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學派形成與學術創新(南宋—清代 1128—1820)·學術上的創新

從南宋到清代乾嘉年間的七百年內，中醫學出現了大量的學術創新。值得提出的有《本草綱目》的出版、人痘接種，王清任的人體解剖研究和舌診的發展。特別是《本草綱目》問世和人痘接種，對世界醫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充分顯示出中醫學的科學價值。《本草綱目》詳見于中藥學一章，此處從略。

1.人痘接種

中醫文獻中最早描述天花的是晉代的 《肘后備急方》。書中稱之為“虜瘡”，癥狀是“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皆戴白漿，隨注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治得差后瘡瘢”，與天花的癥狀完全一致。

天花是從國外傳入中國的。據唐代《外臺秘要》記載，“此瘡從西域東流入海內”。自從在中國流行后，一些醫家除治療病人外，還積極探索預防天花的方法。據1727年出版的 《痘科金鏡賦集解》記載：“近來種花(注：即種痘)一道，無論鄉村城市，各處盛行……又聞種痘法起于明朝隆慶年間 (注：1567—1572)……姓氏失考……由此蔓延天下。”可見我國的人痘接種始于明代中葉。

古代醫家還對種痘技術不斷加以探索、改進。種痘方法由痘衣種法發展到痘漿種法，再由痘漿種法發展到鼻痘法，以后又對鼻痘法加以改進，從種時苗發展到種“種苗”，即發展到了采用減毒疫苗，使種痘安全可靠，達到了預防天花之目的，得到了官方及廣大人民的信任與使用。清代的《張氏醫通》中說：“種痘……始自江右，達于燕齊，近則遍行南北。”說明種痘范圍已達全國各地。清康熙帝從官方角度大力提倡種痘。他在《庭訓格言》中說：“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而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種痘皆得善愈。嘗記初種痘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由于康熙的提倡，使得種痘能在中國普及。

在十七世紀，人痘接種術傳到國外。1652年左右傳到了日本。康熙年間，俄羅斯派人來華學習種痘，以后又傳到土耳其。1728年，英國駐土耳其公使在土耳其給三歲的兒子種了人痘。三年后，他回到英國，又給五歲的女兒種了人痘。自此，種痘法傳入歐洲、北非、印度等地。人痘接種傳到英國之后，對于真納發明牛痘接種有很大啟發。真納在八歲時，自己被接種過人痘。他在發明牛痘接種術前，也采用接種人痘來為人們預防天花。這表明接種人痘對他以后發明牛痘具有重要啟迪作用。當他于1796年發明牛痘時，人痘接種在中國已進行了半個世紀以上。

人痘接種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出現于牛痘之前，是預防天花的重要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驅，導致后世預防各種傳染病的疫苗的問世。現在，人們已能通過免疫來控制許多傳染病，減少或消除它們對人類的威脅。危害人們千年以上的天花，就是通過接種牛痘，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在1979年10月26日從地球上絕跡的。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伏爾泰(1694—1778)對我國的人痘接種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注：接種人痘)。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這一點也可以證實，假如我們在法國曾經實行種痘，或許會挽救千千萬萬人的生命”。由此可見，人痘接種是我國古代醫家對人類文明作出的不朽貢獻。

2.王清任的人體解剖研究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中醫經典著作《內經》中就有關于生理解剖的記載。如 《靈樞·經水篇》 中說：“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臟之堅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皆有大數。”可見古代的人們已經從事人體解剖。漢代也有人體解剖的記載。到了宋代，一些學者對受刑者進行人體解剖，并據解剖結果繪制圖譜，對內臟的位置、形態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如吳簡的《歐希范五臟圖》及楊介的《存真圖》，是我國最早的解剖圖譜。王惟一鑄針灸銅人，上列臟腑經絡，是我國最早的人體模型。宋慈的《洗冤集錄》記載了骨骼和胚胎發育的一些情況。但是，由于封建統治者的壓制與思想束縛，中醫解剖長期停滯不前。早在南北朝時代，業已不準解剖尸體。到了清代，法律明文規定不得毀尸解剖。因此，通過人體解剖來了解人體內部臟腑等的構造，在古代的中國社會會招致殺身之禍。這就使得醫家無法正確了解人體結構，阻礙了中醫學的進步。

