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學·譜牒學研究概況·譜牒價值的研究

本世紀二十年代，史學大師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寫道：“欲考族制組織法，欲考各時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齡、平均壽數，欲考父母兩系遺傳，欲考男女產生兩性比例，欲考出生率與死亡率比較……等等無數問題，恐除于族譜家譜外，更無他途可以得資料”，指出了族譜資料的重要性。之后，學術界更對譜牒的價值進行了具體的探討，除反映在一些綜述性和斷代研究的論著中外，還有許多專題論述。如潘光旦《家譜還有些什么意義》(《東方雜志》47卷13號，1947年)一文，闡明了家譜的四種意義：培養優生意識;增進個人對自己品行的認識;幫助人類遺傳的研究; 在史學中多確定一個專精的部門等。

在大陸，1979年崔建英發表《重視族譜的史料價值》(《圖書館學通訊》1979年2期)一文，呼吁重視族譜的史料價值。之后，這方面的研究漸多，王咨臣《家譜叢談》(《爭鳴》1982年1期)一文，指出可以利用家譜考察一姓一族世系遷徙的源流、人口的多寡和消長的情況、文化事業和人物的盛衰、民族史上重大的疑案等等。當年，廖文煜發表《從家譜中發現的新史料》 (《歷史知識》1982年5期)。艾秀柏《蘊藏豐富的資料寶庫——論族譜的史料價值》( 《圖書館學研究》[吉林] 1982年2、3期) 一文，分析出族譜可以補正史和方志的不足，輔助考訂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提供有關自然災害的資料，反映俚俗教育和家族教育狀況，以及有助于研究古籍的版刻、流傳等作用。喻享仁 《族譜的資料價值》(《四川史研究通訊》1983年1期)一文，總結了搜集族譜的三條注意事項和查閱族譜的七種方法。鄧紹興在《簡談家譜檔案及其收集》(《歷史檔案》1983年4期) 中肯定家譜是進行微觀歷史與考證史實的寶貴史料，是編史修志的可靠素材，是臺灣同胞、海外華僑尋根問祖的重要依據，是進行文藝創作的參考材料，并有助于開展國際交流。探討譜牒價值的文章還有韓大成 《族譜、家譜與史學研究的關系》(《光明日報》1984年4月11日)，胡文連《舊譜牒的史料價值》(《四川圖書館學報》1984年2期)，袁逸 《族譜的史料特點及其應用》 (《四川圖書館學報》1984年4期)，李正中《談家譜的文獻價值與整理》(《津圖學刊》1985年2期)，王志邦《家譜簡論》(《福建地方志通訊》1985年2期)，王文章、張峻亭《發掘祖國文化遺產，充分發揮家譜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 (《河北地方志通訊》1985年4期)，張希同《宗譜的歷史價值及其搜集方法》(《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86年1期)，謝巍《姓氏譜書的作用略說》 ( 《文獻》 1989年1期) 等。

近年來，有邢永川 《試論譜牒序跋的文獻價值——兼談中國譜學的若干問題》(《譜牒學研究》第3輯)，舉例說明譜牒序跋的文獻價值體現在是了解前人對譜牒理論某一方面認識的依據，是研究某一人物譜學思想的主要依據，是一朝譜學史研究的主要文獻依據，并指出了譜牒序跋在姓氏學、移民史研究等方面的學術參考價值。在1994年出版的《譜牒學研究》第4輯中，還載有潘世仁《家譜——內涵豐富的史籍》 一文。

另外，還發表了一些探討族譜與地方志關系的文章，如汪琴鶴《談談譜牒檔案與編史修志》(《安徽檔案》1985年3期)、余奎元《家(族)譜在編修方志中的價值與運用》(《福建地方志通訊》1985年4期)、孫定朝 《試論族譜研究與地方志研究的關系》(《貴州社會科學》1985年5期)、黃侃《試談家譜在編史修志中的作用》(《中國地方志通訊》1985年6期)、章鐵牛《族譜與方志》(《社會科學學報》1988年1期) 等。

臺灣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從以下論文題目中得到部分反映：杜學知《家譜的歷史及其效用》(《中國內政》3卷4期，1952年)、何兆欽《從譜系學觀點探討社會問題》(《宗親譜系學會年刊》69卷，1981年)、李士賢《從氏族文化談族譜資料的利用價值》(《中原文獻》15卷1期，1983年)、阮昌銳《中國族譜的社會功能》(第一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尹章義《族譜群效用與族譜之史料價值——以臺灣發展史之研究為例》(同上)、柳立言《族譜在學術研究上的功用與限制》 (第四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1989年)、黃典權《族譜在南明臺灣歷史研究上的功能》 (同上)。