我國最早對沼澤的物理性狀、水文特征進行詳細描述的人，他對沼澤的稱呼一般是“沮洳”，只有個別沿用“湖”或“干海子”等舊名。《游記》中，記載泉水約八十三例，其中冷水泉三十五例，地下熱水二十例，鹽泉二十八例(《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二節)。

徐霞客對地熱資源的記載很受重視。北大地質地理系地熱組指出，徐霞客對硫磺礦、澡塘河、瑞滇臘辛街、大洞黃坡等地的地熱顯示記述得很詳盡，當時還沒有溫度計，但他對地熱蒸汽和熱水的溫度高低記載得很有分寸，可以說是十分準確的定性描述(《徐霞客——騰沖地熱考察的先驅》，《地理知識》1975年5期)。潘鳳英指出，徐霞客按水溫高低，將地熱區分為熱、沸泉與溫泉二類，并對古人利用地熱情況(如沐浴、治病和烹飪、提取礦物)進行了記載(《〈徐霞客游記〉中的火山和地熱資料》)。秦子卿指出，《游記》中有不少資料，說明古人利用地熱情況，如利用地熱為生產、生活服務，促進醫療衛生工作 (《徐霞客對地熱的考察》，《百科知識》1979年5期)。

(3) 生物

黃秉維指出，植物地理學可區分為兩門，研究植物與環境關系者稱為生態植物地理，研究植物種屬分布者稱為區系植物地理，他分類排列了《游記》中有關植物地理的資料 (《霞客游記中之植物地理資料》，載《地理學家徐霞客》)。熊忠英指出，《游記》揭示了植被與環境的關系，緯度與地形影響氣溫，因此影響花卉開放的早晚，坡向影響植被的分布，緯度高低影響植物的疏密(《旅行家徐霞客》，《旅行家》1955年2期)。華鐘認為，徐霞客對于植物的垂直地帶性與水平地帶性規律均有明確的認識與記述，知道海拔高度越大，緯度位置越高，均影響植物生長發育，這些物候學原理，他不僅知其現象，而且正確論述了其成因，這比德國地理學家洪堡發現山上植物的分布成垂直地帶性的現象早兩個多世紀(《評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記〉》。劉茂真指出，徐霞客不僅認識光、熱、水、土壤、地貌等自然因素影響植物的生長，還認識到森林能改變氣候(《徐霞客考察廣西地理的貢獻》，《南寧師院學報》1981年2期)。楊文衡認為，徐霞客不僅僅求奇于植物，而且注意觀察植物的形態特征，并對其根、莖、葉、花、果等部分加以描述，他十分注意考察各地的植被狀況，力求知其所以然，在植物和環境的關系的研究方面作出重大成就(《徐霞客和他的植物考察》，《植物雜志》1984年3期;《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三節)。

唐錫仁、楊文衡指出，徐霞客對各地動物的種類和分布都注意觀察和記錄，積累了一些動物地理的知識，對今天研究四百年來我國動物種類及其分布的歷史變遷，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同上書)。

(4)氣候

朱明道、吳建華指出，《游記》中記載的兩次成功的天氣預報有依據，有分析，有驗證，對今天的氣象預報工作者說來是有參考價值的; 徐霞客考察到的萬年冰和盛暑雪，填補了我國東部太行山區的現代小冰期記錄; 發現象棲息地在貴州新鋪和云南順寧，比當前西雙版納的象棲息地要偏北和偏東，表明象棲息地隨著大范圍氣溫的遞降是階段性逐次南移的;對黃山遇雪的記錄，可看到現代小冰期盛期內的雪景強度;對閩中以雪為奇和得之春末尤奇的記述，說明東南沿海地區降溫期內雨雪頻繁的特征; 對安徽休寧白岳山麓雨淞的描述逼真清晰; 對滇東降雨降溫天氣過程的刻畫極其細膩; 通過廣西龍茗冬季可種冬瓜推論近日暖、遠日寒的道理;論述了山谷川原，候同氣異;描述了地形對降雨的影響(《〈徐霞客游記〉中的氣象與氣候著述今釋》，載《徐霞客研究文集》)。于希賢認為，竺可楨《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載《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7年)系統提出了我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模式是以大雪奇寒冷期為主要標志的，并提出十七世紀冷期，通過分析《游記》的有關記載，可以看到，十七世紀冷期出現的時間比竺可楨研究的結果約早半個多世紀，擺動范圍也不像竺可楨所說的只有1—2℃，實際上冷暖變幅大得多(《徐霞客對十七世紀大雪奇寒記載研究》，《地理研究》1993年3期)。

