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史學·早期滇云史學

在云南歷史上，自漢代中央王朝開始經營西南夷到元代建立云南行省的一千四百余年時間里，是中央王朝統治在云南逐步深入，云南從分裂割據走向統一，云南文化從蒙昧走向文明，從逐漸接受中原先進文化到發展起既融合中原先進文化，又具有云南鮮明地方特色的滇云文化時期，這一時期也正是滇云史學發展的早期階段。

(1) 《哀牢傳》《永昌郡傳》《南中八郡傳》《南中志》

這幾部已經散佚了的云南史書是最早專門記載云南地方歷史的專書，也是云南史學發展的最早代表作。

《哀牢傳》其書已佚。該書是迄今所知的云南最早的一部方志。卷數不詳，東漢楊終撰。楊終，字子山，成都人，楊終作《哀牢傳》是在東漢明帝時期。東漢明帝時期是云南哀牢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后漢書·西南夷列傳》卷八十六)。于是東漢王朝在哀牢地設永昌郡。楊終作《哀牢傳》正是在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則此《哀牢傳》之作應與哀牢王內屬及東漢置永昌郡有關，或上距此時不遠，是為提供哀牢的背景材料而作，其材料來源“傳聞依倚”(王充《論衡·佚文篇》)，根據當時的哀牢人傳說寫成的。《哀牢傳》一書在隋唐時已佚，惟唐李賢注《后漢書》引有一條，或亦系轉引自他書。后世各書所引均出此。至今是書雖僅剩一條，但卻是研究云南哀牢族人的重要史料，九隆以后的哀牢世系，各書都不曾記載，幸賴此書得以保存。

《永昌郡傳》卷數不詳，魏晉佚名撰。是一部年代較早的云南地方史。據方國瑜先生考證，其成書應在蜀漢建興三年(225)至西晉太安二年(303)之間，歷代史籍目錄并未著錄。是書雖名為《永昌郡傳》，但記載不限于永昌一郡，包括了當時南中七郡，書中對云南境內各地的山川土宜、民俗風習等描繪得極為細致，特別是記述了當時南中各民族的分布及其社會經濟情況，給予研究西南夷各族歷史，提供了他書所不經見的珍貴材料。而這必須是對云南進行過深入考察的人才寫得出來。但在敘述中作者經常使用侮辱、誣蔑少數民族的語言，也反映了作者懷著強烈的民族偏見，而又熱衷于搜集離奇傳聞的特點。

《南中八郡志》卷數不詳，為晉佚名撰。此書是晉代西南地區以及交州(今越南)的一部地方志書。隋唐《經籍志》《藝文志》都未曾著錄，大約很早就已亡佚。此書曾被很多書籍引用過，從內容上看主要記載的是南方方物，有動物、植物、礦產及與云南相鄰的驃國的生活材料，是研究西南地區物產風土的較早資料。

《南中志》卷數不詳，為晉人魏完撰，從內容上看，此書當與《南中八郡傳》一樣，是一部反映西南地區風物的專書，但因此書在隋唐時已佚，故難于作出正確的判斷。

(2) 《白古通記》

《白古通記》是一部紀錄南詔大理史事的地方民族史籍。是書久佚，自明代楊慎刪正為《滇載記》。《滇載記》“載九隆世族及張、蒙、鄭、趙、楊、段、高七氏名號，起滅顛末，蓋取《白古通玄峰年運志》而刪正之為紀云”(萬歷《云南通志》卷十四《藝文志》)。此乃從《白古通記》抽出歷年史事為書，并非《白古通》全書。又《白古因由》一書也來自《白古通》，所記為觀音十八化，都為神怪奇異之事。是故《白古通》記載有歷代云南統治家族史事，又雜有神怪傳說。

