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制·明清八股取士及對科舉制的反思·明清之際對科舉的批判及對科舉的反思

1.明清之際思想家對科舉的批判

自唐代科舉制確立以來，便有人針對其弊端提出異議。中唐廣德元年(763)，禮部侍郎楊綰針對當時進士科崇尚詞藻華麗，浮華之風彌漫的狀況，上疏條陳貢舉弊病，認為自進士加試雜文、明經填帖以后，積弊浸轉成俗，因力主停廢科舉，每歲舉人仍依鄉舉里選，察舉取人。楊綰的上疏，引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于科舉存廢的大論戰。

明清以降，隨著科學制日漸腐敗，尤其是明朝的覆滅，使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痛斥八股取士，疾呼改革科舉，主張選士與民族安危聯系。顧炎武說，八股取士“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致使“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八股之害，等于焚書，敗壞人才，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日知錄》卷一六)。他又在《日知錄·十八房》 中說：

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 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 曰“行卷”，則舉人之作; 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于蘇杭，而中原北方之商賈市之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即謂學問，此即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

黃宗羲說：“設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學校不特能養士，且至于害士。”(《明夷待訪錄·學校》)學校成為兜售場屋之文、追求富貴利達的場所，以致科舉興而師道不傳。黃宗羲嘆道：“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并指出：由科舉而形成“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投拜之師”(《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廣師說》)。雖“師”眾，卻不能傳道授業解惑：“道之未聞，業之未授，有惑而不能解，則非師矣。”(《南雷文案》卷四《續師說》)清甲午海戰之后，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又掀起一場對八股取士的猛烈沖擊。1905年科舉制壽終正寢，代之以新的考試制度。

2.對科舉制的反思

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第五章“結論”;侯紹文《唐宋考試制度史》第四編“附編”;劉虹《中國選士制度史》第八章第五節“對科舉制的反思”;王德昭《清代科舉制研究》等著作中，均有對科舉制的評論，歸納如下：

①科舉制作為支撐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大杠桿和調節器，有效地制衡、調節著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的政治結構。首先，科舉制使得下層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公平競爭”而成為官僚系統成員，造成了社會的上下交流，抑制皇權以外的政治集團過分發展而造成對皇權的威脅，確保了官僚政治的相對穩固。“以考試上之平均分配制度(等于分區選拔)，促成民族之統一與同化”(侯紹文：《唐宋考試制度史》)。其次，科舉選士，將君主集權政治的精神直接灌鑄到社會的底層。科舉考試將儒家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思想普及化，成為社會的普遍原則，“通過科舉，使有共同信仰的儒生(士)由而進入國家官僚機構，并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著執行儒家正統思想表率的作用，從而加強并實現了儒家文化的政治功能，構成了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合一的一體化結構”。正是這種結構“構成中國超穩定政治結構的堅固的奠基石”(劉虹： 《中國選士制度史》)。《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序中指出：考試制使“儒家倡導的倫理道德、大一統思想、仁政主張、中庸之道等等觀念，在人們的思想領域里扎下根來，形成具有特色的共同心理素質。統一的文化思想和共同心理素質中的精華部分，則是民族凝聚力的‘添加劑’”。此外，科舉制度有效地籠絡了知識分子，削弱了不穩定因素，侯紹文稱之為“消納作用”。即通過考試，對不甘雌伏之士“加以安頓，則可使梟桀之徒，無向隅之嘆”。侯引胡適之言：“削內患，安反側，派一考官，可以勝過十萬兵甲。”清乾隆時權臣鄂爾泰也早有此言：“非不知八股為無用，而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于此。”(《滿清稗史》)侯紹文認為考試制在中國政治上之貢獻還表現在“為文化之交流與文字之統一”方面。

②科舉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首先，體現在保持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主體地位這個重要方面，科舉制通過確定儒家經義作為考試內容，使得自漢代以后儒家的正統地位得以強化。其次，鄧嗣禹認為科舉制是“普及文化為民族同化之工具”。再次，科舉制對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和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科舉制對唐代傳注經學、宋明理學、乾嘉漢學等學術思想有一定推動和傳播作用，另方面科舉制對學術思想發展的消極因素更大，“尤其是科舉與理學的結合，構成對思想文化的鉗制、壟斷，阻礙了中國吸收引進外來文化，以實行自己的內部更新。以致造成喪失了文化視野及進取精神”(劉虹：《中國選士制度史》)。鄧嗣禹認為，科舉制“桎梏人心為物質文明之障礙”，他特別轉引梁啟超之言：“學術界最大的障礙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學問，都不相容。而科學為尤甚。清初襲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誤認為一種良好制度，總之，當時功名富貴，皆出于此途，有誰肯拋棄這種捷徑，學些艱辛迂遠的科學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科舉考試重經義、文辭，而輕自然、斥技藝，導致了中國近代科技的落后，乃至經濟的遲滯不前。”(劉虹：《中國選士制度史》)此外，科舉制對教育起了既促進又桎梏的雙重作用。

③科舉制誕生之始，便與士林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在潛移默化中模塑了士階層的價值取向、文化心態及性格特征。首先，應肯定，“科舉制造就了士階層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和認真勤奮的治學精神”(劉虹：《中國選士制度史》)。侯紹文稱考試制對士林有“激勵作用”，考試使士林奮進。其次，科舉制造成了士林階層知識結構的凝固化、陳舊，遮蔽了其知識視野。鄭觀應《盛世危言·考試》言：“中國文士，專尚制藝，即本國之風土人情，兵刑錢谷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再次，科舉制束縛了士林的個性、創造力，造成士階層人格的萎縮。科舉取士劃一的衡量和錄用標準，造就了千千萬萬沒有個性特征的“考試癖”，如王定保在《唐摭言》所說：“其負倜儻之材，變通之術，蘇、張之辯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貢之籌劃，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皆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于若。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無所恨。”科舉制使士子的人格、才能結構趨于嚴格的規范化。

④從考試學的角度上看，八股取士當為中國最早實行的標準化考試。因為“八股考試有著統一的考試大綱，即《四書》，它規定了考試的范圍，內容”。“八股文式規定了考試的方式、題型，要求以程朱注為標準答案”。“其考試命題標準化，考題均依照《四書》而擬，題目均系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門弟子的話”。“從童試乃至殿試的實施過程，對每個參試者來說既統一又規范，有明確無誤的考試時間，有嚴格的監巡制度，有統一的考試進程。貢院有嚴格的彌封、謄錄、對讀制度以及滴水不漏的內、外簾制。這一切使得八股取士，從命題到閱卷等各環節都盡量減少無關因素的影響，使考試成績更具有客觀性”( 《劉虹： 《中國選士制度史》)。

此外，侯紹文還認為中國科舉考試體現了民主精神，包括“合乎公開的精神”、“合乎普遍的精神”、“合乎平等的精神”、“合乎公平的精神”，它為西方公務員考試及標準化考試提供了借鑒。鄧嗣禹在《中國考試制度史》中專章論述了中國考試制度的西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