2.對人文地理貢獻的研究

(1) 地名學

徐兆奎指出，《游記》所載地名，多達萬條以上，徐霞客還不憚煩頊地對一些地名進行解釋，述其淵源，別其同異，正其訛誤或考定地望，對當前有關各地的地名普查與編纂地名圖、錄等工作，都有很大幫助，并且在地理沿革方面，有的敘述周詳，足以補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因而《游記》是有關地名研究方面的一部體大思精的巨著(《徐霞客在地名研究方面的重要貢獻》，《地名知識》1985年1期)。鞠繼武認為，《游記》中的地名學資料，涉及地名地源、含義、結構及演變等方面，有些是反映自然地理實體的，有些是反映人文地理實體的，他分為按地理位置和地理形勢、地形特征、水文特征、植被特征、動物分布、歷史人事活動、歷史事件、農作物分布、居民職業、勞動方式、神話傳說、政區建置等十二類命名方式，舉例說明了徐霞客對地名地源的解釋(《〈徐霞客游記〉中的地名學資料》，《地名知識》1987年1期)。吳金山探討了徐霞客關于地名命名原則，認為徐霞客表現出強烈的美學追求，這主要體現在他對地名的趨雅避俗、務實尚美的態度，并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尊重地名主人(《徐霞客關于地名命名的美學追求》，《地名叢刊》1987年6期)。

周寧霞等踏勘了徐霞客桂東南和桂西南游程，把復核《游記》地名作為主要任務之一，發現徐霞客是從吳語語系中選擇了和粵語語音最為切近的字，來記載行經地名的(《徐霞客桂東南游程踏勘記》，《社會科學》1983年8期;《踏勘徐霞客桂西南游程》，《學術論壇》1985年6期)。王天石給《黔游日記》中的130多處地名標注了今地(《〈徐霞客游記·黔游日記〉地名釋》，《貴圖學刊》1983年3期)，朱愛美、鄧宏則對照地形圖，查找了徐霞客黔游路線上的所有地名，作出 《徐霞客黔游路線古今地名對照圖》(《徐霞客黔游路線地名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3期)。楊文衡、胡邦波、汪前進對照了游五臺山、恒山兩篇日記中的84個地名，發現與今名一致的有54個，不一致的有30個，不一致的原因，有歷史上環境的變遷、語言的隔閡、書寫的錯誤等 (《沿徐霞客路線考察五臺山、恒山記》，載《徐霞客研究文集》)。

(2) 旅游地理學

秦權人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游記》中豐富的旅游地理學內容，并指出在當前情況下利用《游記》來發展旅游地理學的重要性(《學習徐霞客精神，發展旅游地理學》，《廣西師院學報》1987年1期)。徐建春指出，徐霞客在自然旅游資源考察研究方面的貢獻，主要是對名山奇峰、麗水碧湖、奇石異洞、流泉飛瀑、生物資源的生動描繪(《徐霞客對旅游資源的考察研究》，《浙江學刊》1988年2期)。周高海、向笛樓認為，徐霞客對湘東南地區的各種自然地理現象進行了精細描繪，特別是對旅游資源成功的考察與研究，留給后人一份珍貴遺產(《〈楚游日記〉與湖南旅游資源及其開發設想》，《經濟地理》 11卷4期，1991年)。吳金山指出，徐霞客提出了 “天趣”之說，崇尚自然美，強調天然風光在形態、色彩以及相互配合協調方面所形成的佳景和魅力;他稱頌“神構”，主張人類對自然風景的加工，主要是建筑設施，應當與自然景物的天趣相協調、相映襯，為自然環境錦上添花;他記述了旅游資源遭到人為破壞情況，并提出了保護旅游資源的對策(《天趣·神構·國禁——徐霞客對于旅游資源的認識》，《人文地理》1993年3期)。