《白古通記》在云南史學和文化史發展進程中是一部很有特點的史籍：其一，《白古通記》是一部用白文寫成的史籍。薛承教《滇略序》說：“俗有《白古通記》諸籍，皆以臆創之文字，傳其蠻之方音，學士大夫鮮能通之，詢之里閭之民，千百不一二諳也。”可知《白古通記》非漢字漢語寫成。《滇載記跋》也稱：“《白古通玄峰年運志》其書用僰文，意兼眾教，稍為刪正，令其可讀。”由是而知《白古通記》原來是用白文寫作，后譯為漢語。在白族形成的南詔時期以漢字記白語，以漢文漢字為白文白字的特殊文字通行于民間，并常用白文寫作。如樊綽《云南志》卷2載：“高黎貢山謠”：“囊中絡賂絕”，原注“絡賂，財之名也。”這就是用白文所寫的詩文。這種文字的特點是“用漢字寫白語，讀白音，解白意”。這一現象反映了白族形成時期，白族文化既大量借用和吸收漢族文化，又頑強地保持著自己民族語言的獨立性，中原漢族文化的滲入與當地民族文化沖突的特性。其二，《白古通記》一書的記載語多涉及神怪。楊慎稱其“意兼眾教”，謝肇淛《滇略·俗略》也說：“什九皆載佛教神僧靈跡，詭譎可厭，亦足見當時之風尚已。”南詔、大理時期，佛教密宗盛行，時洱海一帶白族家家有佛堂，設科取士也都出于“師僧”。今傳大理時期的石刻，撰文者往往自稱“儒釋”。《白古通記》多神怪之語，正是當時白族社會文化在史學上的反映。

(3) 樊綽與《云南志》

唐人樊綽所撰《云南志》十卷，是現在保存得最為完整的一部唐代有關云南地區史的專著，是研究南詔時期云南各民族歷史的重要典籍。

樊綽的身世不詳，據諸書記載，知道他在咸通三年(862)曾隨安南經略使蔡襲到過安南，次年二月，安南城被南詔攻破，“蔡襲闔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渡江”(《新唐書·南詔傳》)。其后，又任夔州都督府長史。唐朝后期，南詔多次侵擾安南，蔡襲出任安南經略使，目的在于防御南詔。蔡襲對南詔情況頗為了解，得力于他的幕僚樊綽。樊綽對云南的認識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前人的撰述，在樊綽以前唐朝曾派人到過云南，或做官于西南，他們曾把自己所了解的云南情況撰錄成書。如袁滋《云南記》五卷，這是他在貞元十年出使云南與南詔締結滄洱之盟后，利用南詔王呈獻的由南詔文臣纂集的地方志，加上其親身歷行程及所了解的政事著錄而成的。此外尚有韋齊休《云南行記》二卷，韋皋《開復西南夷事狀》十卷，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十三卷等。這些撰述，特別是袁滋的《云南記》，為樊綽廣泛采納。其二，樊綽隨蔡襲至安南曾悉心搜集南詔情況。安南與南詔相鄰，多有云南情況流傳。樊綽在安南期間，得到了許多云南情況，又派人深入南詔境內探聽軍情，頗得南詔實情。樊綽正是利用這些真實的材料，在尾隨蔡襲留居安南的一年間，既為蔡襲提供參謀，又撰述了此書。

《云南志》的篇卷分為：云南界內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詔第三，名類第四，六瞼第五，云南城鎮第六，云南管內物產第七，蠻夷風俗第八，南蠻條教第九，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從篇目中就可以看出，此書把云南境內的交通途程、重要山脈河流、重要城鎮、主要的物產以及六詔的源流、六詔和其他部族的關系、六詔的農業生產情況、生活習俗、南詔的官制和軍事制度等都加以詳細記載，甚至連那些與南詔相鄰的彌臣國、彌諾國、驃國、昆侖國、大秦，女王國、真臘國等都敘述進去，其書反映的范圍極為廣泛，記載的內容十分豐富，表現的云南民族特色甚為鮮明，體現了這一時期云南文化交流圈的廣大，云南文化無論是對中原先進文化，還是對周邊國家的文化既兼容并蓄，又堅持地方民族特色的發展趨勢。《云南志》雖然由中原人士撰述而成，但其基本材料來自南詔文臣之手，它的成書標志著云南地方史學，或者說云南地方志走向成熟。

(4) 《南詔圖志》與《大理圖志》

《南詔圖志》與《大理圖志》分別是南詔時期記載地理的專書和大理國時期編撰的地理志專書。均散佚，未見著錄。

關于《南詔圖志》的情況，今惟知曾有此書，且是考究南詔疆域政區的主要材料。《新唐書·南詔傳》記貞元十年“異牟尋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賚賜有加”。異牟尋所獻地圖是注記南詔疆界政區及山川物產情況的，并當有繪制地圖的文字依據。唐制，令諸州作圖，三年一造，送職方司以備稽考。貞元時，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經年招徠南詔，異牟尋已與吐蕃決裂，誠心歸附唐朝，故遣其弟入朝，愿為唐朝職方，獻地圖為唐朝版域的一部分，是為《南詔圖志》的地圖部分。南詔獻地圖為唐朝職方后，唐朝遣袁滋出使南詔，至南詔王城陽苴咩(今云南大理)，冊授異牟尋為“南詔”。袁滋在南詔曾得到南詔文臣編寫的地志，這或許就是南詔所獻地圖的文字紀錄部分。袁滋據此與自己出使南詔的親身經歷撰成《云南記》一書。樊綽《云南志》采摘袁書資料，其中卷五《六瞼》、卷六《云南城鎮》所記為云南政區，當是樊綽轉錄袁滋《云南記》而成。其余記載南詔山川、路程、物產、風俗、教條、族類、歷史及鄰國的情況也多來自袁書，究其根源即是《南詔圖志》。

