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學

“春秋”最早是一個普通名詞，意思是歷史。古代的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春耕秋收就代表了一年中主要的生產活動。生產活動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活動，由人們在時間的延續中不斷地完成和發展，于是乎“春秋”的概念就由季節而部分轉變為歷史。不過在早先仍然只是對于歷史的泛稱。

《春秋》由普通名詞變為專門名詞，專指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那部《春秋》，也許是從孟子開始的。孟子說過：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意思就是，盡管這些書被賦予不同的名稱，實際上都是同一種性質。

這部《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也是我國最早的編年史。書中所記錄的史實，上起魯隱公元年 (前722)，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其中包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大事。

《春秋》的記事簡約，每年分若干條，每條少則幾個字，多則二十幾個字，類似于后世的“大事紀”或者報紙的標題。這里抄錄隱公元年的《春秋》文字(據《左傳》)，以見一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從這里不難看到，《春秋》不僅文字簡約，而且只是記事而不記言，更不發表任何議論。這種情況是否是由當時書寫工具的原始所決定的呢?看來不是。因為在《春秋》之后不久，就出現了 《國語》和《左傳》這樣的長篇史冊，而《國語》和《左傳》又肯定有國家檔案作為依據，沒有這種依據，任何高明的史學家也是決不可能編寫出來的。另一種解釋也許比較合理，即當時各國，特別是周公之后，孔孟之鄉的魯國，國家的史籍不止一種，史官各司其責，各有專工。《周禮·春官宗伯》和《漢書·藝文志》中關于這方面的記載過去曾被懷疑為出于漢儒的想象，今天不少學者已趨向于否定這種懷疑。試想，如果沒有其他性質、分工不同的史冊記載史事，如詔誥、諫說、辭令等等，作為禮儀之邦的魯國，二百四十多年僅僅只有一萬六千多字的歷史記載，平均每年只有七十字，這也是有悖于常情的事。

《春秋》在我國古代典籍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從孟子、司馬遷以來都認定它出于孔子所作或所修，而且體現了孔子對待歷史和現實的態度。從漢朝到清朝兩千年間，學者們無休無止的研究都集中到探索孔子所體現在書中的意圖上。

在“五四”以前，歷來都以《春秋》為孔子所作，因為這一說法有極為明確的記載。首先是見于儒家的另一部經典《孟子》：



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下》)



其次，《春秋》在漢初即被儒生尊之為六經之一，而經，則必須是孔子撰寫或者整理過的典籍。寫定于漢初的《公羊傳》昭十二年記：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子曰：“如爾所不知者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耳!”



“伯于陽”恐有誤脫，前代的經學家多有議論。問題是孔子說“其辭則丘有罪焉耳”，明明是說《春秋》的文字自己要承擔責任，至少《公羊傳》的作者認定《春秋》是出于孔子之手。哀十四年解“西狩獲麟”的一段文字也表明了同樣的觀點。稍后的司馬遷，在《孔子世家》里，就說得更加具體：



(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在《三代世表序》、《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等篇中，司馬遷同樣提到了孔子阨于陳蔡、傷麟道窮而作 《春秋》。

儒家亞圣，《春秋》傳人，史學權威都一致肯定了《春秋》出于孔子之手，歷代的儒生，自然深信不疑。像王安石那樣敢于譏嘲《春秋》是“斷爛朝報”以為和孔子無關的學者，實在極為罕見。“五四”以后，圣人的靈光已不再能震懾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研究者，于是《春秋》并非孔子所作或編定的問題才被正式提出。訖今為止，現代史學家曾經對《左傳》的真偽問題作過激烈的爭論，但對《春秋》和孔子的關系，則多是正面闡述個人的意見而沒有過多的交鋒。認為《春秋》和孔子無關，可以舉出錢玄同《春秋左氏考證書后》、顧頡剛 《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為代表; 認為《春秋》和孔子有關，則以范文讕《中國通史》、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衛聚賢《古史研究》為代表。

這個問題也許永遠不會作出使所有的研究者一致同意的結論。我個人的意見比較傾向于后者，即孔子雖然不是《春秋》的作者，卻是《春秋》的編訂者。下面結合學者們所持的懷疑意見試述管見。

第一，《孔子世家》中敘述孔子整理典籍的有關記載疑點甚多，例如“刪《詩》《書》”，就和清代以來所作的精密考證不能符合。按，“刪《詩》《書》”的記載不可靠，但是不能因此而連累到《春秋》。司馬遷的記載源自孟子。孟子是孔子之孫子思的弟子，上距孔子僅一百多年。孟子固然常常把不確定的古史傳聞說得有聲有色，可是孔子與《春秋》的關系對孟子來說只是“近代史”，而且還引用過孔子的原話，這應該有所根據，不像“粵若稽古”地宣揚堯舜禹湯，可以根據傳說充分地發揮想象力。同時，《公羊傳》舊說以為出自子夏系統，不論其可考的成分如何，其授受源流當和孟子不同。源流不同而所記相同，正可以互為補證。

第二，《莊子·天運》和《史記·孔子世家》都提到“六經”或“六藝”，《論語》中曾經涉及《易》、《詩》、《書》、《禮》、《樂》五藝而無一字說到 《春秋》。這又是學者們懷疑的一大理由。按，《論語》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門人語錄的書，并不是孔子的傳記。不見于記載不等于沒有。秦漢典籍所記有關孔子的言行，就有許多逸出《論語》的范圍，任何學者都不能不加區別地斥之為偽。那么，《論語》中沒有提到《春秋》就成不了否定孔子和《春秋》有關系的鐵證。再說，據《公羊傳》和《孔子世家》的記載，孔子作(或編)《春秋》在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之后，其時七十一二歲，兩年以后就離開了人世。關于這件事他自己沒有留下什么值得記錄的語言，似也合乎常理。

第三，孔子自己說“述而不作”，他不會自己動手去寫《春秋》。按，這恐怕是對述、作兩個字的誤解。《史記·太史公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論衡·對作》：“或曰圣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這雖然是司馬遷和王充的謙詞，但也可以看出漢人對“述”和“作”的理解。所謂“述”，其含義相當于今天所說的“編”，“述而不作”，和孔子對《春秋》作過一定的編訂，是毫無矛盾的。

按照傳統的說法，孔子以六經(或稱六藝)教授學生，以他的學識和智慧對這六部典籍做了整理，對書中的含義做了補充發揮。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一代又一代地接受老師的傳授，并且以書面形式加以寫定，這就叫“傳”“記”或“說”，即傳授、記錄或闡述的意思。比如《周易》有《易傳》，《尚書》有《尚書大傳》，《詩》有《毛傳》，《禮》有《禮記》，《樂》有《樂記》。《春秋》和孔子的關系，較之其他經書更為密切，因為在古人的心目中，這部書是出于孔子親自撰寫。“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旨)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 《史記·太史公自序》)。這較之“亂臣賊子懼”的贊美又要具體細致得多。但是，從《春秋》本文這種標題式的文字里，又如何能理解孔子如此宏大精深的涵義呢?于是乎就出現了《春秋》“傳”。流傳到漢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就是《公羊傳》、《榖梁傳》、《左傳》，合稱“春秋三傳”。《公》、《榖》二傳重在解釋《春秋》之 “義”，《左傳》重在說明《春秋》之“事”。還需要說明一點，“三傳”的原始名稱是《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后來逐漸改用《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春秋左氏傳》的名稱，簡化而為《公羊傳》、《穀梁傳》、《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