(3) 歷史地理學與方志學

于希賢指出，《游記》是300多年前忠實、準確、生動地描述當時地理景觀的豐富寶藏，根據《游記》可以像考古學家復原古器物一樣，把某些地區300年前的景觀復原出來，進而用之與今天的地理景觀進行比較，以找出歷史時期地理景觀變化的過程與規律;《游記》記載了大量有關歷史時期氣候變遷、歷史時期湖泊分布、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政治地理、歷史民族地理等歷史地理學問題，是當前開展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寶貴資料(《徐霞客游記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科學價值》，《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1期)。

吳奈夫指出，地方志是旅游、考察的指南讀物，徐霞客出游前和在旅途中十分注意搜集各地的方志以供使用，為他提供了極大方便。徐霞客在地理考察和研究的過程中，不僅發現了方志記載的大量錯誤，而且還針對明代方志編纂中的弊病，提出了若干修志要旨，并直接參加修志實踐，纂修了《雞足山志》，為我國古代方志編纂事業作出了貢獻(《徐霞客與地方志》，《蘇州大學學報》1991年3期)。

(4) 聚落地理學

金其銘指出，在歷代史書的地理志中，有關古代聚落、特別是農村聚落的內容是很少的，《游記》卻保存了豐富的農村聚落記述，諸如聚落名稱及方位、村鎮間道里狀況及其遠近、聚落位置、聚落規模、聚落形態及聚落內部結構、房屋建筑的地域差異、集鎮、聚落職能、聚落居民的風俗和生活習慣等內容，均有記載，且真實確切，無荒誕無稽之語，可見徐霞客對聚落地理的考察，已開始擺脫單純地理描述和解釋原因的階段，帶有某種程度的建議和設想，按現代的觀點，即試圖使聚落地理的研究用于解決社會實際問題(《徐霞客對聚落地理的考察》，載《徐霞客研究文集》)。

(5) 美學地理學

高詠源指出，美學地理學是聯系《游記》的科學價值和文學價值的橋梁，《游記》始終貫串著美學地理學這條線，內容極其豐富，舉其大者有四，一是不同地區和不同類型的自然美比較，二是造型地貌的自然美，三是色彩美，四是日光美;徐霞客提出了自己的美學理論，提出“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傳之而景別”，認為自然美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主體的情感活動與對象的感性形式是密切聯系著的，只有在主觀感受與客觀對象溶化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構成意境 (《〈徐霞客游記〉的美學地理學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6卷4期，1987年)。