《大理圖志》是大理國后期編撰的地理志專書，元代初期尚存。《元史·信苴日傳》載：“乙卯，段興智與其季父信苴福入覲，詔賜金符，使歸國。丙辰，獻地圖，請悉平諸部，并條奏治民立賦之法。”所獻者當是《大理圖志》。其后賽典赤治理云南，曾“訪求知云南利者，盡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傳》)。其所訪得者也應是《大理圖志》記載的沿革。元初編撰《大一統志》，征集各省地方圖志，云南省幾次編造送繳。故元代地理志如《元混一方輿勝覽》、《元史·地理志》的云南省部分均有依據《大理圖志》的地方。

盡管《南詔圖志》和《大理圖志》兩書均已失傳，但它們的面世和流傳，都曾在云南歷史上對于加強云南與中央王朝的聯系，鞏固祖國統一，維護祖國版圖完整等方面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云南史學中對祖國同根統一觀和國家整體意識的體現。

(5) 李京《云南志略》

《云南志略》四卷，元人李京撰，是云南地方志中較早的一部。

李京字景山，河間人。《云南志略自序》中說：“大德五年，奉命宣慰烏蠻，比到任，值緬事無成，諸蠻拒命，屢被省檄，措辦軍儲事。烏蠻、六詔、金齒、百夷，二年之間奔走幾遍，于是山川、地理、土產、風俗，頗得其詳，始悟前人之失，蓋道聽途說。編集《云南志略》四卷。”據此所知李京《云南志略》成書于大德六七年間。李京《云南志略》成書后未經刊行，僅有鈔本，到明代中葉以后此書失傳。此書材料多來自其親自見聞，且作者已覺前人記載之失，頗注意對前人所失的訂正。此書材料較為確實。明代景泰年間修《云南志》時，以李京《云南志略》為主要資料依據，凡記元代云南史事及元以前之沿革則大都出自李京《志略》。又李京作書時獲見的有關大理國時期圖籍及元初政事的書文典冊，這些文獻后來均已佚亡，賴李京的《云南志略》才使一些大理史事得以留存，后來的《混一方輿勝覽》中關于云南的建置沿革、景致山川，可能也是依據此書而成。

由此觀之，云南早期史學有如下特點：第一，云南早期史學與中原王朝對云南統治的逐漸加強，云南與中原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日益緊密的歷史發展線索相呼應。云南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云南與中原王朝關系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能帶動云南史學的重大發展，而云南史學常常體現出為中央王朝加強在云南統治、鞏固統一服務的特殊功能。例如東漢哀牢內附，便有為東漢王朝提供哀牢地方資料的《哀牢傳》問世;唐代有貞元年間異牟尋歸唐，而有袁滋出使云南，獲南詔文臣所寫的地方志，并成為云南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樊綽《云南志》的主要資料;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才有李京《云南志略》這樣真實反映云南歷史較為成熟的地方史書的出現。

第二，云南史學發展，以方志開其先河，發展最快。方志者一地之史，一國之史，是最能表現地方歷史的史學體裁。云南歷史的發展進程既保持著與中央王朝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又具有相對獨立的地方民族特色，故而方志或地理志之類的史學體裁，作為云南史學的主要載體，在表現云南眾多民族不平衡的發展歷程和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表現力，符合云南歷史發展的需要。

第三，早期云南史學從早期的《哀牢傳》《南中八郡傳》等僅能簡單記載地方民族傳說、風物土宜，到運用中原史學體裁較為成熟，能夠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角度全面反映云南歷史的樊綽《云南志》、李京《云南志略》等史學名著的出現，是云南從與中原文化完全隔絕到全面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發展進程的反映。云南早期史學基本上運用的是中原史學體裁和模式，云南史書多為漢人用漢語撰述而成，即便是割據的南詔大理國時期，出現了《白古通記》這樣用白族文字撰著的史書，也是用漢字寫白語，讀白音，解白義這樣的特殊文字，漢文化在云南民族文化和史學中具有強大的滲透力，早期云南史學所反映的正是云南文化一體多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