王清任(1768—1831)在長期行醫的實踐過程中充分認識到“業醫診病，當先明臟腑”的重要性，認為“治病不明臟腑，何異于盲子夜行”。他發現古代醫書中有關解剖的記載多有謬誤，因而慨嘆“嘗閱古人臟腑論及所繪之圖，立言處處自相矛盾”。為了弄清人體內部的實況，更正古醫書的錯誤，他整整考慮了十年，終于在三十歲(1797)游灤州時遇到了觀察尸體內部的機會。當時正值傳染病流行，小兒死亡甚多。當地在埋小兒時有不深埋的風俗，故各義冢有不少被狗咬過破腹露腸的尸體。王氏不避污穢，每天清晨去察看尸體。經狗咬食過的尸體，內臟往往殘缺不全，他就采取各尸相互參看的辦法，連續看了十天，從而了解到古醫書中所繪的臟腑形圖與事實相距甚遠。他還去觀察受刑處死的犯人及向有關人員進行詢問，終于繪成了 “親見改正臟腑圖”，以后載于1830年刊行的《醫林改錯》中。書中糾正了古人提出的肺中有二十四孔，肝為左三葉、右四葉，尿從糞中滲出等錯誤論述。特別應當指出的是，他已認識到腦的功能。古時心、腦不分，將思維的功能歸于心。如孟子說：“心之官則思。”《內經·靈蘭秘典》也說：“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王氏在《醫林改錯》書中單設“腦髓說”一節，提出“靈機記性不在心而在腦”，肯定了人的思維器官是腦而不是心。

《醫林改錯》中有不少篇幅反映出王氏的革新思想。如“論痘非胎毒”一節中，他對古代醫家認為天花的病源在于胎毒的觀點提出異議。古書中說漢以前無出痘者，他質問說：“既云胎毒，漢以前人獨非父母所生?”強有力地駁斥了胎毒的說法。又如古書說胎毒藏于骨髓，因驚恐跌仆，傷食感冒，觸動而發，是病兒不小心而引起疾病。他就問：“伏思出花正盛時，非止一人出花。少則一方，多則數省。莫非數省之人，同時皆不小心?”他還根據種痘可以預防出痘的事實，提出“再見世上種痘之醫，所種之痘，無論多少，無一不順。若是胎毒，毒必有輕重。毒重者，痘必險，何以能無一不順?”通過這些質問，痘屬胎毒的說法自然不攻自破。

王氏為了追求真理，不滿足于古書的記載，敢于疑古，毅然沖破封建舊禮教的束縛，通過實地觀察及認真思考，終于繪成臟腑圖和提出新的觀點。他知道他的實證思想不容于當時的儒醫，但還是本著實事求是，“不避后人罪我”的犧牲精神，出版了《醫林改錯》。書出之后，立即遭到攻擊，甚至罵他是狂人、“教人于殺人場上學醫道”、“在死尸中求學問”等。但是，他的工作促進了中醫學在解剖、生理等方面的發展，他的敢于疑古的革新精神受到了很多人的贊揚。梁啟超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給他予很高的評價。在這本著作中，梁氏對于清代的中醫學，僅用“不具舉”三字一筆帶過，但卻特別提出了王清任。書中說：“惟自一人，不可不特筆重記者，曰王清任……其著書曰《醫林改錯》……謂靈機記性不在心而在腦……誠中國醫界極大膽之革命論。”充分肯定了王氏的革新思想。

3.舌診

中醫的舌診起源很早。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舌病的記載。以后，在《內經》、《傷寒論》、《千金方》、《外臺秘要》等醫籍中都有關于舌診的論述，但在診斷中未處主要地位。到了元代，敖氏(名不詳)總結了歷代及當時的舌診經驗著成《金鏡錄》一書。內容為傷寒病的舌象，并繪有十二圖。此書被當時的杜清碧發現后，頗為推崇。由于十二舌不能包括傷寒病的所有舌象，杜氏補充了二十四圖，合為三十六圖，并在圖下列出治療原則及方藥。于1341年出版。現在看到的《敖氏金鏡錄》即為此本。明清時代，由于傳染病的流行，舌診得到普遍重視。舌診專著不斷出現。如明代申斗垣著《傷寒觀舌心法》，書中將杜清碧的三十六舌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五舌。內容雖然豐富，但過于繁瑣。清代張登將書上的內容加以刪削，去掉與傷寒無關的內容，加上他的父親和自己的經驗，共繪一百二十圖，撰成《傷寒舌鑒》一書。此書列出對傷寒病人望舌的方法，分白、黃、灰、黑等八種舌苔，并附妊娠傷寒舌。除了對每種舌苔加以論述外，每個舌圖均有說明，切合臨床應用。以后，直到民國，若干舌診書籍如 《舌胎統志》、《舌鑒辨正》、《辨舌指南》等相繼問世。

除專著外，許多醫書中也載有舌診的內容。如《景岳全書》中有“舌色辨”一節，根據舌色，結合辨證來解釋舌色變化與疾病之間的關系。《石室秘錄》中有“傷寒辨舌秘法”一卷，提出患傷寒后，無論夾濕耗津，輕重虛實，均可依據舌苔變化進行判斷。葉桂的《溫熱論》中有十七條關于辨舌驗證的條文，對于溫熱病的舌象，更有詳盡的論述。根據葉氏的觀點，在溫病的診斷方面，舌診有其獨特的價值。病邪位于衛分、氣分、營分還是血分，舌質、舌苔的變化常為重要依據。他說：“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就是根據舌色、舌苔來判斷邪在氣分還是在血分。因此，自明清以降，舌診成為診斷疾病，特別是溫病的重要手段。至今，中醫在診病時仍必須診舌，借以獲得診斷疾病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