(6)社會生活

周寧霞、吳應壽、褚紹唐認為《游記》展現了明末西南地區社會生活的畫卷(《〈徐霞客游記〉原始抄本的發現與探討》)，龍震球則疏理了徐霞客對明末湘東南地區社會生活的記述 (《徐霞客〈楚游日記〉縱橫談》，《零陵師專學報》1985年2期)。朱惠榮認為，《游記》是歷史記錄，對農業、手工業、商業、民族、政治、統治階級腐朽生活、人民生活、農民起義、宗教、文物等均有記述(《徐霞客游記校注·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周文林認為，徐霞客的一支生花彩筆，描繪出350多年前云南各少數民族生活的一幅幅色彩斑斕的畫卷，不僅有助于我們追溯數百年來少數民族生活習俗的變遷演化，也使我們有機會欣賞少數民族的文學藝術(《徐霞客筆下的云南各民族生活》，《民族文學》 1983年1期)。褚紹唐、洪建新指出，徐霞客在廣西考察時，描繪了那里的人文風光，也記載了交彝侵擾的事實(《徐霞客在廣西的考察工作》，載 《徐霞客研究文集》)。唐錫仁、楊文衡系統論述了《游記》所記載的手工業、礦業開采、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商業貿易、城鎮聚落的分布和興衰演替、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風俗等方面的情況(《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三章第四節)。楊載田認為，《游記》記述了明末南方的農業、工礦、貿易和交通運輸，記載了包括飯食、肉食、油鹽、茶果、中草藥、山珍特產的采集食用、服飾穿戴、床上用品、住宅聚落、民俗禮儀、禮儀禮節在內的南方人民的生活，留給后人一份豐富遺產(《從〈徐霞客游記〉看明末南方的社會經濟生活》，《衡陽師專學報》1991年5期)。王裕德論述了徐霞客對明末貴州社會生活的記載(《徐霞客黔游日記中有關人文地理的論述》，《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2期)。

3.對地理思想、方法和社會政治思想的研究

(1) 地理思想和方法

褚紹唐認為，徐霞客之所以能在地理學上取得重要成就，首先是由于他的崇尚實地考察的治學方法，其次也同他的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治學方法和深邃的文學素養有關，再次則是他善于運用分析、綜合和類比的思維方法，將自然界的各種現象進行分析研究，比較其異同，探尋其形成原因并加以歸納總結(《徐霞客的地理學方法》，《科學史集刊》第10期，地質出版社，1982年)。唐錫仁認為，徐霞客深知實地調查之重要，力圖用野外調查的新知識厘正舊的輿地研究中存在的錯誤，改造傳統地理學的研究;他已具有自發的辯證思想，力圖從自然現象的運動變化中，從自然現象的相互聯系、彼此作用中去尋找因果關系，取得規律性認識;他有著鮮明的唯物主義思想，不信鬼神，破除迷信;他能正確運用描述記載、采集標本和對比分析等地理方法(《論徐霞客的地理思想和方法》，《河北大學學報》1985年2期)。蔣明宏指出，徐霞客的科學方法論既有實證特征，又有善于分析推理的特征，已突破了中世紀的方法論的范疇，作出了具有近代意義的貢獻，但其價值觀卻還沒來得及對中世紀傳統形成根本突破，方法論與價值觀這種突出的矛盾，便是他與同時代的西歐科學文化大師的主要差別(《徐霞客與“李約瑟難題”》，《浙江學刊》1992年4期)。李秉平認為，徐霞客卓越地運用了觀察方法，思維邏輯嚴密細致(《徐霞客野外考察方法的特點》，載《徐霞客研究文集》)。

(2) 社會政治思想

蔣明宏指出，徐霞客所面對的是一個苦風凄雨、多災多難的世界，現實中的危機，給他的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對于災難深重的百姓懷有深切的同情，對統治階層中黑暗勢力和弊政進行了抨擊，但從根本上說來，他對現實的不滿還未突破封建正統觀，因而對朝廷滿懷期望，對不堪困苦而造反的農民懷有敵視情緒(《徐霞客社會思想芻議——兼談徐霞客獻身地理考察的動因》，《歷史教學問題》1986年6期)。文庚認為，徐霞客記載了木氏土司廣占土地、礦山，閉關自守，割據稱王的事實，揭露了木氏莊園內部黑暗殘暴的統治，還認識到土司制度是破壞云南地方安定團結和中央集權的罪魁禍首，主張廢除土司制度，推行改土歸流(《徐霞客對云南土司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思想戰線》1975年4期)。唐錫仁、楊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五章第一節系統論述了徐霞客的社會政治思想，韋英思《徐霞客的民族思想》(《民族論壇》1994年1期)則專門探討了他的民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